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与中苏在斯大林问题
上的分歧
左凤荣
［摘 要］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主要是苏联社会的要求，也得到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赫鲁晓夫反对的主要是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继承了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体制模式。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和批评斯大林的错误起初基本是支持的，后来随着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对赫鲁晓夫的否定，毛泽东成了斯大林的坚定辩护者，实际上对斯大林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中苏之间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这个核心问题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运的分裂，也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关键词］赫鲁晓夫；毛泽东；斯大林问题；个人崇拜
斯大林问题是中苏大论战的核心问题，实际上也是如何认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问题，对斯大林及其体制的不同看法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打破了对斯大林的神话，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曾支持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评，认为这有助于解放思想，并吸取苏联的教训，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主张与看法。后来随着毛泽东的思想日益“左”倾，中苏两党分歧加深，毛泽东在极力维护斯大林的同时，照搬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沿袭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把斯大林在苏联所犯的错误以放大的形式在中国又重犯了一遍，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们本应该认真总结对待斯大林问题的经验教训，但至今仍有人坚持认为“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仍把《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奉为经典。[1]因此，
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弄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和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后果。
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势所必然
斯大林撒手人寰时给后人留下的是一个经济、政治、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国家。战后民众迫切希望改革，走出国门的苏军将士所看到的西方并非像苏联所宣传那样糟糕，那里民众的生活比苏联人富裕，人们认为苏联与西方大国的战时同盟关系也有利于苏联进行改革。但是，斯大林并不想改革，他认为战争的胜利证明苏联的制度是最佳模式，无需改革，并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效仿。与此同时，在苏联国内又开始重复 30年代的做法，强化对工农业的集中管理，搞新一轮大清洗和思想整肃运动，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广的国家还面临着粮食危机，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宣布粮食问题解决了，实际并非如此，1952年入库谷物9220 万吨，比战前( 9560万吨) 还少。[2]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仍未达到 1913年的水平。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仍然保持着陷入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冷战愈演愈烈。在这一背景下，无论谁上台，都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斯大林，不打破对斯大林的神话，苏联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和摆脱危机。
苏联当时面临的最现实和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大清洗受害者的问题。苏联检查机关收到犯人及其家属的无数封请求信，要求为无辜者平反，但这一工作进展缓慢，1955年被释放者还不到 1 万人。审讯贝利亚及其亲信，为“医生谋杀案”、“列宁格勒案件”及一些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传到集中营，大量的政治犯要求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了武装暴动。被迫害者及其家属要求恢复名誉的呼声、全国人民对大清洗的谴责、全体党员要求恢复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要求，
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促使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冲击，这是赫鲁晓夫挺身而出反对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但党内有分歧，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主张沿着斯大林的路线走下去； 以赫鲁晓夫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派则希望改变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走改革之路，但赫鲁晓夫这一派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不占优势。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为改革扫除障碍，赫鲁晓夫也必须拿斯大林开刀。 1955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于 1956年2月14日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大会的筹备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向全党通报斯大林的问题，苏共党内展开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建议彻底调查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老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对此不热情，米高扬也不支持他，马林科夫更是反对，只有“年轻的”主席团成员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等人支持他。赫鲁晓夫本人也并非置身事外，他也没有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在大清洗的年代里，他先是做“京官”，后又担任乌克兰的第一把手，他的双手也沾染了鲜血，揭露斯大林，弄不好也会危及自身。但赫鲁晓夫义无反顾地要做这件事，他认为必须对代表们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关在监狱里? 现在对他们将如何处理? 在此，一个政治家的良心和道德感无疑起了作用。作为从平民中成长起来的领袖，赫鲁晓夫朴素善良的愿望、对广大受害者的同情，使他无法对此无动于衷。
在 1955年12月31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大规模平反的问题，根据速记记录，没有任何争论。全会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佩洛
夫( 主席) 和阿里斯托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审查 1937—1940年大镇压的资料。
1956年2月1日在苏联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审问了从监狱中找到的前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事务侦察处的副主任罗托夫后，苏共领导层感到震惊，那些令人发指的大镇压正是斯大林自己有计划进行的。阿里斯托夫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勇气说出真相吗?”赫鲁晓夫说：“在报告中也许还需要补充( 这些内容) 。”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则强调斯大林的功绩，莫洛托夫说：“但是，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的地位应该承认。”“在报告中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卡冈诺维奇说：“可以重新认识许多事，但 30年前斯大林就成了国家首脑。”伏罗希洛夫说：“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说：“我与伏罗希洛夫一致，应该恢复事实真相，事实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胜利了，当然有丑事，这也是事实。”布尔加宁说：“应该向党说出全部真相，斯大林代表他自己，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犯糊涂了，党的十七大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被他消灭了。不能同意说斯大林是伟大的继承者。”年轻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不仅对斯大林的大镇压表示震惊，还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表示怀疑，如萨布罗夫说：“如果相信这些事实，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 这是无法原谅的。”苏斯洛夫说：“最近几个月，我们知道了可怕的东西。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斯大林对德文斯基说：一个区剩 10—15 人就够了。”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也动用了一切残酷的手段。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圣的。”[3]从以上主席团成员的辩论中我们看到，他们都不反对说出斯大林时期的真相，但在揭露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
伏罗希洛夫强调苏联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其他人则对把斯大林当成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怀疑。
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大镇压时期，从 1937—1940年以反苏维埃活动罪共逮捕 1920635 人，其中 688503 人被枪决。赫鲁晓夫努力让大家相信，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向代表说明，不仅是大镇压，而且还有关于斯大林的作用等问题，应该有勇气讲清楚。他建议由波斯佩洛夫准备报告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时宣读，特别要对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特别是不诚实者之手——加以说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强调，不应该光说这些，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生活了 30年，进行了工业化，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成了一个伟大的党。布尔加宁建议以 1934年为界分成两个时期来评价斯大林，强调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斯大林。萨布罗夫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立场，他们试图在领袖的活动中找出肯定的方面，这并不像卡冈诺维奇说的那样是缺点，而是犯罪。针对莫洛托夫关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成为强国的说法，萨布罗夫提请注意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 战争初期的失利) 和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 与芬兰的冲突、谋求黑海海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 。最后，赫鲁晓夫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对于向代表大会说明大镇压的情况，没有分歧。谁作报告成了问题，赫鲁晓夫建议让波斯佩洛夫作，遭到大家的反对，如此重要的报告应该由第一书记作。
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次会议决定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在会上提出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闭会时作关于反对个人崇拜报告的建议。当天召开的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建议。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代表大会上作揭露斯大林错误报告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解决了，并没有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