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及其效果分析 - 基于安徽省水稻种植户调研数(6)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农民防护措施过少的原因包括农民健康意识不强、操作环境恶劣、收入较低。农药防护设备缺乏或价格昂贵以及防护措施带来的操作效率的下降或者不舒服（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５；Ｄａｍａｌａｓｅｔａ１．，２００６）．采用不配套的盖子是喷雾器滴漏的主要原因，因而增加了农药施用量（Ｓｈｅｔｔｙ，２００４）。农民农药安全使用培训效果在不同研究者的结论中存在差异，有研究发现提高农户的安全知识可以诱导农户合理施用农药（Ｐｅｒｒｙｅｔａ１．，２０００），虽然农药安全使用培训和风险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户防护设备的使用，但还是远低于推荐水平（Ｐｅｒｒｙｅｔａ１．，２００３）；ＮＳｈｅｔｔｙ（１９９０）的研究则发现，在芬兰接受教育培训的农户中，有５０％的农户在施药过程中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接受过教育培训的农户的防护设备使用情况和没有接受教育培训农户不存在显著差异。农户农药施用行为也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１．（２０００）认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化学品对劳动力的替代，农户不合理施用农药的情况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而且，中国农药施用的边际生产力为负，稻农农药过量施用的问题突出。鲁柏祥等（２０００）通过对浙江稻农的调研后发现农户用药缺乏效率，并认为导致这种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激励结构．王华书和徐翔（２００４）认为，影响农户农药使用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生产的商品化程度、生产规模（播种面积）、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收入等。地域的差异性以及农药施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外部培训、对粮食安全性的认识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户对农药残留认知（吴林海等，２０１１）．商贩是实现无公害认证蔬菜优质优价的最大障碍，企业是促使菜农实行优质生产的推动力量（陈雨生等，２００９）．家庭核心成员的文化水平和农户农药技术采用的决策行为关联很大（周洁红等，２００４），水稻农药新技术的采用率与农户年龄负相关，与受教育年限正相关（顾俊等，２００７）；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和改变了农户对农药新技术的采纳（蒙秀锋，２００４），同时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显著影响农户农药施用决策（胡豹等，２００５）．种植结构和种植规模显著影响农户农药施用行为（赵建欣，２００８），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节约用药成本的激励较大，农药施用强度相对较少（周峰和徐翔，２００８）．相关外部组织（农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农民的施药行为（张云华，２００４；黄祖辉和钱峰燕，２００５）；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亦对农户降低农药施用强度发挥积极作用（李光泗等，２００７）．２．２．２农药施用负面影响农药在减轻病虫草害对产量威胁的同时，其对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人体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各种不良影响（张云华等，２００４）。Ｗｉｄａｗｓｋｙｅｔ口，．（１９９８）使用双对数生产函数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出的中国杀虫剂的生产弹性仅仅在０．００２．０．００７之间，杀菌剂的生产弹性在．０．０３１与．０．０４８之间；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１．（２０００）对浙江农户的调研也得出相似的结论。Ｐｉｍｅｎｔｅｌ（２００５）的研究发现，美国农药施用的公众健康损失为１ｌ亿美元／年，农药抗性带来的损失为１５亿美元／年，农药不当施用带来的植物损失为１１亿美元／年，农药施用对鸟类的危害损失估计为２２亿美元／年，农药施用对地下水的影响大约为２０亿美元／年。１．农药施用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农药对农产品的污染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污染，指农药直接施在食用部位，导致农产品中残留超标；另一种是间接污染，指农药农作物从空气、土壤中吸收或渗入在作物体内，从而导致农药在农产品内富集而超标（付静尘，２０１０）．由于中国农民在农药施用过程中的过量施用行为比较普遍，高度高残留农药在农民农药施用中仍占很大比例（吕振宇等，２００９），导致大量化学物质长期存在于土壤，并进入生物组织，在食物链中不断传递、迁移（张巨勇，２００４），不仅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不必要增加，还引起农药残留量超标、农产品质量下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得农田净收益减少（朱兆良等，２００５）。目前，基于自定标准，我国蔬菜、水果和粮食农药超标率平均为２２．１５％、１８．７０％和６．２％，如果同国际标准相比，该比率还会有所提高（刘颍，２００５）．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问题可能成为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障碍之一．２．农药施用对环境的影响．在防治病虫草害的过程中，喷洒的农药只有大约２５％．３０％能够喷到要防治的靶标上，而只有不足１％的农药可喷到靶标害虫上，对害虫起作用的部分还不到全部用药量的０．０３％，可见农药利用效率之低下（孙明海等，２００４）．而且一些性质稳定、不易被环境分解、又有一定慢性毒性的农药，长期滞留于环境，带来农作物和食品中农药残留量增加，对人类造成危害（傅泽田和祁力钧，１９９８）．戈峰（１９９７）的研究发现，大部分施用的农药或附在作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物与土壤上，或飘散在大气中、或通过降雨等经地表径流进入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水体、土壤和农业生态系统、或通过气体挥发在环境中扩散迁移．农田中的农药还会随雨水或灌溉水向水体转移。目前，中国地表水域中基本上找不到一块未受农药污染的水体，长江、黄河、珠江和松花江等主要河流均能检测到农药（戈峰等，１９９７）；中国受农药污染的土壤面积达６６７万ｈｍ２，占全部可耕地面积的６．３９％（阎文圣和尚焰恒，２００２）；农田土壤一旦被污染后，会负面影响作物的正常发育，导致作物减产，同时，也会减少土壤中动物．微生物数量，进而损害生物多样性（陈晶中等，２００３）；作物从污染土壤吸收累积农药不但影响正常生长发育，而且还会在植物体内形成积累，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孙建光等，２００８；何丽莲，２００３）．化学农药的大量施用不仅污染农田环境，而且还会污染大气环境，农药喷洒以后通过大气传输的方式向高层或其他地区迁移，不断扩大污染范围（朱兆良等，２００５）；目前有报道，在南级和北级地区均发现有农药残留。３．农药施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农药的大量使用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农药的不合理使用，严重影响了生物群落的结构与功能，降低了生物多样性，破坏了昆虫群落结构、减少了土壤中无脊椎动物种群数量，消灭或抑制土壤微生物的活动，改变了杂草群落结构（吴春华和陈欣，２００４）．农民在估计施药的收益时，一般不会考虑施药导致的害虫天敌减少，这会高估施药的效果，因为作物受到害虫侵害的概率增加．例如，在华北棉田，使用化学农药防治以后，棉田瓢虫类、捕食性蝽类和捕食性蜘蛛类对害虫的捕食利用效率分别降低了４５．１％、３１．９％和８３．７％，捕食性天敌群落和寄生性天敌群落对害虫群落的捕食效率分别降低了５９．９６％和２１．４０％；由于有益生物被杀伤，病虫害发生频率在不断增加（戈峰，１９９７）．４．病虫害的抗药性日趋严重。伴随着农药施用，部分病虫害出现了农药抗体（Ｒｏｌａ＆Ｐｉｎｇａｌｉ，１９９３；Ａｎｔｌｅ＆Ｐｉｎｇａｌｉ，１９９４）；生长在一个原始种群中的昆虫在生理状况上差异较大，杀虫剂杀死弱者，保留强者，幸存的昆虫繁殖的下一代由于遗传性而具备抗药性（张巨勇，２００４）．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报道，１９６９年对一种或几种农药有抗性的害虫数目为２２４种，而到１９８０年，这种害虫数目迅速达至１］４２８种，由于具有抗性的害虫大量繁衍，并繁衍出有新的抗性的害虫群体，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使农药的杀虫效率大大下降（黄士忠，１９９０）。害虫抗药性的产生和不断强化使得农药使用陷入恶性循环，这一问题在中国表现的尤为突出，农民对农药抗性可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施用新的活性更强的农药和增加农药施用次数和剂量（Ｐｉｍｅｎｔｅｌ，２００５；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２００６），一个佐证是，近４０年来全球农药使用量增加４０倍，而害虫造成的农作物损失反而增加了３．７倍（刘颍，２０．＿０５）。宋仲容（２００８）的研究发现，防治二化螟用１８％杀虫双水剂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用３ｋｇ／ｈｍ２防效可达到８０％以上，而现在用６ｋｇ／ｈｍ２防效却仅有６０％左右；防治麦田阔叶杂草用９８％巨星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仅用药ｌｇ防效可达９０％以上．现在用２—３９防效却仅有８０％一８５％。５．。农药施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化学农药污染严重损害了农业生产效益．的１７．７％，以此可以推算出江苏省因农药污染超标的粮食为５７４万吨，以降价１０％计算，因农药污染造成的损失为３４１２４万元（戈峰等，１９９７）．Ｐｉｍｅｎｔｅｌ（２００５）计算了美国使用农药的成本，认为农药施用至少给环境和社会带来了１００亿美元的损失。例如，农药使用在影响蜜蜂生存的同时，也间接影响了蜜蜂的传粉效率，最终影响农作物生产。此外，而农民在农田施用的农药，通过空气的迁移扩散，也会对附件居民的健康产生影响，尤其是对未成年人。６．农药施用对农民健康成本的影响．农药施用和很多职业健康损害和慢性病相联系（Ｍｏｒｇａｎｅｔａ１．，２００２），对农户健康产生非常显著的负面影响（Ｐｉｎｇａｌｉ＆Ｐｉｅｒｒｅ，１９９５；Ａｎｔｌ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８；Ｒｏｌａ＆。的职业健康问题（Ｍｉｌｌｏ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文献表明农户的施药过程中的农药接触带来了很多急性导致的职业性农药接触损害了农民的健康（Ｄｕｎｇ＆Ｄｕｎｇ，．１９９９；Ｍａｎｃｉｎｉ，２００５；ｅｔａ１．（１９９９）采用案例对照研究方法，发现在阿拉伯研究表明，江苏省１１个商品粮（创汇农业）基地的粮食因农药污染超标占总产量Ｐｉｎｇａｌｉ，２００３），并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和农药使用有关病症，包括头痛、皮肤骚扰、眼睛难受、肌肉抽搐、呼吸困难等症状，农药施用Ｓｈｒｅｓｔｈａ，２０１０）．Ｂｅｓｈｗａｒｉ联合酋长国，农民在农药施用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急性病症状，如腹泻、恶心／呕吐、皮疹、视力模糊、容易焦虑、头晕、头痛、疲劳、呼吸困难等症状，同时还会出现呼吸道症状，如咳嗽，痰多，鼻窦炎，咽喉不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过敏性鼻炎，皮肤瘙痒症（体癣，接触性皮炎）等症状。Ｍａｎｃｉｎｉｅｔａ１．（２００５）对印度棉农的研究发现，在３２３位受访者中，只有１６．４％的被研究对象认为施药之后不会出现急性病症状，有３９％的被研究对象认为施药之后会有轻微急性病症状，有３８％０々被研究对象认为施药之后会有中等急性病症状，有６％的被研究对象认为施药之后会有急性病症状。急性病中毒症状主要包括头痛、容易恼怒、眼睛酸痛、肌肉疼痛、喉咙痛、呼吸问题、出虚汗和恶心。Ｍａｕｍｂｅ＆Ｓｗｉｎｔｏｎ（２００３）在对津巴布韦２８０／白棉农的调查中发现：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出现过皮肤刺激症状，超过ｌ／４报告眼睛难受，７．１２％农户报告胃疼；Ｙａｓｓｉｎｅｔ口正（２００２）等的研究发现，在加沙地区，９６％的农户在农药施用过程中经历了眼睛／脸部的不舒服，８３％的农户经历了头疼和头晕。‘Ａｎｔｌｅ＆Ｐｉｎｇａｌｉ（１９９４）研究了菲利宾稻农农药施用对农民健康的影响，以及农民健康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发现农药使用对农户健康影响为负，农户健康对农业生产力有正的影响，农药施用带来的健康损害显著降低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Ｐｉｎｇａｌ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４）研究了长期的农药施用对农民健康的影响，他们量化了慢性的、长期的健康成本和短期的、直接的健康成本，认为当健康成本被计算进成本．收益，农药施用的净收益为负．Ａｎｔｌｅ＆Ｃａｐａｌｂｏ（１９９４）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健康与农药施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这种观点：农民健康问题削减了农业增长带来的收益．而且，农药施用带来的健康影响可能会是长期的，当疾病发作的时候很难找到特殊的农药或者污染源（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ｕｍｂｅ，２００３Ｌ．此外，Ｃｒｉｓｓｍａｎｅｔａ１．（ｔ９９４）的研究认为，降低农药施用虽然可以降低农民健康成本，但会给产量带来损失，决策者需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和平衡。一些学者开始定量研究农民施用农药的健康影响、度量农民农药施用健康成本并分析农民农药施用健康成本产生的缘由．Ｐｉｍｅｎｔｅｌ（２００５）研究认为美国农药导致的健康成本大约为１１４０百万美元每年；Ｄｅｖｉ（２００７）研究了印度农药喷洒者的健康成本约为为３６美元／年；Ａｔｒｅｙａ（２００７）评估了尼泊尔的蔬菜种植者的农药接触的健康成本，研究发现平均每个农户支出接近１．５８美元／季节购买安全防护设备，每个农户对安全农药的支付意愿从２０美元／年至１Ｊ６６５美元／年不等。Ｂｌ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ｕｍｂｅ（２００３）利用津巴布韦两个地区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棉农施用农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