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影響本土文化要看外來文化對本民族的主體文化有沒有相容性和適用性。利瑪竇可以說是很明智的，他體悟到了兩種不同質文化的相遇需要有“適應主義”的胸懷和策略。這種適應主義的策略還反映在他對入教的中國天主教徒的一些寬容的態度上。利瑪竇規定，中國人入了天主教以後不妨礙他在世俗的生活，仍然可以在家中進行一些祭祖、祭孔等一系列被中國人看作非常重要的活動。利瑪竇認為祭祖表現了中國人慎終追遠和對祖先的懷念，祭孔則表現了中國人崇尚文化、尊敬老師的美德，都未必是一種宗教活動。這些也是利瑪竇接近中國儒家文化，走適應主義道路的一種表現，我們稱它為“利瑪竇規矩”。越瞭解中國，利瑪竇越覺得在這樣一個等級森嚴、高度集權的國家內要推行一種新的文化，就要走上層路線，走自上而下的道路。所以在中國的二十多年間他的行蹤一步一步往北推移，最終以進入北京，進入皇宮為目標。利瑪竇的適應主義和走上層路線的策略雖然是在傳教過程中摸索出來的，但這種策略對於中西方文化的溝通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再次，利瑪竇為了傳播宗教帶來了西方的世俗文化，有科學的、心理學的、人倫方面的知識，也有地圖、鐘錶、西洋琴等西方器物。
最後，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開啟了傳教士漢學。這一點是和前面一點相對應的，一個是向中國介紹西方，一個是向西方介紹中國。
在這些文化貢獻基礎之上我們對利瑪竇就會有一個客觀的評價。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利瑪竇作為一個傳教士的成功與否，一是利瑪竇作為一個文化使者的成功與否。在傳教方面，利瑪竇之後，他所創立的規矩，也就是適應主義路線，被耶穌會的下一任中國教區會長推翻。他認為利瑪竇規矩不能反映天主教的尊嚴，傳教中必須要非常嚴格的遵循教條，要傳播原汁原味的天主教，不能相容其他文化。所以，利瑪竇之後到中國的主要傳教士基本上走的是與利瑪竇相反的路。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利瑪竇作為一個文化使者所做的貢獻更大。利瑪竇這樣以理性的策略為先
導，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為前提來進行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策略是高明的。現在，雖然我們一直在喊全球化，但文化宗教的衝突卻接連不斷。面對這種文化宗教衝突，我們應該像利瑪竇一樣以理解尊重為前提，以理性為基本原則來進行文化溝通，一方面要堅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一方面也要溝通外界。這種策略在宗教世界當中雖然行不通，但在文化交融中卻是上策，對於世俗世界來說與異質文化的相遇一定要以尊重理解為前提，以理性為基本原則。
第十三講 康乾盛世的御用傳教士 一、清初的傳教士
利瑪竇之後，晚明就只剩下了三四十年的時間了，耶穌會派了龍華明作為中國教區的首領。在他的熱情推動下，明朝確實產生了一批天主教信徒，有統計說明朝末年全國的教徒有十六萬人之多，特別是在朝廷中也發展了不少信徒，不久之後清朝入關，明朝就滅亡了。那麼清朝對天主教又是怎樣的態度呢？ （一）湯若望
明朝的天主教是鑽了地方官員的空子，以自鳴鐘打開銷路，才來到中國，進入宮廷，慢慢的開始傳教的。與明朝相比，清朝採取了一種更主動接近西方文化的態度。清朝初年，到中國的傳教士主要是湯若望，他是從多爾袞攝政開始一直到順治、康熙年間都最有影響的傳教士。湯若望是德國人，在晚明時期作為龍華明的助手已經來到了中國，在當時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他首先被派到西安去傳教。
晚明時期，徐光啟主持編修《崇禎曆書》，因為在整個明朝基本上沒有修訂過曆法，所以徐光啟在修訂曆法時覺得應該利用這些有先進天文學知識的西方傳教士。他瞭解到目前在西安傳教的湯若望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於是就把他調到北京參與修訂《崇禎曆書》。可惜的是《崇禎曆書》編完之後不久大明王朝就滅亡了，但因為湯若望的
存在，《崇禎曆書》的成果才被清朝所沿襲。湯若望用西方一些先進的天文數學來編定曆法，期間在明末宮廷的曆局中還修了一批天文儀器。除此之外他還幫助晚明朝廷製造大炮。湯若望應明朝政府的要求來幫助他們造了二十門大炮，並且還和其他人合作翻譯了一些關於造炮工程和使用炮彈方面的書籍。當時滿洲的軍隊始終在山海關之外騷擾中國的遼東，所以抗擊滿洲軍隊時，湯若望的火炮曾經起過作用。但滿洲軍隊最終還是在多爾袞的帶領下攻破了山海關，進入了關內，大明王朝也隨之滅亡了。這一時期，湯若望在傳教方面的進展是他在宮廷裏為一些太監受洗，其中有一個叫常壽天的太監較有影響。於是，這些太監就成了比較早的宮廷天主教徒。同時，由於明王室的崩潰，天主教也成為王室成員的一根救命稻草，一些皇太后、皇后以及皇子都在太監的影響下加入了天主教。這就是湯若望在明朝末年的一些活動。
1640年清兵入關，很多傳教士便逃離北京，避居到澳門、上海等地。而湯若望則頗有膽略，他認為傳教事業與改朝換代關係不大，於是他就留在北京，躲在明朝的曆局中隨機應變，同時也保管著《崇禎曆書》和天文儀器。滿清入關後，湯若望就主動上書給當時的攝政王多爾袞，提議清政府應該保護曆書，保護天文儀器和一些國家禮器。古代中國的統治者認為國家的命運是和禮器聯繫在一起的，這也是儒家文化的一個基本信仰，這些禮器有一部分就是天文曆局裏的天象儀。中國古代天文學不純粹是一個自然科學的天文學，中國人認為天象和地上的生活、王朝的興衰、命運都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天文曆法屬於禮部管理，這些東西也都作為禮器來保管，所以清朝要坐穩江山，就不得不重視這些東西。他在上書的同時，還把《崇禎曆書》和全國地圖，以及一些在當時都是最先進的天文望遠鏡等東西都送給了新朝廷的執政者多爾袞。一個新興的民族常常不乏英明的君主，可以說，多爾袞應就是這樣一個人物。所以，湯若望留在北京隨機應變果然就得到了新朝廷的信任，在國事稍稍
安定之後，多爾袞就命湯若望在北京負責觀測天象和改定曆法。因為有明朝崇禎曆做基礎，所以要修訂大清曆法並不是很難的事，湯若望就接受了這個命令，並且同龍華明一起成了清朝的曆法官。為了與明朝相區別，清朝把曆局改為欽天監，湯若望就做了欽天監的第一個監正。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清朝和明朝的不同。明朝面對利瑪竇這樣很有學問、很有見解、很有傳統文化修養的傳教士，並沒有把他當作一個人才來看待，只是讓他到宮中修修鐘錶。清朝卻不一樣，因為清朝是從滿洲這樣一個文化相對落後的民族發展起來的，與大明朝的漢族江山是無法相比的，他們入主中原、問鼎江山之後，就需要採取比較開明的態度，吸納各方文化，所以清朝初年，對蒙古文化、漢族文化，甚至對西方文化都沒有大漢民族的排外心理。尤其是後來的康熙、乾隆，作為皇帝，他們都非常熱衷於學習漢族文化、漢文、漢詩，他們都有自己的詩集。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歷史，雖然經歷了不斷的改朝換代，也曾經被異族入侵，但是異族的槍炮奪走了它的政權，但卻反過來被它強大的文化所薰染。對於清朝而言，它鎮壓了明朝，但又反過來向明朝學習中國的傳統的文化，這是一個必然的規律。清朝大膽的吸收外來文化，大膽的任用外國傳教士擔任欽天監正，這在中國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也只有滿清統治者能做到，就像元朝任用馬薛裏吉思、馬可波羅來擔任地方官一樣。從湯若望開始由外國人擔任欽天監就幾乎成了一個慣例，這種傳統一直保持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和西方完全是一種敵視的態度，所以也就不讓外國人做了。
很多清朝題材的電視連續劇，經常拿清初宮廷中的事情做文章，其中有一個細節就是順治小皇帝經常跑到欽天監去，跑到一個大鬍子的外國人住的小屋裏擺弄他的天文儀器，這些多少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順治和湯若望的關係非常親近。在很多方面，像為人處事、科學知識等，湯若望都給了順治很大的影響，以至於順治後來
做了皇帝之後就批了一塊地給湯若望，讓他在宣武門外建了一個聖母堂，並且還專門為聖母堂題寫匾額。湯若望一直有一個心願就是能夠影響順治帝加入天主教，但最終也沒有成功。畢竟佛教在中國的勢力也很廣泛，在宮廷裏除了像湯若望這樣的教父長輩之外，也有來自於西域、西藏的一些高僧，順治最終成了一個佛教徒。除了這些，湯若望還在宮廷裏擺弄一些西醫、西藥，還曾經為孝莊皇后治過病。在確定康熙為接班人這件事情上，湯若望也發揮過一定的作用。當時，順治想讓自己的兄弟作繼承人，而孝莊皇太后選中的繼承人是康熙，孝莊太后就派自己非常信任的湯若望去說服順治讓康熙接位。 （二）南懷仁
隨著清朝在中國統治時間的增加，清政府一方面任用滿清官員，另一方面也任用了很多漢族官員，漢族官員的傳統觀念很強，他們認為在欽天監中管理天文曆法是很重要的位置，總讓洋人把持著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這一方面有傳統文化的隔閡，另外一方面也有權力的鬥爭，於是就在順治去世之後發生了欽天監教案。由於湯若望受到順治的寵信，所以順治死後一些漢族官員就開始反對湯若望。當時，剛剛即位的康熙還很小，由四大輔臣來主政，擔任欽天監副的楊光先就搜羅了一些證據想扳倒湯若望。楊光先上奏說湯若望妖言惑眾、荒落曆法而且試圖謀反。謀反是朝廷最聽不得的罪行，於是，沒有經過仔細查證四大攝政王就相信了楊光先的奏摺，把湯若望和其他一批傳教士都抓了起來，有的扣押在牢中，有的遣回澳門。當時的湯若望年歲已高，從監獄裏出來以後就在宣武門外的南堂去世了，到死時仍然背著謀反的罪名。湯若望被下獄後，楊光先就如願以償的做了欽天監正。康熙14歲親政以後，對一些問題就有了自己獨到的眼光，對於天文曆法，到底是傳教士的技術好還是漢人官員的技術好，他產生了疑問。楊光先和當時新來到朝廷的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都說自己的曆法好，於是雙方就進行了一個比賽。比賽的內容是預測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