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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茂的脸谱变来变去，丑态百出，起到强烈的讽刺效果。涓生的“觉醒”过程伴随着对子君的贬低和嫌弃：“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在休弃子君之前，就看见《自由之友》上自己的小品文都登出了，知道“生活的路还很多”但还是以“现在这样也还是不行的”为借口，将子君弃于死地。而子君在同样的打击面前对丈夫“却温和得多了”，并在离开涓生的时“将生活材料的全副，郑重地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 涓生赖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为了“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以为这样便会有新生面的到来，自己走得是开拓之路，但结果是“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最后只能“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而走向退缩妥协之路。 《玩偶之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对于努力挣脱传统家庭束缚的男性，还是对于试图从家庭及其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从属地位中独立出来的中国女性，娜拉都是一个解放的象征。鲁迅发展并超越易卜生之所在：他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指出走后的娜拉可能面临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从而得出妇女只有获得了与男子相等的经济权和社会势力才能真正的解放的结论，为梦醒后无路可走的青年指出了一条需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的道路。《伤逝》也被众多研究者认为形象地展示了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决定作用，也是对一味乐观于娜拉潇洒出走者的当头棒喝。《玩偶之家》和《伤逝》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不仅证实了易卜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也说明鲁迅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中个性解放思潮作了深刻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后的彷徨。两部作品都是刻画人物身陷困境后复杂心理活动的现代作品，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都没有作出解答，从而留下广阔的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