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游越大，但是目前甚至出现“上游是大管子，往下游却是小管子”的怪事，比如沈阳，“一根小管子不够用了，只好接上两根小管子”。
在排水设施的养护、管理方面同样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现在没有一个城市不欠它(排水系统)钱的。”按照国家规定，每一公里管道每年都有相应的养护资金，但是目前这些钱都没足额到位。排水管道的养护部门，并不是一个能自负盈亏的企业，不具备经营能力，只能“给多少钱做多少事”。
此外，我国排水系统没有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管理，系统的协调能力很差。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台北市，城市排水系统的数据是共享的，一旦出现问题，各部门能迅速形成联动机制。“台北市的城市排水计算机管理系统非常详细，连哪个门洞里头哪家没交钱都能知道。数据不公开是制约相关研究和工程推进的重要因素，我们现在不从全局谋划，就难以解决问题，现在这个系统是不健康的。” 【对策措施】
目前，国外已有很多关于城市排涝系统的先例可供参考。美国芝加哥有一条与其摩天大楼一样富有魅力的下水道系统，花了30年时间才完成第一期工程：在排水系统下面，建成了一条长175公里，深30米，最大直径10多米的隧洞。英国伦敦则是在供水管道下50多米深处修建了一圈大水库；新加坡的排水管道在地铁下三四十米，日本也修建了地下蓄水设施。各个发达国家都在“深挖洞”，开发深层空间，确保基础设施足够结实，这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风行世界的今天，“可持续的城市排水系统”应运而生，它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恢复或模拟自然渗透系统，尽量少用沥青等不利渗水的材料。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伦敦下水道的管理也上了一个台阶。现在，泰晤士河水管局的网站上实时发布下水道维修、渗透报告和计划中的下水道工程。市民只要输入所在社区或卫星城的邮政编码，就可查出所在区域下水道的各种信息。
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小说《悲惨世界》里写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没有城市基础设施，就没有城市的健康发展，排水管道是城市的生命线之一。如今，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我们的城市才能摆脱内涝的阴影？我国城市形成内涝的关键因素，是缺乏一个城市排涝标准。城市内涝要从根本上解决，首先要制定一个内涝灾害的标准，然后再用相关的工程措施，去实现排涝目标。
2012年公考申论热点：公务员殴打父母
案
硕士公务员殴打父母 高学历者道德水平亮红灯
【背景链接】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今年，一则公务员殴打父母的新闻在社会吵得沸沸扬扬。这名殴打父亲的儿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深圳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职员。对于记者“为何要打父亲”的提问，廖某以“家庭矛盾”四个字回应，并称“你们还要管啥，(我和父母)反正都这样了，无所谓了”。虽然此事到底有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内情不得而知，或者其中有如廖某朋友所言，农村的父母很容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辛辛苦苦把儿子培养成人，儿子应该回报父母，而妻子责怪家穷，夹在中间的廖某忍耐很久最后才出现这样的事件。但是，这又岂能成为殴打父母的理由？ 【标准表述】 ［原因分析］
廖某来自农村，是家里三个孩子中唯一的男丁，学习很好，家里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很少要他干农活，他大学的学费就是靠着姐姐打工挣的。在同事眼里，他是个很上进、勤奋，沟通能力很强的好青年，可是他却多次殴打父母。廖某认为，这是因为他和来自农村的父母沟通不畅，长期发生冲突。
一个在别人眼里很有耐心，能够和同事沟通很好的人，却没法和自己的父母沟通，直到拳脚相加。廖某认为，这是因为父母和别人不同，“我想吃个糖父母不给，我可能就会哭；但是我想找同事要个东西，对方不给我也不会有什么别的行为。”
所以，有心理专家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廖某的压力太大，最亲的人成为了他发泄负面情绪的出口。廖某是一个成年人，无论如何，不能正确地处理自己的压力和困境，以殴打父母的方法来发泄怨气都是为人不齿的。但是，单单道德谴责意义很小。现代的临床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一个成年人的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童年关系模式的再现。最终展现在一个成年人身上冷酷的恶毒，可以回溯到他的童年关系，而且多数可以回溯到他与父母的关系。尽管廖某儿时的信息很少，不过，从家里唯一“继承香火”的男丁、“姐姐打工供他读大学”等细节都可以看到家庭对他成长的影响。
廖某身上的问题也越来越普遍，只是他比较极端罢了。去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清研咨询，对312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9.6%的人坦言与父母有矛盾，其中59.7%
的人和父母“存在代沟”，8.9%的人经常和父母发生冲突，1.0%的人和父母“无法沟通，水火不容”。仅28.2%的人和父母关系“很融洽”。在一个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的调查中，中国高中生和父母的关系也是最不好的。近两年，一个“父母皆祸害”的讨论组得到了很大响应。 [对策措施]
有一个著名的“恒河猴社会剥夺实验”。知名心理学家哈罗把刚出生的小猴和母猴分离，拿绑有奶瓶用铁丝制成的“铁丝妈妈”和用布片制成的“布片妈妈”来代替真正的猴妈妈养育小猴。结果发现，这些被模拟妈妈抚养长大的猴子与其它处于正常环境下长大的猴子相比，显示出许多异常的行为方式。有的性格易怒，有的则孤僻，害怕与人交往。猴子身上的事情在人类身上同样会发生，心理学家鲍尔比等人的研究都证实了这个问题。心理学研究认为，亲子关系对儿童的社会化、认知能力、人格发展、人际关系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而事实上，中国最多的就是沿袭“孝道”的“权威型父母”，总是把自己的观点、想法一味灌输给孩子，要求孩子服从。心理学研究认为，这样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了主见，不能独立去应付困难，产生了依赖性和自卑感，甚至做出一些出格之事。中国还有一类父母，或者说父母的父母，习惯性对孩子纵容、溺爱，这样的孩子容易蛮不讲理，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 所以，要让孩子有基本的人性，有基本的公民素养，最为需要的是父母的平等的、富有爱心的教育 。父母不把孩子视作自己的私产，不在爱的名义下去伤害，这样，孩子的人格才是独立的、完整的。
不久前廖某的母校北大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推荐生标准中，明确将“不孝敬父母”列为“不得推荐”的第一条。虽然这被认为“看上去很美”，而实操有很大的难度，甚至有父母为孩子获得推荐机会而护短之忧，但是，北大意识到德育要以孝敬父母为先，将不孝者拒之门外，即便有点“复古”味道，依然值得支持。而更值得期待的是，将“孝道”作为人的道德观教育的重要成分，进入更多大学的课堂。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公务员队伍的教育与考核也有必要进行反省。眼下，公务员的招录几乎以技能考试为唯一的准入条件，对于“德”的考评虽然已经表现出特别重视，却缺乏严格科学的鉴别机制。公务员上岗之后，培训与考核也集中于业务，“德”方面也仅仅盯住是否廉洁上。对于公务员的社会公德、家庭道德伦理培育基本没有涉及，家庭暴力通常更是被认为是“家庭私事”，这无疑使公务员不将家庭暴力当一回事。廖某在同事眼里“颇有才华、为人低调”，曝出殴打父母的事只是“非常诧异，不敢相信”，这一点也不奇怪。
诚然，公务员殴打父母已涉及法律的问题，但最基本的家庭道德伦理缺失给我们提出了警示。廖某“已经认错”，但愿公务员们都能知道其中的错。而且，警示我们的大学以及政府部门对人的道德教育能够重视、加强。
2012年公考申论热点：弱者当拾起反抗
的勇气
唤醒尊严 弱者不应再做沉默的羔羊
【背景链接】
10月22日，深圳发生联防队员私闯民宅强奸女性恶性案件，而受辱女子的丈夫却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时间长达一个小时。事后丈夫才拨打了110报警，受辱女人哭着责骂丈夫“不是男人”！弱者面对强暴为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标准表述】 [原因分析]
据杨武介绍，他和杨喜利是临泉老乡，小学一年级同学，王娟也是同一个镇上的老乡。1994年，年仅14岁的杨武只身来到深圳，开始做过苦工，也捡过废品，这期间，经常被人欺辱。性格的孤僻和过于老实让杨武在年少的时候吃过许多苦头，直到几年前，杨武学了维修电器的手艺，生活才慢慢好转。杨喜利经常到杨武店里喝酒，借钱，不给就打砸店面，殴打杨武和其妻。
很显然，杨武就是常说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弱势群体饱尝生活艰辛，他们在城市里受尽了轻贱和白眼。对他们来说，逆来顺受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能是一种宿命。不要怪他们窝囊，面对伤害，他们已经习惯了卑微地活着，与世无争；面对坏人，他们早就学会了退缩与忍让。这样的人，构成了社会上沉默的大多数。
在前不久《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在积极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陷入一种矛盾困扰。那就是，极度“渴望融入又备感歧视”。实际上，外来户要学会忍受恐怕是杨武真实的写照，“杨武为防被敲诈而安装在家中的摄像头”、“杨武家所在社区治安办负责人说，经常有些小混混和烂仔来敲诈他，找他要钱，甚至殴打他，他都是默默忍受着”；杨武自己也承认“刚开始以为他像往常一样，打砸一番，将妻子打一顿，他就会自行离开的”。
而实际上，这种习惯一再忍让的心理到最后，都已成为不问情由的麻木。对外来户受欺负形态的默认，势必导致他们在遇到侵害时，忽略了向社会和政府寻求帮助。在《半月谈》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受损的调查中，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仅有11.1%。这么低的数字和“最窝囊男人”的写照不正相互映衬吗？ [对策措施]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正是因为深感国民灵魂长期的禁锢，才是国家问题的根本，因而他极力主张培养国民的自主思想，人格意识。他认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就是说只有每个社会成员摆脱了“奴性”，具备了“人各有己”的自主精神，才能形成整个社会觉醒。这种见解看到了国民的个性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前提，看到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而龙应台有篇文章叫作《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文中列举了现实中种种怪现象和国人得过且过的劣根，当年曾轰动一时。不过，若干年过去了，依然是一片心平气和，仍然在一团和气中窝囊而艰难地适应环境。为什么中国人“气度”这么大，不容易生气、不敢生气呢？估计一是见怪不怪，见得多了就适应了；二是感到一介草民生气也起不到作用，那些丑陋的现象不会因为老百姓的生气而减少，“牢骚太盛防肠断”，还不如修身养性多活两年呢。就在这种你也不说、我也不说，你也不生气、我也不生气的氛围里，许多的问题和不良社会现象得以存活和延续，最终损害的还是自己。
很多人都在指责联防队员的嚣张正是源于公权力的不受限制，的确，把权力关进笼子已经是长期的主题，而实现这个目标也是刻不容缓。“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开篇之语为人熟知。1835年，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参观美国后，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所有美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新鲜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平等给我带来更大的冲击力了……”世界是平的。一些国家的官员寒酸简朴，甚至连总统在民众面前，权力都非常有限，那种被约束与制衡的状态，让我们一些人觉得有点窝囊。然而，一个不争事实是，有时让权力窝囊一些，民众尊严反而会多一些。
但是，即便是将权力关进笼子，这类案件未必就会减少，因为它并非是由于公权力的存在才出现的，而面对同样强势、同样流氓的地痞恶霸，杨武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一个男人在流氓地痞面前很窝囊，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男人在权力与制度面前很窝囊。这种窝囊，恰是尊严与权利长期被剥夺的结果。杨武躲在两米外不敢做声，是一种社会难以承受之重。他的窝囊姿态，更应该成为一柄尺子，丈量出来我们离窝囊有多远。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最多只是比杨武多了一点血性，如果不愿为这种血性支付代价，即便是很体面的男人，有时离窝囊的距离，也不过只有几米。
仔细想来，如果社会给了杨武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信心，他会在如此大辱面前忍气吞声吗？如何让弱势者不再弱势、窝囊者不再窝囊，人人获得平等和尊严，正是公平公正的社会要努力的方向。
没有公平正义的阳光，大多数人都难免窝囊。公平正义从哪里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能等待恩赐，只能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窝囊，都勇敢地站出来争取。你也不说、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