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书法豪放中有书卷气,重在“写意”。黄庭坚《山谷集》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凤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意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苏轼以书抒情,发其不平之气,但这中情感非王铎式的放纵而痛快淋漓,亦非董其昌的空灵,更多的是士大夫的儒雅之气。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对于怎样才能“尚意”,苏轼发挥了孔子的“辞达”说,强调了“意”的主导地位,又认为“言止于达意”,所以只需“了然于口与手”,达意即可:大略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表达,只有对要表达的事物穷形尽理,对将要运用的文辞烂熟于心,对艺术技法纯熟于手的艺术家才能做到,这就是一种自由创造的境界。他的思想表现在书法上,就是他提出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思想。告诫人们要摆脱在形式上的种种束缚,进入到随心所欲的创作状态。将自己的意毫无保留的挥洒在书作中。出自苏轼门下的黄庭坚,在苏轼的影响下他也同样崇尚超脱的禅宗思想和文人情趣。他也“尚意”,他的书法写的笔态圆劲,英俊挺秀,书得笔外意,逸气淋漓,“尚意”中显得“韵”味十足。米芾是一个很特别
的文人,在生活细节上,他既认真挑剔,也狡黠狂放。米芾学古人笔法最勤,把技巧视为第一,用笔俊迈,沉著痛快,得王献之笔意。米芾的书法“风骨自然飘逸”—— “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2](P171)。他的“尚意”在于不假思索,随手刷掠。所以马宗霍评“宋四家”云:“综四家,冠冕一代,要其独到,各有其胜:蔡胜在度,苏胜在趣,黄胜在韵,米胜在姿。”[2] (P159) (三)苏轼尚意书风所寄寓的人生情怀
一是苏轼注重意趣的抒发和个人情感的宣泄。苏轼就自我剖示过:“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苏轼认为,新意之出,当在变法,因此他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苏东坡集·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他的“变法”书法观,曾遭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正是苏轼不守成法,敢于挑战传统,大胆融情趣于法,其书自然有非凡之气韵。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诗》说:“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东坡集·石苍舒醉墨堂诗》)这些以诗论书的言论闪烁着书艺智慧的光辉。
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尚意,可以不计工拙,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生一乐。苏轼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他从作字中体会到“至乐”和“适意逍遥游”。这是一种获取心灵快感、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发情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二是苏轼追求书法的意趣和表现任情适性。苏轼的书法求意趣,表现出一种任情适性的自由,引来了一些士大夫的议论。黄庭坚说:“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庭坚可谓深识苏轼书艺之妙谛。书法既求意趣,就不必矫揉造作。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历代书法论文选·论书》)书法作品既是自我心灵的坦霹,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在火候未到时苦求其“佳”,“佳”偏偏不来;待瓜熟蒂落时,“佳”不召而自来。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历代书法论文选·论书》)。当然,苏轼指出的“不失法度”是辩证的,主要的法度即是“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历代书法论文选·论书》)。苏轼的书法,不论大小,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苏轼的字体捺画普遍开张飞动,体势上不采颜的方正,独取横势,略向上方斜扬,字的重心多偏下。黄庭坚评论说:“石压蛤蟆。”
苏轼的书法点画肥厚、结构扁平正是苏书体态的显著特征,轻重对比,黑白分明,用笔灵动,气韵连贯,清秀温和,任情率意,极富笔墨情趣,书卷之气充溢于字里行间,从而形成了强烈的个性风格。 四、苏轼尚意书风的艺术观
由于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苏轼怀着“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原则,将三家的思想进行了“去粗取精”加以继承。杂揉在他的书法主张和书法实践中,“尚意”的书法显现出儒道佛的艺术观。 (一)苏轼接受了儒家的艺术观念
孔子将“中和”作为君子处世的总原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孔子虽没有直接以“中和”论艺,但在赞美《关睢》时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显然这是“中和”原则在艺术方面的运用。苏轼十分认同这种观点,并运用于理论与创作中。苏轼在书法鉴赏中持有的“书如其人”的观点,这正是以儒家思想为立论依据,同时也是唐代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等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这是由书知其人。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人论其书。苏轼响亮地宣称:“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
也。”[1](P25)这种观点既说明了苏轼在书法鉴赏中重视思想品质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书法与人品的密切联
系。书法是人的思想品质表现,故评价一幅作品的优劣,不能仅仅从书法的工拙入手,更重要的是从作品中把握书家的思想情感和道德品质,这正是苏轼恪守儒家“仁义礼乐,忠信孝悌”思想在书论中的体现。苏轼的这种鉴赏观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于对历代许多大书家的评论中。以颜真卿为例,颜书在书法史上取得了王羲之一样突出的地位正是从宋代才开始的,如同杜甫至宋代才成了“诗圣”一样,反映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审美观念的变化。颜真卿的书风在当时直到后世都有人颇不以为然。李煜说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手并脚田舍汉”。但苏轼的着眼点却在于由其书见其人之风采,他说:“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何也?”[1](P17)苏轼由颜真卿的字联想其为人,再由其人进一步肯定其书作的艺术成就。
(二)苏轼接受了道家的艺术观念
伴随着政治上不断受挫,道家思想对他影响逐渐加深,主要表现在崇尚自然。在道家的自然本论框架中,道的特点就是合乎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也强调:“游心于淡,合气于淡,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老庄讲的“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的意思。道家教人顺应自然,以淡泊宁静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