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IPM技术采纳行为及其效果分析 - 基于安徽省水稻种植户调研数(7)

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健康成本分别为４．７美元／年和８．３美元／年。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９８）对斯里兰卡的研究发现，农民因为农药暴露导致的健康成本相当于１０周的工资收入。Ｇａｒｍｉｎｇ＆Ｗａｉｂｅｌ（２００９）使用ＣＶＭ方法评估了尼加拉瓜菜农的农药接触的健康后果，发现农户愿意支付额外ｆｆ＇，Ｊ２８％的农药施用费用来避免健康风险；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要素包括先前的农药中毒经历，收入变量和目前的农药接触情况。在不同文献中应用疾病成本法估计出来的农民农药施用的健康成本的差异部分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同所导致的，例如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９８）计算的农户一个种植季度的健康成本，Ａｔｒｅｙａ（２００５）计算的是农户一年的健康成本。农户农药的不合理施用是导致农民农药施用健康成本的主要原因。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５）使用斯里兰卡的田间观测数据来评估农户的防御性行为及其影响要素，发现农户低的预防性支出和高的的健康疾病发生率存在相关性。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２０１０）研究发现，农药施用量、农药施用频次、农药剂量是影响健康成本的主要要素。Ｄｕｎｇ＆Ｄｕｎｇ（１９９９）研究发现，农户农药喷洒的数量远远高于利润最大化的数量，杀虫剂对农户的身体健康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与施用总量相比，接触次数对健康成本的影响更大。Ｋｉｓ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５）检验了农药接触和农药中毒症状之间的关系。Ｗａｇｎｅｒ＆Ｍａｒｅｅｌｏ（２００９）的研究发现，农药施用引发急性病更多的是与农户的经营规模有关。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９）基于对马里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１１２７００名玉米和大豆种植者的调查研究发现，经历了农药接触负面健康的农户更可能小心的施用农药，同时在接触农药时更小心．．Ｎｕｗａｙｈｉｄ（２００４）则认为降低农药暴露不能被看成孤立的医学问题或者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需要理解农户的知识、价值和信念，理解农业部门对整个经济的贡献，以及国际和国内农业企业的作用。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１９９９）认为大部分非洲国家对农药补贴的扭曲政策加剧了施用者的健康危害，同时由于缺乏健康服务和医疗专业人员，导致农民对农药导致的健康问题的漠视．Ｃｈｉｔｅｍｅｒｅｒｅｅｔａ１．（１９９６）认为关于农药的正式健康统计严重低估了农药导致的健康问题，因为很多农户并不去看医生．因为松懈的环境法律和农户获得复杂的农药信息的渠道有限，农药导致的农户健康危害在欠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剧（Ｔｊｏｍｈｏｍ，ｅｔａ１．，１９９７）．在中国，有关农药施用和农户身体健康的研究还很零碎．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ｉ．（２０００）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等人的研究发现浙江省稻农施用农药的健康成本平均为２１．６８元／年?户．王琦等（２００６）研究了１９９３年和２００１年安徽枞阳县农村居民急性生产性农药中毒情况，发现，在１９９３年，男、女性的农药中毒发生率分别为２．０４％和１．８３％，而虱Ｊ２００１年，男、女性的农药中毒发生率分别增加到４．００％和６．０２％，同时不同性别间的差异具有显著性；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户的施药卫生情况，如喷洒农药时不戴口罩、喷洒农药时的衣物不清洗继续穿或不清洗待下次喷洒农药时再穿以及喷洒农药结束后不洗手等，是农药中毒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２．２．３农药施用负面影响控制措施为了控制农药施用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三种截然不同但相互补充的选择：（１）增加对农民教育的投入．但是过去几个世纪的经验显示教育单独不能解决和农药使用有关的负面问题；（２）对高毒性农药进行规制。这在有限的时期内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然而，如果没有替代的病虫害控制方法，管制对作物生长、粮食生产和农户收入的影响比较大．而且，低效率的行政管理体制可能降低此类农药政策实施效率，导致假冒农药的出现．（３）发展更好的替代措施（Ｓｅｘｔｏｎｅｔａ１．，２００７）．最好的长期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发展简单的、安全的、易于传播的病虫害控制新方法，鼓励女ｐＩＰＭ技术等这些和小规模农户兼容的替代技术（Ｌｏｐｅｓ＆Ｆｉｒｐｏ，２００９）．因为农药施用外部性的多样性，有效的农药政策很难制定和实施，包括病虫害多方面的、暂时的和空间的差异性，农药污染的扩散性和非点源污染特性，以及信患不对称和高的监测成本等（张蔚文，２００６）．解决农药外部性的最优政策一般是不存在或不可行的，与其它的农业污染一样，农药使用带来的环境和健康损害因农户、地区和时间而不同，同时也受到化学农药的成份和使用方法的影响。Ｌｉｅ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ｔａ１．（１９９３）发现喷洒农药对农民的健康影响因地区、天气，季节不同而不同，同时也和喷洒方式、喷洒时间相联系．天气是影响农药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天气会改变作物的结构以及随之的农药使用结构，同时，由于地理位置和施用技术不同带来的外部成本，使得单一的政策很难有效（Ｚｉｌｂ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７）．假设这些约束条件不变，最有效的解决农药施用问题的途径是：发展施用水平低的新技术和采用毒性小的农药（Ｗｅｅｒｓｉｎｋｅｌａｌ．。１９９８）．农药施药外部性问题的管理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次优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和第三优的解决途径来避免农药的负面影响。即使考虑到制定农药政策时面临的种种困难，目前的农药管理制度仍然缺乏效率、有待进一步修正。通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入经济考量、采取经济激励和柔性的政策，将使得农药使用的成本收入比提高，从而提高资源分配效率（Ｚｉｌｂｃｒｍａｎ．１９９７）。相关政策的着眼点应立足于改变农户用药行为的激励结构，使得农户用药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的整体理性相协调（鲁柏祥等，２０００）。?由于农药施用行为不易观测，所以对农户农药排放征税是不可行的。而且，农药污染的外部成本因农药施用的空间和时间不同而不同的特点。任何单一的税收会因为忽略异质性而不能达到最优的产出。假定个体农户的污染是不能观测的，经济激励可以用来影响可能导致污染的投入从而获得次优的产出（Ｓｃｉｏｎｅｔａ１．，２００７）。Ｓｅｇｃｒｓｏｎ（１９８８）建议管理者可以通过施加集体惩罚来实现社会最优的农药管理。Ｘａｐａｐａｄｅａｓ（１９９１）提出通过随机处罚的方式来实现最佳管理，认为发展排污权交易系统可能提高农药施药的效率，但必须认识到农药使用成本的空间和时间差异．Ｇｏｖｉｎｄａｓａｍｙｅｔａ１．（１９９４）提出改变随机处罚的方式，通过决定排序农户的消减努力，通过排序来分配罚金；其它减少农药污染到社会最优水平的经济工具包括分配产权，使用费锦标赛和交易许可。一些学者研究了部分或者全部禁止施用农药的成本，发现这会增加食物支出的成本和其它的福利损失（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Ｃｏｍｅｊｏｅｔａ１．，１９９８；Ｚｉｉｂ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１），生产者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转嫁成本，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特别是穷人的利益（．Ｚｉｌｂ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１）．Ｃｒｏｐｐ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２）发现因为农户和农业贸易集团的干涉降低了致癌农药被禁止的可能性．Ｌｉｅ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ｔａ１．（１９８８）研究了取消１６０５农药的影响，他们发现取消某些农药的使用对重新分配生产者的收入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当供给弹性很高需求弹性很低时．Ｚｉｌｂｅｒｍａｎｅｔａ１．（１９９１）评估了１２８法案对五种果菜类种植者潜在的影响，发现消费者承担了大部分成本。Ｋｎｕｔｓｏｎｅｔ口『．（１９９０）评估了农药禁止施用的对美国８种商品的影响，发现因为价格效应农业部门总的净收入增加１８％，但是由于高的原料成本，养殖业部门的收入会减少２７％，消费者的总损失约为１８０亿美元，但对这些低收入者的影响更大。要从根本上解决农药超量使用的问题，必须从分析与其相关的各个因素入手，研究各个制约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Ｓｅｘｔｏｎｅｔａ１．，２００７），需要充分了解农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民农药施用行为和潜在的政策干涉（Ｇａｉｔ，２００８）．组织的存在和干预会改变单个生产者的安全行为（卫龙宝等，２００３）。解决病虫害和农药外部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鼓励农户合理利用农药而不是滥用农药，有必要提高农户内在化其农药施用外部成本的条件、发现更好的病虫害控制方法（张云华等，２００４）．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农药负面影响的管理和调控，就需要以政府为主体，创新农药管理体制；同时重视发挥、培育市场和组织的力量（蔡书凯和李靖，２０１１）。李圣军（２００８）则认为由于技术采纳过程中的外部性，农户在自利基础上的微观选择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最优的宏观行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法打破初始的“无效均衡”；二是无法达到社会最优即平均收益最高的采纳水平．各类农业、农村组织通过组织农户进行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有利于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以及形成对农药等要素使用的有效监督和管理，缓解众多分散农户进入农产品市场时造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分散与不对称现象（王华书和徐翔，２００７）．建立根据农药残留水平的定价的市场，或者把农药施用的责任转嫁给某些认证的职业机构是另一个达到最优的途径，可以通过某些职业机构负责提供病虫害防治方法，并对农民某些农药滥用行为承担责任（Ｓｅｘｔｏｎｅｔａ１．，２００７）．另一个优先的政策选择是利用现存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包括非政府组织，来提高农民的病虫害管理实践（Ｒａｈｍａｎ，２００３）；通过市场机制来达到农药合理施药目标，、特别是通过对生产者提供经济激励，鼓励其采纳ＩＰＭ实践，包括减少农药施用（Ｆａｌｃｏｎｅｒ，１９９８）．推广和鼓励农户采纳ＩＰＭ技术是优化农户施药行为的一个有效途径．‘ＩＰＭ技术不仅仅是简单的“施用更少的农药”，而是提高农民对作物．病虫害、农业生产管理的决策水平，决策水平的提高必然有助于克服技术、分配的无效率从一个动态的角度．ＩＰＭ技术能够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和农药接触机会，提高农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Ｍａｕｃｅｒｉ＆Ａｌｗａｎｇ，２００７）．２．２．４农户ＩＰＭ技术采纳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对农户采纳ＩＰＭ技术行为的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研究．技术采纳模型一般基于这样的假设：农户决策的基础是最大化收入或效用，当农户认为新技术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增加产量时将采用新技术（Ｇｅｒｓｈｏｎ，１９８５）．在很多国家，农业技术机构积极发展新技术来满足农户的需求，但在很多情况下，适当的技术存在但不是所以的农民都采纳．例如，抗病的马铃薯品种可以减轻枯叶病，但是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超过一半的农民没有使用这样的品种（Ｍａｕｃｅｒｉ＆Ａｌｗａｎｇ，２００７）．很多因素影响农民的利润期望和ＩＰＭ技术采纳行为，国内外相关学者对此也做了大量研究。影响农户ＩＰＭ技术采纳的因素很多，不同的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将其分为不同的种类。参照相关研究（Ｆｅｄｅｒｅｔａ１．，１９８５；Ｇｅｒｓｈｏｎ，１９８５）可以把影响农业技术采纳的因素可以分为四类：（１）农业技术本身的特征；（２）农民个人禀赋；（３）家庭经营特征；（４）自然环境；５制度环境。．１．农业技术本身的特征农业新技术的接受女ｇＩＰＭ技术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即使其经济和环境收益非常显著（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Ｃｏｍｅｊｏ＆Ｆｅｒｒａｉｏｌｉ，１９９９）；不同技术本身的属性差异显著影响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不同技术具有不同的收益水平、风险差异和资源需求程度，这是导致农户技术采纳决策差异的主要原因（Ｇｅｒｓｈｏｒｔ，１９８５；满明俊等，２０１０）．技术特点而不是农户特征是决定技术采纳的主要因素（Ｆｌｉｅｇｅｌ＆Ⅺｖｌｉｎ，１９６６；Ａｄｅｓｉｎａ＆Ｚｉｎｎａｈ，１９９３；Ｂａｔｚｅｔａ１．，１９９９）．Ｂａｔｚｅｔａ１．（１９９９）利用科尼亚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检验了技术的复杂性、风险度、对投资的要求等对牛奶厂新技术的采纳率和采纳速度的影响，发现技术的复杂性、风险度对采纳的速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Ｆｌｉｅｇｅｌ＆Ｋｉｖｌｉｎ（１９６６）在对宾夕法尼亚州农户的研究中也发现技术特征影响采纳的速度，那些风险感知小有正向收益的技术被最迅速的采纳。但Ｍａｕｃｅｒｉ＆Ａｌｗａｎｇ（２００７）的研究发现，当考虑所有的因素，技术的复杂性和初始的高投入对新技术的采纳率没有负影响，这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结论可能是由于农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导致的，包括教育水平的差异、收入的差异、与外部世界互动交流的差异（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ｕｒｂ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因此，他们推断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来理解采纳的结构和扩散速度。Ｆｌｉｅｇｅｌ＆Ｋｉｖｌｉｎ（１９６６）合写的著作中讨论了技术特点如何影响采纳率，包括：（１）从技术特征分离出来的特征以及农户的特征两者都对技术的采纳过程有潜在的影响；（２）如何测量或者分类这些技术的特点（３）在研究中考虑了足够多的变量；（４）每一个技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特点，这些属性必须被分离来理解对采纳结构的影响．Ｇｏｕｌｄｅｔ以（１９８９）和Ａｄｅｓｉｎａ＆Ｚｉｎｎａｈ（１９９３）在模型中加入了感知变量，测量了生产者对田间问题感知的严重性和对技术的感知，得出的研究结果认为农户对技术的感知会显著的影响采纳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