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去面对人生。苏轼从中得到有益启示。苏轼评颜书说:“信乎自然,动有姿态。”[1](P20)这里的“自然”等同于老庄口中的“自然”,即没有一点人工雕琢的痕迹,同时又透露出一种天真烂漫、似不经意的情致。苏轼说:“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醉醒之辩,若逸少何尝寄于酒乎?仆亦未免此事。”(《答谢民师书》)苏轼尽管不赞赏张旭的狂放不羁的风格,但对于他的创作状态还是在一定意义上表示认同。如他在《跋草书后》中所云:“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在苏轼看来,这还未到最高境界,要像王羲之那样无须寄于酒,无“醉醒之辨”而能达到天真,方为理想境界。 (三)苏轼接受了佛家的艺术观念
苏轼提出书法创作要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这与禅宗的行禅修炼主张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禅宗主张“坐禅”,为了成就佛道,力求排除私心杂念,企图通过欲望的泯灭,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即禅境。《坛经》云:“坐禅无著心,亦不著净,亦不言不动。”力求排除一切滞碍,达到自由的境界。苏轼深明禅理,提出了书道通于禅道的主张。唯有忘我,字才能平等若一,没有高下、轻重大小之分;唯有自然散淡,没有粗细、疏密之别,纯任自然,除去造作,达到真趣。
五、“苏体”尚意风格的影响
苏轼对宋代书风的创造与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苏轼的“尚意”书风,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黄庭坚就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宋代书家“尚意”,摆脱唐法之束缚,追求晋书的真趣。但是晋人书法之韵趣是与彼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时代、环境、社会意识、风尚不同,宋人已不可能恢复到晋代那样崇尚玄学、崇尚清谈,也不可能像晋人书法那样冲淡神远。因此,同样是追求真趣,宋人与晋人并不一样。宋人书法放纵不羁,恣肆横逸,在率直中得其“意”;晋人书法是在新鲜活泼、自然天成中得其“韵”。朱熹说到宋代书家,“至于黄、米而欹侧怒张之势极矣”。今人宗白华《美学散步》也说:“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宋人虽未达到晋人那种神韵,但毕竟与唐人风格迥异,他们创造出新的书艺境界,这与苏轼的书学观念和实践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