区计划调节特别是指令性计划调节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市场比重则大大提高了。
从总体上讲，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是在有利于促进经济总量增大（迅速“做大蛋糕”）和总体经济效益提高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与传统的地区发展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形式上可以缩小、甚至消除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但这种平衡实际上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发展为代价的，并且以扭曲的方式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就此而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安排是一种非常务实、有远见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
从实际操作过程来看，企业改革是伴随着价格改革同行的。因此，在企业改革方面获得“先行”权利的地区，在价格改革方面也获得了某种优先权。显然，在长期短缺的“卖方市场”条件下，获得优先改革价格的权利，事实上就是获得优先涨价的权利；而价格优先上涨的地区，事实上就获得了来自价格尚未发生变动之地区提供的价格补贴。质言之，由于计划价格往往要比市场价格低出很多，在产品事实上可以在区域间流传的条件下，资源型产业为主的其他内陆地区通过类似缴纳“资源税”的方式隐形贴补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另外，在改革之初，我国除了商品短缺外，上游和下游产业在各省、地、市的分布也很不均衡。“东三省重工业比重高”、“山西煤多”、“中部地区三线企业多”等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常识。这种产业布局在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过程中，
使原先重工业、基础产业以及资源性产业大省曾经拥有的优势大打折扣，从消费品开始的价格改革则使其蒙受了巨大的“剪刀差”利益损失。而率先开放的地区则以自己的终端产品在国内市场上攫取暴利，且先行建立起市场经营体制，进一步确立了在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竞争优势（刘建军等，2004）。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优惠政策、“先富起来”政策与渐进式改革之间，都存在必然联系。由于优惠政策分布不均，渐进式改革策略才可操作。在全局利益的总目标下，牺牲局部利益是必然的。应当说，这种局部率先推进的改革策略，客观上产生了拉大了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效果。
2、东部沿海地区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的先发优势
从理论上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东部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将逐步削弱，而其他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将逐步显化，其发展机会将逐渐增多。
但是，上述论断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全国无差别地形成的制度前提之上的，而这一前提在目前的中国并不具备：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尚未最终完成，在这一特定的转型阶段，东部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已得到充分发挥，而其他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尚不具备发挥作用的充要条件，从而使其面临的发展机会再次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
从本质上说，市场力量的作用是趋向于不平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米尔达尔（Cunnar Mydal）曾对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进行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如果听凭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那么，工业、商业、银行、保险、航运等经济活动都能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收益，并且，科学、艺术、文学、教育等将麋集在某些地点和地区，从而使得该国其他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处于死水一潭的落后状态之下。 米尔达尔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其经济发展的“扩展效应”和“回荡效应”理论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论认为，如果某一地方在初始阶段就获得了一种竞争优势，从动态过程来看，其后的发展机会本身还具有某种“乘数效应”，即存在所谓“机会创造机会”的惯性过程。在一个动态社会过程中，社会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某一类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类社会因素的变化，后者反过来又会加强前一类因素的变化，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启动的那个变化的方向发展。所以，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衡或趋于均衡，而是按照循环的方式运动，而且，这种循环并非简单地循环流转，而是以积累的方式在运动着，是“循环积累因果联系” 。米尔达尔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当前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这样看来，在体制变革初始阶段产生的我国地区之间发展机会的非均等性，还会进一步产生循环积累扩散效应，从而使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而其他内陆地区的发展机会则相对减少。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产生的是聚集效应：它们在大量吸引内陆地区的人才、资金、资源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反转来对内陆地区产生明显的“扩散效应”。这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虽已得到迅速发展，但尚未进入成熟发展期，其产生扩散效应还有待时日。另外，由于开放政策的大力推行，并基于比较优势，东部沿海地区更多形成的是外向型大循环的增长格局，从而使得内向型梯度转移的“涓流效应”微乎其微，相反，“虹吸效应”却很明显并呈扩大趋势——在市场和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已形成若干规模巨大的经济中心，而其他地区只能屈就于成为它们的经济外围地区。 由于国家采取了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导致东部沿海地区取得了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而这种优势一经形成，便具有自我强化和完善的趋势，我国区域经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呈现非均衡性便是不可避免的（刘建军等，2004）。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投资拉动的差别表现得十分明显，那么，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活动方式、要素配置、产业选择等很多方面优先采用了市场机制，则使得它们获得了更为优良的促进发展的制度基础。比如，率先设立经济特区与开放城市、率先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率先对引进外资实施优惠政策等等，都使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优势长期得以保持。 这种优势在市场主导的资金流动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市场及多样化金融工具快速发展，
并为资金跨地区流动不断开辟新的渠道。由于要素天生具有牟利趋向，大量的内陆地区的资金便通过银行拆借、横向投资和股票债券交易等多种形式流向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流向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并导致这些地区的投资活动迅速高涨。此外，东、西部外资优惠政策和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别也对资本投向发挥着重要影响。很显然，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洼地效应”。应该说，在宏观层面上，这种市场化的资金流动改善了资本的配置效率，从总体上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这种积极的结果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但同时也应承认，正是资金流动市场化的逐步深入，使得内陆地区资金短缺的固有缺陷更显严重了。
简言之，东部地区从先行改革中获得的制度优势和增长效应是巨大且持久的，尽管中央政府从90年代中期以来在资金和政策层面上加大了对内陆地区的多方面支持，并先后启动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的国家战略，但是，较之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机制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它们的发展劣势依然是明显的。
3、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先发优势和累积效应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全方位展开，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减少或取消，国家在东、西部预算投资中的份额差距开始缩小。但是，沿海地区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增长优势并没有因国家投资与体制差异的缩小而减弱，地区间经济差距反比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