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長尺二寸，頎偉倍常。”明人文集中多以“紅毛番”、“紅毛夷”、或簡為“紅夷”、“紅毛”等稱荷蘭。至於他們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點，是“其本國在西洋者，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至。”“其人悉奉天主教”，“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瑣服、哆嗦嗹。國土既富，遇中國貨物當意者，不惜厚資，故華人樂與為市。” 在17世紀初的30年間，荷蘭人曾五次覬覦登陸澳門，卻都被澳門葡萄牙守軍擊退.至今澳門海岸邊尚有“得勝紀念碑”，即為紀念1622年擊退荷蘭人而立。荷蘭人自言“欲通貢市，不敢為寇。”繼續在沿海一帶尋找機會，他們曾得到中國閩粵奸商的裏通外國，出賣情報，欲通過收買閩稅務官員、並乘臺灣防汛守軍撤回等機會進占臺灣，終未得逞。後來，他們從盤踞臺灣的倭寇首領漢人顏思齊手上，也是通過“得一牛皮大地”的陰謀，得以入住臺灣，並於1624年據有臺灣，開始經營臺灣，“築室造城，設市於城外”。明朝由於連年戰爭，國勢日衰，無暇顧忌臺灣島，造成荷蘭對臺灣時達38年的統治，直到清順治十八年（1661）鄭成功收復臺灣。今臺灣淡水所謂“紅毛城”即是荷蘭殖民時期留下的遺址。
荷蘭是接踵東來，在海上與佛郎機爭雄瓜分，同樣“凶狡”的“紅毛番夷”。 （四）義大利傳教士形象
晚明時期，中國沿海臣民對於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在內的“佛郎機”人已經有所認識，對於其依仗武力野蠻行兇的行徑，大有排斥抵抗之心。天主教東方巡察員範禮安研究了沙勿略以來耶穌會士遲遲不能進入中國本土的種種原因，認識到要改變局面，重要的一條就是教會不要任用已在中國政府和人民心中惹得惡名的佛郎機人，而應改派義大利傳教士，用仰慕、尊敬中國文化的方式去敲開天主教進入中國的大門。這之後，義大利人羅明堅、利瑪竇等人，就是這一策略的實施者。
《意大裏亞傳》就是中國人對於以義大利為首的天主教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宗教的最初認識和記錄。其開篇首先介紹了兩項重要的西學知識：一，世界地理知識，
“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關於五大洲的知識已見本篇上文；二，耶穌創教及中西曆換算，“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 ，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這是介紹了耶穌創教的地點、時間，以及西曆與中國按朝代帝王紀年法的互換。在下文中，對於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傳記也給與了相當正面的評價：“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因此，不僅“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而且）公卿以下重其人，鹹與晉接。”
至於中國士大夫與義大利傳教士接觸、交往之後，對於他們帶來的西方文化、天主教的認識和所持態度，孫尚揚先生《基督教與明末儒學》一書的部分章節中有比較詳細的引述。以下據孫書轉引幾條明人對於天主教士的評論：
沈德符這樣寫利瑪竇：“利瑪竇，字泰西，以入貢至，因留不去，……往時予遊京師，曾與蔔鄰，果異人也，……若以為窺視中華，以待風塵之警，失之遠矣。”對於傳教士來華的目的，時人不乏懷疑為有“窺視掠奪”之心，沈德符對此種懷疑持否定態度。
李贄曾在南京、山東臨清與利瑪竇有過多次交往，對之有很高的評價：“（利子）住南海肇慶幾二十載，凡我國書籍無不讀，……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禮儀，是一極標緻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數十人群聚喧雜，仇對各得，……我所見人未有其比，非過亢則過諂，非露聰明則太悶悶瞶瞶者，皆讓之矣。”但對於利瑪竇緣何來華，卻也不甚明瞭。“但不知到此何為？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所謂“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就是如今所說的文化殖民，但李贄並不認同這種疑慮。
葉向高更是一般意義上地普遍肯定傳教士“皆絕世聰明之人，……其技藝製作之精中
國人不能及也。” 他並讚揚艾儒略《職方外紀》對於拓展中國人眼界的意義：“吾中國人耳目聞見有限，……（書中所記）皆吾中國曠古之所未聞，心思意想之所不到！” 如果說以上所述代表了接納和肯定西學的一部分明代士大夫的認識的話，另一方面，疑懼和排斥也是存在的。禮部是封建社會綱常名教的固守者，也是明末代表傳統文化向天主教發難的主要力量。《意大裏亞傳》記載，禮部曾上疏皇上：“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攜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 指責其迷信神仙，不僅荒誕不經，且擾亂綱紀。至於後來吏部郎中徐如珂、禮部侍郎沈潅等人對於南京西洋傳教士的參奏，特別是沈潅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連上了三回《參遠夷疏》，指責傳教士“暗傷王化”，要求“聖明申嚴律令，以正人心，以維風俗。”成為引發萬曆南京教案的主要原因。
以《意大裏亞傳》所傳達的資訊為代表，明末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在明季中國人心中，既獲得了聰明特達、飽學好禮等肯定性的讚譽，也難免遭遇正統守護者的排斥詆毀。
四、對歐洲認識的特點與意義
（一）昧於世界地理，多以臆度，新知與訛誤相混雜，由疑惑、猜忌、附會、誤解漸趨客觀認知、理性對待。
明末文獻史料中的歐洲記載，起始於對於對象國一無所知的空白狀態。當葡萄牙人來到中國，通過交涉甚至戰爭與中國地方乃至國家政府發生了實際的關係，明朝廷在處理這些國際事務，進而進行實錄記載時，處於既無漢文古代文獻資料可以查證，所謂“前代不通中國”、“古無可考”，更不可能通過查閱現代意義上的“外文資料”來獲取新知的境況。因此，《四國傳》等官、私文獻對於歐洲國名、地理位置的記載，一方面，只能來自於“陌生人”的自我介紹，特別是已在東南亞沿海一帶活動的華
裔商民的間接介紹 ；另一方面，在資料缺乏時，就往往基於已有的知識體系及思維習慣，加以猜想臆度。因而造成新知與訛誤相混雜的狀況。
上述情形在記載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國的有關文字中，尤為明顯。《佛郎機傳》中“佛郎機近滿剌加”之地理錯誤已如前說。《明皇世法錄》不識天主教，稱佛郎機人“俗信佛，喜誦經，每六日一禮佛。……無媒妁，詣佛前相配，以佛為證，謂之交印。” 是將天主教與佛教混為一談。各種文獻中多說到葡人“掠小兒為食”，已屬臆度荒誕。而《殊域周咨錄》（約成書於1574年）更進一步附會說：“古有狼徐鬼國，分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機國與相對。” 認為佛郎機就是與古代傳說中吃人的狼徐鬼國比鄰的“鬼啖人肉”的國家。以至清代思想家顧炎武(1613—1682年)在其《天下郡國利病書》中，亦引此段文字言說佛郎機國。可見以訛傳訛，由明至清影響至於後人。
此外，明季中國人對於歐洲人為何而來中國，往往疑惑不解。將航海而來的探險者、傳教士的通商、傳教甚至殖民動機，一廂情願地誤作為對於天朝上國的“朝貢請封”。如《四國傳》說佛郎機的初次到來是“貢方物，請封”，主張拒斥者就認為應“絕其朝貢”；說和蘭來華是“欲通貢市”；沈德符說利瑪竇是“以入貢至，因留不去”。這些都表露了朝廷和官僚知識份子的思維誤區：用明朝朝貢體制下的習慣性思維臆度完全不同於東南亞沿海小國，且根本不屬於明帝國朝貢國的歐洲新興國家。 另一方面，中西初識之後的一百多年中，畢竟疑惑、猜忌、訛誤在逐漸減少，客觀認知、理性對待的心理逐漸增強。即使是《佛郎機傳》，也有如“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朝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這樣理性的分析，堪稱接近客觀事實。對於其依仗武力、欺淩弱國的趨利本性，也是有所認識的：“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蕃獨精，……好經商，恃強陵轢諸國，無所不往”。據此，對於防範佛郎機人、和蘭人的來犯、侵略，特別是那些處於夷務前沿的兩廣、
閩浙等地地方官，還是有所意識甚至積極行動的。他們讚美佛郎機“蜈蚣船”櫓多人眾、不畏風浪，配上佛郎機大銃，更是快捷兇猛，所向無敵。認識到佛郎機所以兇狠強大，“惟恃此銃與此船耳”。因之，新會之戰後，海道副使汪鋐曾命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密派人員到夷船，收買久在夷船上“備知造船、鑄銃及制火藥之法”的中國人楊三、戴明等人，研審核實後，遂命令如法制造。還上奏建議國家向各邊防要隘推廣這種技術用以禦敵。可惜當時朝廷主政者、議政者未能沿著這個思路，反省失誤、制定政策、建設海防，坐失了積極與西人通商貿易，共收利益，並使自己立於主動、不敗之地的時機。
及至利瑪竇進京（1601年）的17世紀以後，中國上層官僚知識份子得以接觸和瞭解歐洲知識的機會逐漸增多，表現在與《佛郎機傳》、《呂宋傳》相比，《和蘭傳》、《意大裏亞傳》所記知識明顯訛誤減少、客觀知識性成分增多。如《意大裏亞傳》、《職方外紀》仲介紹的五大洲等西學知識，以及一些士大夫對於傳教士學識、為人的肯定評價，不僅為知識界增進新知，亦略見明季部分士大夫公正求知的開放心態。 （二）西學新知遠未能撼動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加之一般士大夫對於西方宗教神學觀念的抵觸，使得明季中國人對於西方新世界和西學新知未能給予真正的重視和關注。
對於明季中國知識文化界整體來說，西方新世界與西學新知的進入，尚只是星星之火。它只是在皈依了天主教的中國教民，特別是教民中較高層次的士大夫中產生影響，而並未撼動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和士大夫固有的思維觀念。對於外來西方新知識，中國知識界仍以消極懷疑者為主流，或持可有可無、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缺少真正的求知探索者。如《意大裏亞傳》在介紹利瑪竇《萬國全圖》及天下五大洲之後，加了一句“其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是一種將信將疑的態度，又有“其所言風俗、物產多誇”，對於傳教士介紹的歐洲情況也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