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殊异传》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借鉴和创新
孙万基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朝鲜古代小说虽然起步很晚，但在中国古代小说的长期影响下得到了发展，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朝鲜王朝时期，则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这样说，朝鲜 古代小说，尤其朝鲜古代汉文小说是吸晚着中国古代小说的乳汁长大的。 朝鲜古代小说的滥觞——《新罗殊异传》正是朝鲜接受中国文化而产生的代 表作。《新罗殊异传》在接受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影响的过程中，不仅开启了朝鲜 志怪小说的先河，而且为以后朝鲜古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样式。本论文研 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中朝古代小说雏形的代表：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和《新罗殊异 传》关联的研究，探讨中朝古代小说交流的规律和特点，研究在不同国度，而社 会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两个国度小说的雏形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并对《新罗殊 异传》以及与中国志怪小说进行单个著作的比较研究，进一步阐释两国小说在形 式、内容及主题思想等方面上的内在联系，从而显现中韩两国文化的相互交流与 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中韩虽词处东亚汉字文化圈，但各自都有着鲜明 的文化传统特点，两者中展示出来的民族性较为强烈。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 对比中注重作品共性的同时，还进一步探讨作品的个性，深入挖掘两者所表现出 的特定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这对于促进两国古代小说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更加有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 对中朝两国文化价值功用的接受，有利于我们将中朝古代传承下的文学精华生生 不息的传承下去，同时让我们的文化瑰宝永德青春魅力。 1.2研究的现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朝鲜古代小说文学的研究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
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被人们所知晓，中国古代小说和朝鲜古代小说的研究幵 始了正式的发展，而且随着中韩两国关系的益密切，中韩两国学者对于中国古 代小说与朝鲜古代小说之间的关联研究也日益深入。受益于此，《新罗殊异传》 和中国汉魏六朝志怪的比较研究也得到了发展。例如：金宽雄教授的《中朝古代 小说比较研究》一书中第二篇就对此选题做了系统的研究；李时人、聂福生的《中 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渊源发展》（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李时人 《新罗人崔致远平生及其《双女坟记》的创作流传》（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闵宽东《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之传播》；谭红梅《朝鲜古代汉文小说雏形《新罗殊异传》中的女性形象》（载《辽东科学学院各学报——社会科学版》；李建国 《〈新罗殊异传〉考论》；这些主要是从整体上与中国古代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进 行个体研究的还有，如，《东亚汉文小说研究新突破》（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刘广铭《仙女红袋故事：原型与流变》（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高国藩《崔 致远《仙女红袋》与高淳招贤馆》（载南京史志）等等。
在韩国，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开始了对朝鲜古代汉文小说的研究，但是由于 政治原因一度被迫中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对朝鲜古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较 高的成就，例如：韩国文学研究中心编写的《朝鲜文学研究》，还有一些文史文
集中也设置专章来研究，如《统一新罗时代文学研究》等，到了二十一世纪，大 量的关于古代朝鲜小说的研究开始出现，出现了一些关于《新罗殊异传》选题的 论著，例如：延世大学编写的《新罗殊异传研究》等。虽然对《新罗殊异传》从 题材、主题、叙事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但是并没有与中国古代小说进行比 较研究，而一些论文刊物上也发表了许多的研究论文，但是多数研究并没有涉及 到与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志怪的研究领域。
总的看来这方面的研究尚待完善例如有一些研究文章的论述角度单一，浅
析较为简单，缺乏深入的探讨，因此这方面还有许多空白领域可以去深究和填补。 本论文在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探究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借 鉴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将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相结合，更好地审视中朝古代汉 文小说作品的内涵。 1.3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综合使用了考证法、比较法、细读文本的方法和文学 形象分析法等方法。对比研究《新罗殊异传》、《搜神记》、《三国遗事》、《三国史 记》等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系统的研读，提炼出与朝鲜古代小说有关的内容，并对 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阐释，使本论文的研究立足于原始文献资料，进而得出合理 的结论。同时，笔者通过阅读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 朝两国的古代文学，汉魏六朝志怪对朝鲜小说的雏形——《新罗殊异传》的影响 等相关问题进行关联研究并找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即，《新罗殊异传》在其民 族文化的作用下特有的思想和艺术特征，确立从中国志怪的题材、主题等角度出 发的研究视角进行具体研究。通篇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在叙述史实的同时阐述 笔者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整个研究过 程，并将其体现于整个行文之中。同时，本论文也着重对比了相同的故事情节、题 材、主题思想等在朝鲜半岛三国发展的不同情况进而明确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在 新罗文学的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影响作用。
第二章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在朝鲜的传播与途径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是直接继承神话传说的传统而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但它与神话传说有着明显的区别。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佛教、 道教等宗教迷信盛行以及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有关。其中的一些优秀 的篇章，或表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或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的坚贞，又积极的意 义。从形式上看，大都是丛残小语，作为“史之余”的志怪，和史书一样采用了 散文的形式。 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透露的信息来看，朝鲜三国的后期也曾出现过 不少的神怪故事和一些生动有趣的传说和民间故事。而这些传说和民间故事中留 有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影响痕迹。如《三国史记》中的《温达传》虽 被列入列传中，但它的结尾中“公主来抚棺，温达之灵才肯动‘”这个细节，显 然是受了《搜神记》卷十四“范巨卿、张元伯”这个故事的影响；百济的“望夫 石传说”与中国志怪中的“望夫石”、“望夫岗”、“望夫山”一类传说，其授受关 系更为明显。朝鲜三国时期的传说、民间故事与中国志怪小说，就主体、幻想情 节以幻想的形式而论存在很多的共同点。 2.1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在朝鲜传播的文献记载 2.1.1史料缺失的原因
新罗末高丽初，中朝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极为频繁，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 方面——中国典籍的东渐很盛行。《白氏长庆集序》中对新罗人的求书热做了较 为详细的描绘：“鸡林贾人，求书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 伪者，宰相辄辨别之。自编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兀積在此说的是白 居易的诗歌。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歌在公元年左右已传入新罗。非独白居 易诗歌如此，想必志怪等小说类书籍也大量传入了新罗，只是不像诗歌东渐那样 容易在文献中找到确凿的证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因为当时志怪 等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因而修史者和其他文人都很少记录此类事项。其二、朝 鲜在历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由于连年不断的内战和战乱，很多历史文献 都未能传留至今。 2.1.2最早的文字记载
《山海经》保存了许多文化传说，因而它是中国笔记小说的滥縮。《山海经》 传入朝鲜的确切年代因年代久远而难以查考，但可以在外国文献中找到旁证。日 本典籍《和汉三才图会》载：“晋太康五年（公元年285），应神十五秋八卯，百 济王阿直岐者，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可见，公元3世纪末 百济不仅拥有《山海经〉，而且还把它传播到日本。据此，我们可以推断，秦汉 之际的《穆天子传》、《燕丹子》、《吴越春秋》、《汉武帝内传》、《笑林》等笔记小 说想必都有可能在朝鲜三国时期也传入了朝鲜半岛。这方面的史料可以在新、旧 唐书中找到，下面举一例子：“下笔敏速，著述甚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 无贤下肖记诵其文??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使人朝必重金贝以 购其文，其才名远如此。”这是说武后时著名文人，张鷥的传奇小说《游仙窟》 于唐代时传入新罗、日本等国的盛况，《游仙窟》后来在朝鲜、中国皆失传，独 日本保留了它。
2.1.3传入时间的推论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许多新罗学子与中国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
常同中国文人学士作诗和唱，难道这些通晓中国古代文化的新罗学子能够对唐朝 社会中非常流行的传奇无动于衷吗？要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进行研究，必须得 拿出令人信服得第一手资料。这方面的资料虽然少，但并非完全没有。比如，《殊 异传》的代表性篇什《崔致远》引用了很多的中国典故，其中有不少的典故出自 中国志怪传奇中。例如：“阮肇刘晨是凡物，秦皇汉帝非仙骨”，诗句中的阮肇、 刘晨是出自刘义庆《幽明录（卷二十〉中得两个人物；“每希秦女能抛俗，有学 任姬爱媚人”中的秦女则是出自干宝《搜神记》（卷十六）《驱马都尉》中的女主 人公；“卢充逐猎，忽遇良烟”中的卢充是陶潜《搜身后记》（卷六）《崔少府》 中的主人公。足见《新罗殊异传》的作者们非常熟悉中国志怪、传奇，达到了用 典时可以信手拈来的程度。
2.2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在朝鲜传播的条件
汉魏六朝与朝鲜半岛诸国之间的交流十分频繁。自孙吴时起，迄隋灭陈止， 汉魏六朝始与朝鲜半岛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由确立走向发展，官方交流和民间来 往不断。交流的内容也相当的广泛，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尤其是佛 教的交流，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相互交往中，六朝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 多元文化等等源源不断地输出到朝鲜半岛国家，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汉魏六朝与朝鲜半岛国家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朝鲜半岛国家历史发 展的进程，缩短了差距，丰富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生活并为新罗在公元世纪 末成功地统一朝鲜半岛，结束长达7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新罗末高丽初期，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活跃。在这一过程中传入的中国志怪、传奇类作品对其叙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影响，
传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开始被认知品鉴。沿袭了六朝志怪及志怪创作经验的唐传 奇的传入，为朝鲜朝“传奇”的出现提供了决定性契机，并对之后传奇文学的发展 变化持续产生影响。事实上，这一时期像《崔致远》这样有着完整形态的传奇作 品之所以能够出现，与其说是赖于国内创作经验的积累，毋宁说是借鉴了唐传奇 业己成型的创作技巧。总之，唐传奇这一外来文学样式从落地生根，到发芽壮大， 历经坎坷，几番浮沉，努力汲取精粹，含英咀华，化为己用。这种摸索和创作的 过程遭遇数次历史激变而依然傲立不屈，一直持续到朝鲜朝初期。
关于中国志怪和传奇传入韩国的历史记载虽然不多，但从仅有的史料可以确 认，当时新罗、高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相当活跃。大批渡唐留学生和留学僧远走 他国，负笼求学，通过和唐代文人的接触交流，积极瑞摩他们的文学，通过现存 的史料可以推测，这时期传入朝鲜半岛的作品应该不在少数。现在已经确认的最 早时期的作品是《山海经》。史料记载，公元284年，百济王遣使者贡《山海经》、 《周易》、《论语》、《孝经》等书籍到日本，这说明，至少在这之前，这些书籍就 已经传入朝鲜半岛。众所周知，《山海经》是中国神话传说的集大成，作为中国 古代叙事文学的精粹，书中记载的那些“有着奇异想象力的”丰富内容成为志怪类 作品的主要素材，这对韩国的神话传说和传奇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当时的 状况推测，新罗时代以来，应该有大量志怪作品集被传入，可惜的是，有明确记 载的文献资料付之阙如，只在《高丽史世家》卷10宣祖八年（1091年）的记载中 说，《搜神记》、《说苑》、《高士传》已经传入。从这一史实推测，当时流行的《西 京杂记》、《博物志》、《搜神后记》等书籍同时传入的可能性很高。特别是《增补 文献备考》卷242中说，“宣和间（1119一1125年），有奉使高丽者，其国异书甚 富，自先秦以后，晋、唐、隋、梁之书皆有之，不知几千家、几千集”。由此可 见，高丽前期中国的“异书”在朝鲜半岛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另一方面，《唐书》中有记载说，唐武后时期，《游仙窟》的作者张鷥的文章 被来自新罗、日本的使臣以重价争相购买。这个记载说明早在世纪末左右，唐 代传奇作品就已经流传到周边国家，成为当地文人的重要读物。韩国传奇作品中， 受唐代传奇影响的作品不少，这说明当时对唐传奇文学的借鉴吸纳已相当普遍。 《崔致远》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崔致远》的整体内容和《游仙窟》几乎一样， 描写的都是尘世男人和冥界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的官职都是县尉，对 方女人的称呼也很相似；相遇的过程中，都有侍婢的介入；援诗入作的氛围以及 细部章节都很相似，由此可见，两个作品的影响关系是很明显的。而且，不只是 《游仙窟》，作品内还处处都可见《任氏传》和《陈朗婢》的痕迹。此外，从《首 插石楠》中也可以发现《搜神记》卷16的河间男女传说和紫玉传说等六朝志怪 及唐传奇《离魂记》的影响。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新罗末高丽初时期，随着 对中国传奇文学的借鉴和应用，文人的读书视野逐渐扩大，这对韩国传奇文学的 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这里有必要看看传奇的借鉴、享用和创新这一连串行为是 依靠哪些人形成的，也就是由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群体完成的问题。这一点，可 以从渡唐留学生的活动中找到理解的端绪。首先，他们是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 作为外国人，他们的活动多少会受到制约，除了给予的固定职业，他们还通过多 种途径努力开拓自身的发展道路。在唐朝，他们很自然地希望和唐代文人交友， 以传播自己的文名，获得能力上的认可。从《全唐诗》可以发现罗唐文人间形式 多样的交流关系，作为渡唐留学生，他们在进行这些交流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
着上述私人层面的考虑。在唐代浓郁的文化氛围中，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当时流 行的传奇样式，在熏陶浸染中，创作欲被激发，于是为了显示自身的文才，他们 中也有借“温卷”自我荐举的情况。新罗文人的汉文学水准很高，他们有足够的能 力把传奇转换为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学样式。这些充满社会忧虑感的文人们，并不 满足于单纯接受唐代传奇，而是积极地参与创作活动，努力使传奇这一文学样式 扎根于朝鲜半岛的土壤，在这一过程中，渡唐留学生显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剑国曾指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收录过描写兄弟不和的新罗贵族金哥的故 事，这说明新罗俗文学也对唐代小说施加了某种程度的影响。这可以看作是在唐 新罗文人的创作活动，以及和唐代文人进行交流的结果之一。由此可见，在唐新 罗文人的活动没有止步于单方面接受和模仿唐代传奇，他们在吸纳的同时，也将 自国叙事文学的传统融入了传奇创作，并反过来对唐代传奇文学也产生了不容忽 视的影响。
特别是崔致远的唐代生活，更增加了这种互为影响的可能性。他18岁（874 年）通过科举考取宾贡科，出任溧水县尉，年，他成为当时讨伐黄巢军的最高 指挥官、淮南节度使、高骈的从事官（《东国通鉴》第11卷曰：时黄巢反，高骈 为兵马都统以讨之，辟致远为从事，以委书记之任。此时，同为从事官的同僚 文人顾云、裴铡、高彦休等，都和崔致远交情不浅。裴铡和高彦休各自著述了《传 奇》卷和《阙史》。书写的均为鬼神、神仙等怪异之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 为了获得高骈的欢心，据说高骈颇喜神仙鬼怪。这两部作品都是在885年以前完 成的，也就是说，当时崔致远还在高骈幕府下，这一背景成为剌激崔致远创作欲 的直接背景。崔致远进入高骈幕下后，也曾献过杂编章5轴和七言长句以自荐。 之后，还曾多次献诗文，可见他身在唐朝，接触唐文人的诗赋，整日在唐传奇醇 厚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受到的影响何其之大。创作之心勃发的崔致远，所创作的 类似作品，实则是自然而为之事，他借此以展示、弦耀自己的文釆，同时表达了 自己流寓他乡的疏离感和孤独感。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传奇这种外来样式 逐渐被半岛文人所熟知，并能加以运用发挥，文学的借鉴、吸收、创新等内部发 展循环的条件逐渐趋于成熟。当然，传奇在半岛的发展，并非仅靠渡唐留学生就 能够完成。除留学生外，渡唐的僧倡们积极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除了大批 的渡唐留学生，还有为数不少的留学僧，他们不仅具有佛教知识，在留学过程中， 通过和唐代文人的频繁交流，还培养了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初期的传奇文学大部 分都带有佛教特征，就是其中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之后，以科举制度的实施为契 机，高丽时期形成一个文人知识阶层，这个新兴阶层也是传奇文学创作的主力群 体。现在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传奇作品，虽然起源于新罗末期，但真正消化吸收， 并使作品定型化的还是高丽时期形成的文人知识阶层介入之后的事情。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确认的一点是，这几个群体作为传奇文学创作的主力军都 是极富活力的。但是，笔者在这里认为，如果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传奇的出现是 依靠新罗末期六头品，还是高丽初期新兴文人阶层这一问题上，都并非明智之举。 因为单一地、片面地看待传奇的起源，很容易导致偏离真相的结果。这时期的传 奇文学并不是依靠其中的一个阶层形成的，而是新罗末期六头品、和他们之后的 高丽初期的文人知识阶层，以及宣宗时代的僧侶们这些当时新兴知识阶层共同努 力、的结果。上述新罗六头品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之所以引人注目、值得探讨， 是因为由于他们的存在，加强了宣宗僧侶和高丽初文人的交流，扩大了半岛传奇 文学的创作队伍。这些阶层后来成为新罗末社会解体过程中新兴知识阶层的共同 分母。新罗留学生在年唐朝灭亡后依然留学中国，新建国家高丽朝也继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