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了原来乡村中保护型的经纪体制，最后利用赢利性的经纪体制来征收赋税，从而导致的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内卷化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使的农民境况加速恶化，地方权力陷入土豪劣绅之手。而研究内卷化现象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内卷化有着近乎直接的联系。“内卷化”这一概念，来源于对中国社会结构中“权力文化网络”的认识，“文化网络”并不仅仅是以文化为起点分析社会变迁的概念，而是指一套蕴涵政治权威的由组织和象征符号构成的框架。最典型的是农村社会中的宗教和宗族组织。“文化网络”代表了不能被国家政权强加凌驾的大众信仰和地方权威。文化网络将个体农民整合进松散的组织中，以集体的形式应对外来的变故。 国家权力在20世纪的扩大极大的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替换以一种掠夺压榨式的腐朽权力。摩尔在描述农村社会组织的破坏时提到，中国具有严格财产要求的宗族制，将大批无地农民抛在了社会共同体外部，使他们与上层完全脱节，反映的大概便是这种内卷化的结果之一。 不论是生态学视角还是文化网络的视角，都从更为细节和具体的方面丰富了对于农民革命发生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环境的因素的探讨，既对摩尔的研究提出了挑战，也显示了摩尔观点值得借鉴之处。对于中国革命与农民社会的具体关联，我们今天仍然知之甚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与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层关系，这些研究都仅仅提出了重新探索的起点。摩尔的著作至少可以表明，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法，如果能够谦逊和谨慎的使用，仍然对于现实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洞察力。
2009-07-31 09:48:41 来自: 夜骸 (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的评论
“阶级分析法”是否适用于剖析“官僚社会”？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读书随劄（草稿）
【按】又是一篇期末时一夜之间赶出来的应付之作。巴林顿·摩尔此书的读书劄记本来大有文章可做，写得如此仓促草率实在有愧于心。近来疏于更新博客，权且将这篇水货贴出来充数。容他日修订或者索性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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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Smith曾盛赞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堪与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埃米尔·涂尔干《自杀论》相媲美的杰作。三者鼎足而立，并称二十世纪社会学三大经典名著。鉴于这一称誉出现在摩尔的讣告之中，也许有溢美之嫌，未必为学界所公认，然此书自1966年出版后陆续被翻译为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瑞典语、汉语等多种语言，风行数十年，其学术生命力和影响力毋庸置疑。笔者所阅读的汉译本，由华夏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译笔尚佳，惟删节较多，且未注明所删何处，最为遗憾的是，该书译者将原著所有注释一律删除，殊不合学
术规范，给有意顺藤摸瓜、深入挖掘的读者造成了不便。
对这本视野恢弘、广博精深的经典著作作出全面而到位的评述，显非笔者的学力所能胜任。此书的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汉译本的“译者前言”已作出了基本恰切的评介（虽然从中尚能窥见意识形态之争的余绪），无需多花笔墨，这篇读书劄记的侧重点是试图对摩尔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进行一点力所能及的反思，并就书中所涉及的部分问题借题发挥，提出一点不成熟的见解。
给《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贴上“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这一标签，大概不至于违背摩尔的本意。摩尔的比较史学叙事充分尊重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强调历史演进图式的多线复合结构；强调理论模式的应用必须和历史观察相互参照，将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融入到其历史解释法中，希望籍此避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某些隐蔽陷阱，克服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等僵化教条，从而逼近真实的历史图景，这种做法使摩尔的理论体系显得枝蔓庞杂，富有弹性和延展性。
不过，不难看出，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仍是其最核心的分析工具，其余的变量只处于辅助性的地位。在摩尔的理论框架中，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始终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其分析理路无疑预设了以下的前提，即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抗与合作的态势型塑了一
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土地贵族、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强与弱、分与合、和与战，是理解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换言之，阶级冲突是整个政治活动最基本的内容，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起源》的分析框架中，最主要的线索是各国何以产生或未产生革命的历史条件、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参与状况，以及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由此形成的结构。正如他在前言中宣示的：“本书的宗旨，是力求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更准确的说，本书力图揭示这个或哪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的诞生、法西斯主义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1]得出的基本结论则是“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条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即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问世；第二条也是资本主义的，但由于缺乏革命冲击波的震撼，经由某种反动的政治形式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第三条道路是共产主义，革命发动以农民为主，实现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2]这三条道路不但彼此交汇和包融，而且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在时间上也构成更替和置换，不同的时空条件中阶级关系的组合和变异，是导致三条道路差异和替代的根本原因。此外，摩尔还用了不少篇幅分析无从归类的印度民主化之路。
在进行气魄恢弘、横跨数个世纪的国别史比较研究中，摩尔将分
析阶级冲突的视角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转换到“土地贵族—农民阶级”上，并将各种影响历史演进的非经济因素充分纳入考察范围，无疑是别具匠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阶级分析法的传统范式的窠臼，故其解释框架显然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更具有说服力。
我乐于承认，阶级分析法在用以剖析欧洲国家的社会结构时，是一种相对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其中包含不少的真理成分。然而，当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时，其有效性和解释力究竟如何，是值得商榷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前工业化社会究竟属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社会”，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
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明确“阶级”、“阶级冲突”和“阶级分析”这三个概念的基本涵义。“阶级”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经济范畴，指与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集团，而所谓“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的要义可概括为：社会分为不同阶级（利益集团），彼此竞争社会财富（资源），进而演变为竞逐权力与捍卫财产权利的政治斗争。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各有其代表，为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与其他阶级和集团作斗争。一言以蔽之，“阶级冲突”即是利益集团的集体争利。而所谓“阶级分析”，其基本思路就是以利益考虑作为出发点，对不同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分析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