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心目中的喇嘛教(下)(2)

2019-01-03 16:24

魔鬼行为的影响)。感谢萨缪尔·格鲁普博士向我提供这部文献及其译文。

与喇嘛教的这个蒙古语词源相反的可能的证据,实际上是斯齐米德(I。J。Schmidt)提出的,他也在卡尔梅克人中研究过,他在1836年推论:这个术语是欧洲人的一个杜撰。见斯齐米德:Ueber Lamaismus und die Bedeutungslosikeit dieses Nahmens,《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通报》,第1卷第1号,1836年第11期。他的陈述将在下面翻译。 21 见简·皮埃尔·阿贝尔·莱姆萨德(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亚洲文集或评论和纪念文选》(Melanges Asiatiques ou Choix de Morceaux Critiques et de Memoires),巴黎:顿德-杜普赫父子东方学图书馆(Librairei Orientale de Dondey-Dupre Pere et Fils),第1卷第134页注1。他在这篇文章中说(第139页),“喇嘛”一词意为藏文中的“僧人”(pretre)。斯文·赫定将“喇嘛教”一词窜改为、插入莱姆萨德(Abel Remusat)的文献中。他翻译成“与喇嘛教联系的第一批传教士”,然而,莱姆萨德的法文文献(第131页)写的是“人们所熟悉的第一批传教士”,并简要地提到“这种宗教”。见斯文·赫定:《穿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的冒险和发现》,伦敦:麦克米伦,1913年,第3卷,第325页。

1795年,弗尔曼(C。D。Hullmann)出版了《喇嘛教历史评论文集》(Historisch-kritische Abhandlung uber die Lamaische Religion),柏林,1795年。

《新版大学辞典(韦伯斯特第九版)》将1817年(没有参考文献)引证为“喇嘛教”第一次出现在英文中的年代。这显然是错误的;正如在注20中所指明的,该词出现在1788年特鲁斯勒的《适宜居住的世界描述》中。随后,瓦德尔也搞措了,他在1915年写道,这个术语好象是在科本1895年的《喇嘛教等级制度、僧侣统治制度与寺庙》中第一次使用。在同一篇文章中,与他于1895年出版的《西藏佛教或喇嘛教》(下面将论述)形成对照,瓦德尔说,“喇嘛教”一词是“在许多方面都误导的、不恰当的和不合意的”,并且“正在失去用途”。见瓦德尔:“喇嘛教”,载《宗教和伦理百科全书》,詹姆斯·哈斯丁斯编,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勒之子,1915年,第7卷,第784页。

22 威廉·莫尔克罗夫特和乔治·特勒贝克:《在印度斯坦和旁遮普、拉达克和克什米尔、比萨瓦、喀布尔、贡都兹和波卡拉的喜马拉雅山各邦旅行》,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编辑和出版,伦敦:约翰·莫莱,1841年,第1卷,第346页。

莫尔克罗夫特1825年在突厥斯坦死于热病,他的论文最后成为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财富。这些文章直到1841年才被出版,由牛津梵文学家威尔逊编辑和整理。其中提到,“喇嘛教”这个术语可能没有被莫尔克罗夫特使用过,而是由威尔逊引进的。在威尔逊的任务中,威尔逊写道:“实际上,我几乎不得不全部重写,因此,必须对它的构成的大部分承担责任”(莫尔克罗夫特和特莱贝克,第liii页)。而且,莫尔克罗夫特还报告,他的所有关于拉达克宗教的信息材料,都

是从乔玛那里得到的(第339页)。在乔玛关于西藏文献和宗教的广泛论述中,他只谈到佛教并且没有使用过喇嘛教这个术语。 也许试图研究“喇嘛”的词源的第一个欧洲人,是耶稣会士弗莱尔(Emanoel Freyre),他随同德斯得里经过艰辛的旅行,于1716年3月18日到达拉萨,1个月后他单独一人返回印度;因为他不适应那里的气候。他在旅行报告中写道:“到处都听见讲?喇嘛?,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愿意说一些它们的名称、服饰、寺庙、诵经祈祷和上师的词源。在Botian[藏文]中,?Lamo?意为?道路?;来源于?喇嘛?――?他显示了这条道路?。”这里,弗莱尔错误地试图阐明喇嘛来源于意为“道路”的藏文lam。见菲力普编:《西藏纪行――比斯托亚的德斯得里游记》,伦敦:乔治·罗特勒格之子,1937年,第356页。 23黑格尔:《历史哲学》,斯布雷翻译,纽约:多弗尔,1956年,第170页。

24 维克多·雅克蒙:《印度来函,1829-1832年》,C。A。菲力普翻译,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6年,第324页。关于他对乔玛和他的作品,又见第112-113页。

25 斯齐米德:“Ueber Lamaismus und die Bedeutungslosigkeit dies Nahmens”,《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科学通报》,第1卷第11期,1836年:第2业。在此,我感谢法索特教授对这一节的翻译。 26这段译文引自亨利和鲁巴克:《佛教与西方的冲突》,巴黎:阿比尔,1952年,第45页。关于相似性的一个更早的考察,见鲁布

拉克的评论,他于1253-1255年间访问了Mongke的宫廷: 所有的僧人都剃光头,并且都穿着有色的袈裟,他们从他们剃头的时间观察禁欲,他们以一百或两百人的群体居住生活……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他们的手中都拿着一串一百颗或两百颗的念珠,和我们的念珠一样,并且他们总是重复这些词,on mani baccam,意思是?神,您无所不知?,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人向我解释的,而且他们盼望从神那里得到许多报偿要像他们在念诵这些(咒语)时所记住的神一样多。 见柔克义:《鲁布拉克到世界东方旅行记,1253-1255年,由他本人陈述》,伦敦:哈克鲁特协会,1990年,第153-154页。除了是注意到曼陀罗om mani padme hum(六字真言)存在的第一位西方人之外,威廉可能还是见到一位化身喇嘛(活佛)的第一人:“那里有从中国带来一个男孩,从他的身高来看,他不超过12岁,但是他能够进行一切形式的推理,并且,他说他已经转世了3次;他知道怎样阅读和写作。”见柔克义,第232页;又见鲁斯布洛克,第232页,在该书中,将这个男孩的年龄说成是3岁。

曾经于1318-1330年在蒙古族地区旅行的传教士奥多里克(Odoric),在提及西藏的首府时写道:“他们的Abassi,也就是他们的?教皇?,是定居的,作为全体偶像崇拜者的首领和王子,效仿他向他捐赠和布施礼物,甚至像我们的罗马教皇一样把他自己说成是一切基督教徒的领袖。”引自克里斯托夫·达逊:《到亚洲传教》,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4页。这种将达赖喇嘛描述

成“教皇”和“主教”的方式延续至今。帕尔将他称为“喇嘛教会的大主教”,并且指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了蒙古的第一个?大主教的教区?”。见帕尔和陈(Tseng),第12页。

27 见斯文·赫定:《穿越喜马拉雅山,在西藏的冒险和发现》,伦敦:麦克米伦,1913年,第3卷,第308页。

28 见托玛斯·阿斯特勒:《新版旅行和游记选集》1747年;再版,伦敦:弗兰克卡斯和公司,1968年,第4卷,第459业。 29 古伯察和秦神父:《鞑靼、西藏和中国旅行记,1844-1846年》,威廉·哈兹里特翻译,2卷本,第1卷,纽约:多弗尔,1987年,第2卷,第50页。

30 古伯察和秦神父,第2卷,第52页。马克斯·穆勒注意到,“新来的住持古伯察指出了佛教与具有如此?质朴的?罗马天主教仪式之间的相似性,令他惊奇的是,他发现令人高兴的《西藏游记》置于?索引?中。”见穆勒的《来自一个德国研究会的琐碎小事――宗教学论集》,1896年;再版,芝加哥,加尼福利亚:学者出版社,1985年,第187页。但是,关于基督教影响的怀疑论,在古伯察发表他的理论之后不久就表现出来。1836年,在埃米尔·斯齐拉金特威特(Emil Schlagintweit)的《以文献和宗教崇拜说明西藏的佛教――对在它之前的印度佛教系统的阐释》中,他写道:“我们还不能解决佛教究竟从基督教中借鉴了多少东西这样的问题;但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列举的佛教仪式,大体上能够追溯到佛教特有的制度,或者是在宗喀巴之后兴起的。”见该书的再版第70页,1968年由古普塔(Susil Gu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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