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勿略用了哪些方法呢？他做出了一種“入鄉隨俗”的選擇。他發現日本人幾乎不吃肉，大多以海產品為生，所以他也跟著日本人食素，不吃豬牛羊肉。另外他還學習日語，以便與當地人交流。日本人尚武，他也跟著在腰裏別一把刀，做武士的打扮。沙勿略還努力接近日本貴族，與武士階層進行交往，他送給當時鹿兒島的藩主一些西洋器物，像時鐘、音樂盒、步槍之類的。對於藩國征戰的日本而言，武器、望遠鏡這些東西是很重要的，所以藩國的大名能收到這些禮物，還是比較歡迎沙勿略的。總之這些武器對於保護藩國的城池是有用的，至於他傳播的宗教有沒有人相信就另當別論了。從接觸到的一些資料看，沙勿略的傳教事業進展並不是很快，可能發展了有兩百到一千的天主教徒。雖然沙勿略受到了一些大名的歡迎，但是卻遭到了底民民眾和廣大佛教徒的反對。日本的佛教僧侶和一般老百姓看到黃頭髮、藍眼睛的人就有一種排斥感。另外他們對天主教很不解，如果它真的那麼好，為什麼在中國從來沒聽過呢?當時的日本人覺得一切美好的東西都來自中國，既然產生一切知識和真理的中國沒有天主教，那它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日本人的這種觀點給沙勿略的觸動非常大，在他寫信給羅馬教廷的時候就把這種情況說明了。兩年之後，它認為傳教工作已經很難再進一步做下去了，所以在1551年沙勿略一度又回到了印度的果阿，進行反思，準備到中國去傳教。如果在中國能夠展開傳教事業的話，再去爭取日本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1551年年底沙勿略就出發到中國，第二年來到了中國廣州外的上川島上，也就是現在的珠海地區。由於這個島是一個沒有人管理的地方，所以就有一些葡萄牙、荷蘭的商人趁機在島上居住，有的停一艘小船，有的蓋一座茅草房，等待時機進入廣州做生意。當時中國實行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雖然也有一些朝貢貿易，但也非常嚴格，不在朝貢之冊的國家是很難進入國境的。而且廣東省還會照會當地的民眾絕對不能私自和外國人做生意，更不能把洋人帶進廣州城，一旦被發現懲罰是非常嚴重
的。這就是當時沙勿略來到中國的上川島所面臨的一個很嚴酷的情形。當然，只停留在一個幾乎沒有中國人的島上是無法達到自己的傳教目的的，所以他希望以上川島為跳板到達廣州，進而到大陸的其他地方去傳教。為了進入廣州，沙勿略做了很多的努力。他首先買通了一個中國商人，用從東南亞帶來的兩百擔胡椒作為交換，要求商人帶他進入廣州城。因為兩百擔胡椒對中國商人來說誘惑力還是很大的，於是就約好了交換的時間和地點。但到了約好的時間這個商人卻沒有出現，所以沙勿略並沒有如願以償的進入廣州，計畫就這樣失敗了。接著他又想了第二個辦法，暹羅國是中國的朝貢國，每年12月都有暹羅使者進入北京，他就想通過熟人混入暹羅國一年一度入華到北京的使團進入北京。這一年的12月廣東上川島上熱病流行，沙勿略也得了熱病，因為沒有很好的醫療條件，他就在上川島上去世了。當時在他身邊的是一個從麻六甲帶來的華人教徒安東尼，他就為沙勿略操辦了後事，並把他的去世情形告訴羅馬教會。現在珠海的上川島上還有沙勿略的紀念碑和一個為了紀念他而建的小教堂。
3．範禮安
沙勿略可謂是投石問路，將自己的生命獻在了到中國傳教的事業上，這使得耶穌會認為在中國進行傳教實在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之後教廷就派出了範禮安。範禮安是耶穌會派往東方的視察員，不僅是傳教士，還負責印度、日本、澳門、中國等地的傳教事務。
天主教事業當時在澳門剛剛有了開始，在日本也有一點成就，但在中國大陸還沒有開展，所以範禮安的傳教要解決的仍然是對傳教方略的研究探討。沙勿略在日本傳教的策略給了範禮安一個啟示，既然在日本能夠入鄉隨俗，那麼到中國也可以跟隨中國的習俗，所以他就對怎樣到中國傳教進行了一些探討。範禮安後來為沙勿略寫
過一個傳，其實是總結傳教的經驗教訓，在傳中範禮安很動情的寫了一句話，他站在澳門面對中國大陸發出了無可奈何的歎息，說“岩石啊岩石，你何時才能裂開”，其實是在感慨中國何時才能向天主教敞開大門。1578年範禮安在澳門總結了幾條到中國傳教的方針，第一，傳教士不要稱自己是到中國進行傳教的，而要說是仰慕中國文化而來。第二，傳教士不要穿耶穌教會的黑色袍子，而要穿佛教徒僧袍，稱自己是印度來的西僧。第三，他還總結了一些在澳門傳教的得失，說傳教士不要像在澳門一樣，強迫加入天主教的中國人學葡萄牙語，過葡萄牙人的生活。到中國大陸的傳教士應該學習中文，學會和中國高等官員交往的文字書寫，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所以傳教士在澳門要首先進行文化訓練，包括中國語言的學習和簡單的應用文書寫。第四，葡萄牙人在澳門有駐軍和主教，他們在澳門肆意妄為，做了很多惡劣行為，所以中國人對葡萄牙人很反感，當地有身份的中國人是不會加入天主教的，入教被迫過葡萄牙人生活的都是一些衣食無著落的底層漁民。範禮安從這個角度來考慮，認為培養到中國去的傳教士不能用葡萄牙人，用意大利人比較好。這是範禮安所做的四點總結。這四點總結很重要，成功地進行了傳教方略的探討。為了實施他這些方針，為了培養複合要求的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就成立了聖寶路學院。 4．羅明堅
羅明堅是第一個把範禮安的傳教方略自覺、認真實施的傳教士。羅明堅是義大利人，他先在印度果阿，後來到了澳門，來到澳門時正是範禮安制定新政策的時期。在澳門他首先請中國人教他中文，他從1579年開始學習中文，三年之後就可以用中文寫作了，這是他以澳門為據點進入廣州的一個重要基礎。據說羅明堅在學習中文期間也受到一些葡萄牙傳教士的嘲笑，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是統治者，不用學習被統治者的語言。其實這些人都是鼠目寸光，他們看到的只是澳門這樣的中國小漁村，這裏所顯現出來的生活水準、文化程度與整個中國大陸是無法相比的。羅明堅之所以
要學習中文是因為他瞭解到了中國的地大物博。他寫過一本小冊子，其中有這樣幾句話：“在我們已發現的國家中，中國是最和平、治理得最好的國家，而且令人驚歎的是，他是一個沒有神聖主宰的國家。”“中國國富民強，食物無窮無盡。” “中國是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帝國，有令人不可思議的長城。”“中國皇帝每年的稅收超過歐洲所有的國王和領主。”“人民很勤勞，城鄉之間都見不到乞丐。”這些是範禮安對中國的一個初步的認識。雖然他並沒有到過中國廣大的內陸，是通過像廣州這樣的地方進行的臆測，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理解也是對的。 二、適應主義傳教策略的代表利瑪竇 1．利瑪竇在肇慶
1583年由於廣東巡撫要和澳門當局的葡萄牙首領商討一些關於澳門的事宜，就讓澳門當局派人到廣東衙門，所以澳門就有了一個機會，可以正規的派幾個人到廣東和中國的官方交談。當然他們不會派澳門總督過去，因為他們對中國政府是相當有戒備心的，害怕發生危險，所以經過商量，澳門決定讓傳教士去，於是羅明堅就到了廣東。當時羅明堅是一個很熱心於中國傳教事業而且還學了中文的傳教士。羅明堅擔負了這個任務，就到了肇慶和兩廣總督進行商談，商談當中他就提出了希望能夠進入廣州傳教，建立一個傳教基地的要求。後來經過再三討論，因為廣州是中國清政府直接管轄的南方的門戶，很難進入，所以就允許他們到肇慶傳教。
1583年，羅明堅就帶著利瑪竇就來到了肇慶。到肇慶後他們的第一個舉措是建立教堂，因為他們自稱是西來的和尚，所以當時這個教堂叫做“仙花寺”。傳教士敲開中國的大門有種種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賄賂地方官，他們用一些西洋的器物賄賂了地方官。肇慶雖然是兩廣總督府所在地，但肇慶本身也有知府，據說當時肇慶的知府是一個很開明的人，他對西洋的東西很感興趣，所以在利瑪竇他們建了仙花寺以後還給提了一個“西來淨土”的匾額。仙花寺和中國的佛教寺相比當然也有一些不一
樣，他在寺廟中掛了一張世界地圖，叫做“萬國與圖”。中國人從來沒見過世界地圖，也不知道中國之外還有如此大的天下。利瑪竇的高明之處在地圖中也有顯現，他把中國畫在圖的中央，並沒有把義大利、地中海畫在正中，這完全顯現了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仰慕。另外，仙花寺中還供了一個聖母像，放上了西洋鐘。當時肇慶的人就把利瑪竇看作一個和尚，可是作為一個和尚要向中國周邊的人宣傳天主教就非常困難了，所以利瑪竇也只能慢慢來。在中國，即使是開明的知識份子也是很慎重的，他們認為自己是很有文化身份的人，不會輕易相信外國人說的東西，所以中國的官員不會加入天主教。一般的老百姓也覺得天主教和自己沒什麼關係。利瑪竇親自為之受洗的教徒只是一些流離街頭，沒有人管的小孩。但這樣總不是一個正規的傳教方法，也無法達到真正的傳教目的。 2．利瑪竇在邵州
在肇慶呆了六年之後，1589年發生了一件事，兩廣總督在官位上去世了。這時就有一些謠言，傳說因為總督竟然讓外國人到肇慶居住，建教堂，破壞了中國傳統的風水，官員就死在官任上。有了這種流言，新來的兩廣總督就驅逐天主教傳教士回澳門，仙花寺也要收回到政府。利瑪竇當然不會情願把六年開拓的事業就這樣中止，就請求換個地方傳教，可以換一個離兩廣總督較遠的地方。經過一番談判最後決定到邵州去，於是利瑪竇就到邵州再建教堂，進行傳教活動。
在邵州期間是利瑪竇在中國很有長進的六年。在這六年當中他主要的活動是結交士大夫，學習文化，漸漸的利瑪竇就在中國士大夫的眼中改變了西僧的形象，成為了一個儒子，一些中國士大夫給利瑪竇的書寫序時很尊敬的稱他為利子。正是在與士大夫交往的過程當中，利瑪竇得到了一個啟示，認為傳教士不應該以西僧的身份來傳教，而應該做一個儒家的士大夫，這樣才能去說服中國有身份、有地位的儒家知識份子信仰天主教，這樣的傳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所以利瑪竇就訂了一個新的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