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颜公变化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他认为藏筋力于圆劲浑厚之中的作品是优秀的,而认为锋芒毕露、棱角外显的作品拙劣的。他正以此为评价张旭、怀素:“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公。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抹青红,妖歌曼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题王逸少帖》)张、素的狂草书,线条牵绕飞动,结体夸张多变,章法大起大落,个性鲜明,抒情性强。苏轼认为张、素的狂草过于狂放,破坏了王羲之秀逸含蓄的书风,违背了儒家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原则。从书法史的角度讲,张旭、怀素的狂草毕竟是一大创造,表现了盛唐的浪漫精神,苏轼的贬斥,过于偏激,有失公允,但正体现了他的儒家审美观。实际上,苏轼的书法创作最能体现他的美学主张,形成了圆劲有韵、肉丰骨劲的美学风格。黄庭坚评苏书:“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觉着痛快,仍似李北海”。另外,他遗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中,有楷书、行书和极少的行草作品,这些作品端庄流丽,刚健婀娜,而没有狂野成草书。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始终坚守着儒家的中庸之道,追求“中和之美”的书法观。
——苏轼的尚意书风追求一种“萧散简远”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与老庄提倡虚静寡欲暗暗相合。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钟、王书法,笔意洒脱自如,字形简古而意味深远,笔画之外妙趣横生。颜柳虽备尽古今笔法,只在字的形式上极求变化之能事,却失掉了钟、王之妙趣,这是不可取的。而苏轼向往的是笔墨之外的意韵,追求超然物外、萧散简远的情趣,这与道家的意旨十分吻合。不难看出,苏轼对闲雅淡泊、不事雕琢、返朴归真风格的崇尚。苏轼又用它来评价隋代智永的书法:“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智永禅师以疏淡、散缓的笔画表达了一种奇趣,这既是一种朴素的本色又含有无穷无尽的深意,苏轼苦苦寻觅的正是在此。可见,崇尚“简淡”、“疏淡”的书法风格贯穿于苏轼书论中,这也正同老庄以淡泊为立身之本的精神贯通。
——苏轼的尚意书风提出了“技道合一”表现美的方法。苏轼崇尚自然天成之美,追求风格的自由变化。他认为,艺术家在了然于心口与手的自由创造中,必然达
到自然天成、传神入化的境地。在他看来,《庄子》中所言的“道”,是指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的自然之理,可由具体技艺中提炼而得。这是苏轼技道合一思想的理论基础。苏轼在《跋秦少游书》中说:“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1](P28)苏轼反复强调,只有技道两进,方能创作出好的书法作品。
综上所述,苏轼尚意书风所体现的审美理念,揭示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书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出士大夫的外儒内佛道的出世入世的进退人生哲学。因而,无论在书法史上,还是在美学史上,苏轼书论都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三、苏轼尚意书法的思想渊源
苏轼的尚意书风,蕴含着苏轼的人生哲学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他正是借书法抒写他的人生情怀。 (一)苏轼尚意书风中的人生哲学
苏轼才高,大志,抱有儒家出世之心,苏轼一生虽极其坎坷,但他始终没有丧失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仰。在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孔子强调以“仁”修身,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士大夫的人格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仁”是一种崇高
的人格境界和道德境界。苏轼高度赞扬孔子以“仁义为本,教化为急”的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一种处世模式。苏轼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但不拒绝对其它文化思想的接纳。苏轼的早期思想,已经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他少年时读《庄子》,曾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这是他随遇而安,仰慕老庄思想的最初流露。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渐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消融,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化的过程。到了宋代,禅宗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自古以来,一些失意落泊的文人常把宗教作为他们的精神避难所。随着见识的增广,宦海的沉浮,加之对世态炎凉的体察,苏轼对佛家典籍的兴趣明显增浓。在通判杭州期间,苏轼与禅师往来密切,同他们谈诗说艺,或谈佛论道,有了“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棍寄须臾”的愿望;听了高僧们讲的禅理,有“百忧冰解,形神俱泰”之感,于是进入“观色观空色即空”的境界。贬谪黄州后,苏轼精神十分疲惫,他研读佛家经典,以“佛弟子”自居。人生不得志,胸中有抑郁之气;其既受佛学“禅定”影响,又受道家“坐忘”熏染,达到物我两忘。在社会人文精神的影响和个人儒道佛哲理和宗教观的容纳中,其人生多了超脱之味。
(二)苏轼尚意书风中的文化底蕴
宋代重视书法家的文人修养。宋代自苏轼开始,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不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官,他们首先认定自己的身份是文人,心态自然也应该是文人士大夫心态,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人书法,追求的是以文章才学为根基的个体心性的自然流露,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唐朝以来以书写法度为要义的风气,而将艺术素质作为书法要义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宋朝的文人们更愿意写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闲情逸致,在书中同样流露出属于自己的率真性情。“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不能仅靠一种秃笔堆成山的苦练,高品位的书法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读万卷书,学养深厚,学问与艺术间相互渗透,才能妙悟通神,才能够手眼不凡,新意迭出。这两句诗含意深刻,耐人体味。这就是“尚意”书风的思想基础。在宋代“尚意”书法的追求中,书家都重视强调书法是一种充满自性流露的语言。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尚意”,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生一乐。欧阳修有书法“乐心”说,苏轼也视书法为求寓“意”,他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这是一种获取心灵快感、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发情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