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規定。我們可以看到，利瑪竇最早的時候是完全的執行範禮安的政策，稱自己是西僧，自己學中文，但是漸漸的，在中國十多年過去以後，他在範禮安的基礎上又對傳教策略做了改進。他認為中國和尚的地位比較低，傳教士應該走上層路線，所以利瑪竇確立了一條“排佛和儒”的傳教方針。天主教要亮出自己的身份來，說明自己反對佛教，親近儒教，要在與儒教文化的結合當中向士大夫宣傳天主教。這是利瑪竇確定的傳教方針，也是他在範禮安的基礎上對傳教方針進一步的推廣和更新。這是利瑪竇的獨特貢獻。羅明堅正是在這個時候和利瑪竇走上了不同的兩條路。羅明堅不同意利瑪竇的“排佛和儒”，他認為在中國傳教，佛教仍然是一個很好的結合點。由於兩人的矛盾，羅明堅就回到了澳門，後來就回歐洲去了，而利瑪竇就留在了中國。利瑪竇認為“排佛和儒”不僅是一個策略而且在裝束打扮上也要有特點，所以，1595年就是利瑪竇易服的年份，他脫下了和尚的袍子，穿上了士大夫的長袍馬褂，亮明自己的身份，要做儒士。當然，利瑪竇的策略都要向範禮安請示，範禮安再向耶穌會請示，這樣一層一層批下來才能夠實行。
在邵州的六年是利瑪竇傳教策略基本確定的時期，這與他和士大夫的交往史分不開的。在與士大夫的交往中，他寫了兩本書，《西國記法》和《交友論》。利瑪竇發現中國讀書人都要讀四書五經，考科舉；讀書人發現利瑪竇的記憶力很強，對《聖經》記得很准，所以在讀書人當中很有威望。於是利瑪竇就投其所好，給邵州舉子寫了一本《西國記法》，教他們如何提高記憶力。在這期間利瑪竇又寫了一本《交友論》，這本書也是利瑪竇根據中國的情形而寫的。隨著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瞭解，他認為中國確實是一個等級社會。中國人的君臣、父子、夫婦之間都是一種盡忠、孝悌、順從的關係，但橫向的朋友關係雖然在中國也有，卻並不為人所重視。他認為如果是天主教，每一個教友都直接面對上帝，哪怕彼此的地位不同，但關係都是平等的，中國人也應該更多的建立一種平等、博愛的關係。他把西方的一些關於友誼的名人
格言翻譯成中文，再加上自己針對中國的一些看法，就寫成了這本《交友論》。中國的士大夫認為這本書對增進中國人之間的人倫情感很有用，也有人給他寫過序。利瑪竇認為要做好一個儒者，就要參與中國的文化建設，要對中國文化做出貢獻，後來他轉到南昌傳教之後，這本書又刻印流傳過。 3．利瑪竇在南京
隨著與知識份子的廣泛結交，利瑪竇交往的層次也越來越高。1956年易服以後，他又轉到了南昌和南京。因為南京是明朝的舊都，所以就有很多在朝廷做官的官員。他在南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範禮安給他的任務，一定要進入中國的京城北京，一定要把天主教擴散到皇帝的周邊，所以在南京的六年是他想盡一切辦法要進京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他接觸到了一些朝廷的官員，比如說他和徐光啟、李之藻的一些合作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徐光啟和李之藻是利瑪竇吸引入天主教會的最高層的中國士大夫。他們雖然加入了天主教，但對天主教的認同主要是從人倫道德方面來考慮的，他們覺得在晚明這麼一個人心比較渙散的時期，傳統的理學已經不能起到增進中國人人倫修養的作用了，而天主教的博愛、修身等道德條款對增進中國文化是大有益處的。中國士大夫始終把現實的人生放在第一位，他們認為天主教的教義能夠補益中國儒家在明末的衰弱，所以才加入天主教。士大夫更感興趣的是利瑪竇講的一些天文、地理、幾何、算數等西方科學，徐、李二人還與利瑪竇合作翻譯了歐洲最經典的幾何和函數著作——《幾何原本》與《同文算旨》。《同文算旨》在當時並沒有譯完，而是在200年以後由新教徒進一步完成的。利瑪竇與徐光啟、李之藻接觸之後，他的“排佛合儒”政策進一步得到了提升，認為傳教士不僅是要走“排佛合儒”的路線，並且要在“合儒”的同時還要做到“補儒”和“超儒”。總之，利瑪竇的傳教策略是走上層路線。
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都反映在他具體的活動當中，除了翻譯，他還寫了一些書，
比較有名的有《畸人十篇》、《天主實義》、《利瑪竇劄記》。
《天主實義》是利瑪竇用中文寫的一本向中國人宣傳天主教基本教義和社會倫理的一本書。這本書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上是非常重要的。這時，利瑪竇在中國已經住了近二十年，他自然要考慮怎樣向中國人傳授天主教的知識。基於對四書五經的瞭解，他借用中國的文化概念和邏輯來宣傳西方的宗教文化，寫成了《天主實義》，書中他首先向中國人介紹的就是天主教信仰的唯一真神。在古典拉丁語中天主教是“Duse”、“God”，在《天主實義》中利瑪竇把它翻譯成“天主”，同時還他還用中國古典文獻《尚書》、《詩經》、《周易》中提到的“上天”、“上帝”反復向中國人解釋“天主”的意思。其實“上帝”這個詞，在漢語裏最早是商朝時人們對上天的崇拜，從利瑪竇開始被借用來翻譯基督教的最高神的概念。這樣的傳教應該說是比較有效的，它讓中國人知道上帝是什麼，上帝就是比皇帝還高的一個最高統治者。那麼，怎樣去愛上帝呢？就要通過博愛，愛周圍的人就像兄弟姐妹一樣去愛他們。另外，利瑪竇在書中說確實是有天堂和地獄存在的，為了死後能夠進入天堂，我們現在就要習善，要到教堂去懺悔，檢討自己的過錯，這些說法中國人也是能夠理解的。雖然懺悔對中國人來說還是一種陌生的形式，但“吾日三省吾身”對中國人是很能講得通的。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向中國人傳播西方的基督教倫理、基督教宗教哲學是很有效的。這本書可以說是在明末中國傳統社會中出現的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哲學著作的書，而且是一本借助於中國文化來介紹西方哲學的書。 《天主實義》寫成以後他就拿給中國的士大夫看，士大夫也會與他有一些爭論，他後來就把與士大夫爭論的內容結成了一本書，叫做《畸人十篇》，還特別把加入天主教的中國教徒徐光啟寫入了書中。所謂“畸人”是《莊子》裏面的一個典故，指的是“不一般的人”，在《畸人十篇》中指的就是加入天主教的人。
《利瑪竇劄記》是利瑪竇晚年寫的一本書，講了他從離開義大利到中國這28年的經
歷，對自己的傳教作了一個回憶性的總結。這本書是在他1610年去世的前三年，也就是1608年開始用意大利文寫成的回憶錄。在他去世時，這本書也沒有最終寫完。後來是由一個法國的叫金尼閣的傳教士收了他的手稿，進行了整理，再翻譯成拉丁文，由羅馬教會出版了。剛出版時這本書的書名叫做《基督教遠征東方史》，因為利瑪竇在中國的28年代表了基督教在這一時期開創性的在中國進行的傳教事業，所以這個題目也用得很響亮。現在我們一般把它叫做《利瑪竇劄記》，因為它是回憶錄，體例也不是特別嚴謹。這是一本很了不起的書，因為作者是一個在中國生活了半輩子，並善於學習、善於探索的傳教士，書中顯示了他在摸索中西兩種文化交融策略的一些看法。 4．利瑪竇在北京
在南京的時候利瑪竇一直在考慮怎樣進入北京。外國人到中國來往往會受到正統的知識份子，特別是禮部官員的反對，所以要接近皇帝只能走一些其他的路。利瑪竇就買通了一個叫馬堂的宮廷太監來接近皇帝。這條路可以掠過一層一層的申報、上奏，直接通過皇帝身邊的人來接近皇帝，向宮中送一些東西。1600年利瑪竇終於獲得了機會來到北京，這時正是萬曆皇帝明神宗時期。利瑪竇第一次進宮廷，給皇帝帶去了天主圖像一幅，聖母圖像兩幅，天主經一本，鑲嵌珍珠的十字架一個，自鳴鐘兩座，萬國志一冊，還有西洋琴一架。可以看到，這些禮物裏面既有世俗文化的東西，也有天主教的主要偶像、經書等。除了這些東西以外，他還上了一份奏摺給皇帝，自稱是來自於大西洋的陪臣。宮廷中的人見到這些東西以後，其反應在《明實錄》中有所記載。他獻的兩座自鳴鐘引起了宮廷小小的轟動，據說一個放在皇帝的臥室裏，一個放在皇帝辦公的地方。因為這些西洋鐘是要上發條、上油的，但中國人對這些又不懂，所以就只能再傳利瑪竇進宮修鐘。當時，利瑪竇就天天盼著皇宮裏的鐘出問題，這樣就可以以修鐘為藉口到宮中去宣傳天主教。後來，利瑪竇不
僅成為中國宮廷的鐘錶匠，而且大鬍子的利瑪竇還成為中國近代鐘錶業的行業神。通過修鐘，利瑪竇的傳教事業還是有進展的，他不僅可以在朝廷領一些俸祿，還終於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在宣武門外建了一個教堂，就是現在北京的南堂。這樣，利瑪竇在北京進行了十年的天主教傳教事業，直到1610年在北京去世。在他去世後，徐光啟、李之藻等中國官員就代為向皇帝求情，希望讓他有一個好的歸宿，就在北京城外為他劃了一塊墓地。此後，在中國去世的天主教傳教士都埋葬於此。 5．利瑪竇的文化貢獻
下麵對利瑪竇在整個傳教過程當中的文化貢獻做一個總結。
作為一個有開創性的傳教士，對利瑪竇貢獻的評價應該著眼於傳教的角度，但如果把眼界放寬些，則更應該把他作為一個雙邊文化交流的使者來看待。在明末這樣一個中國封建文化鐵板一塊的情形下利瑪竇很艱難地打開了一個傳教的局面，這不僅是一個宗教上的進展和成就，更是文化交流方面的一個重要嘗試，所以要說利瑪竇的歷史貢獻，更多的應該從雙邊文化交流與溝通的角度來談。
首先，利瑪竇確實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奠基者。他是第一個來到北京的傳教士，建立了中國內地的第一所教堂，死後還獲得了一塊以後傳教士都可以埋葬的墓地。他還用中文嘗試性的寫了一些像《天主實義》的宣傳著作。他在中國的回憶錄《利瑪竇劄記》既可以看作是中國人認識自己的一個他山之石，也可以成為此後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的傳教指南。
其次，在傳教理論上，他走了一條“適應主義”的傳教路線。所謂“適應主義”，就是指主動接近中國傳統文化，學習中文，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和中國的官僚士大夫交往，從穿和尚袍改為穿儒服，這些都是他在努力走一條“適應主義”路線的表現。這條適應主義的路線不僅有利於宗教的傳播，更重要的是，它對於中西文化的溝通也是很有用的。在本書的第一講提到過“文化受容”的問題，外來文化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