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也。?逆弗祭。”按照楚人的传统观念，只有楚国境内的江、汉、睢、漳才是楚国之望——它主宰着楚国的兴衰福祸。
祭川，是楚人决定重大事情的一种十分神圣的活动。这从《左传?昭公十三年》记楚共王在决定王嗣问题上遍祭江、汉、睢、漳事即可见一斑：“初，共王无冢适，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见于群望曰：?当壁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楚王将立储大权毫无保留地交付群望，足见楚人对境内大川虔敬到什么程度了。楚人之所以产生这种重川轻山的观念，大概与他们成长壮大的经历有关。楚人立国于丹、淅交会之处，崛起于江、汉、睢、漳之间，鼎盛时足迹遍布湘、资、沅、澧、钱、闽、珠、桂、河、淮、信、赣等12大水域。于是，楚人便从现实生活中产生了这么一种朦胧的意识：民族的勃兴和国力的强盛无不深深受益于江河，特别是江、汉、睢、漳四条大川。但是，对于山，楚人则没有这么虔诚的感情了。楚人甚至认为，崇山峻岭束缚了他们的手脚，遮挡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果敢地从荆睢山地冲向江汉平原，正是为了摆脱大山的束缚。他们在祭祀活动中的厚川薄山，是他们锐意进取精神的一种体现。
诚然，楚人偶尔也将山川同祭。《说苑?君道》记：“楚庄王见天不见妖，而地不出孽，则祷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欤？?……”在这里，楚庄王既不是要决定国之大事，又非胜利后的庆功，而是欲向天地祈问过失，故不敢也无须怠慢山川任何一方，从而将山川一并祈祷。
及至战国晚期，随着民族融合进程的加快，楚人的祭祀观念较之以前有了较大改变。《九歌?河伯》告诉我们楚人曾祭祀过河神，这表明他们已突破了在本土只祭境内大川的传统模式。《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记：“无锡历山，春申（君）时岁祠以牛，立无锡塘，去吴百二十里。”这说明，战国末年，楚人在本土祭祀本国之山已渐成定制。
（2）祭祀神灵。楚人所祀之神是动态发展的，随着时间推移，诸神的队伍日渐扩大，其地位也相应发生变化。
早期的楚人崇奉的神祗最主要的是日神兼农神炎帝和火神兼雷神祝融。祝融是高辛氏的火正。火正，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祝融还是雷神。在《楚辞》中，雷神是丰隆，号为云中君。
相比而言，日神炎帝的地位则较祝融更高。《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书都说祝融是从属于炎帝的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张守节《正义》说：“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句，《白虎通?五行篇》说：“其帝炎帝者，太阳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属续。”这些都是祝融听命于炎帝的明证。《国语?郑语》记周太史史伯说：“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足见炎帝的神通更为广大，他既是日神，又是资格最老的农神。《帝王世纪》说：“炎帝……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氏。”
楚人的信仰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随着时代的演进，楚国政治实力的增强，为适应新的环境，迎合新潮流，楚人所祀群神的成份也发生了变化。降至战国，由于君主专制的加强和天文知识的增进，出现了一位全天最尊的“上皇”—“太乙”（“太一”），因其祠在东，又称“东皇太一。”楚辞《九歌?东皇太一》便是例证。祭东皇太一的仪式要选定吉日举行，要进献蕙肴、桂酒等物，要用乐。东皇太一被楚人奉为全天至尊之神，他的兴起，使日神炎帝为之避席。在楚人看来，太一居于太微，宛若楚王居于郢都。这位太一是后来居上的新神，楚人一时还弄不清他的真实面貌。恰逢其时，道家学派形成，道家以为太一是无形的，它生成了阴阳。由此，楚人更无法赋予太一以形象了。相传为宋玉所作的《高唐赋》写道：“进纯牺，
祷璇室，醮诸神，礼太一。”正由于楚人把太一奉为诸神中至尊至贵者，所以要对其奉祀唯谨。
由于楚人和华夏认同，颛顼就成了至尊的古帝之一。楚辞《远游》说：“从颛顼乎层冰。”在楚人眼里，颛顼已俨然是一副神性十足的派头了。
对太一和颛顼的信仰，主要存在于贵族等级和知识阶层中。一般的楚人对太一似乎还较为陌生，他们奉祀的对象，首先是与炎帝并驾齐驱的日神东君和雷神云中君。楚辞《九歌?东君》在描述沅湘一带民间祭礼日神的歌舞时写道：“灵之来兮蔽日。……举长矢兮射天狼。”我们仿佛看到一个除暴安民的神灵形象，这当然是下层人民对东君的希冀。
比之于日神东君，雷神云中君也毫不逊色。《九歌?云中君》记：“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云中君的形象是如此壮美，简直可以与日月竞辉齐光！
在下层人民的心目中，地位稍低于日神东君和雷神云中君的是司命。司命掌寿夭，楚人由此特别敬畏，唯恐祭祀不周。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竹简上祭神名单中，司命的位置是十分显赫的，在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祭祷司命的记载。而在《九歌》中，则有大司命与少司命之分，他们与人的关系若亲若疏，微妙异常。
除了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和司命外，楚人祭祀的神衹还有不少。若以这些神的早期归属来分，大致可划为如下三类：即楚人之神、北方诸夏之神和南方夷越之神。所谓楚人之神，主要有风拍（飞廉）、雨师（蓱号）、日御（羲和）、月御（望舒）、山神（山鬼）、厉神（殇鬼）、土伯（冥府之主）。凡此诸神，都见于《楚辞》之中。其中部分神还被记载于考古发现的简帛之上，如水神即在江陵天星观一号墓竹简中一展芳名。包山二号楚墓竹简
所载的祭祀对象中也有“大水”，另外还有二天子、司 、地主、后土等神。至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所画与十二月相配的奇异神像，也应是楚人之神。
楚国政治实力的强大和疆域的扩展，使得楚人除信奉民族之神外，还信奉高辛、轩辕、海若、河伯、宓妃等北方诸夏之神及湘君、湘夫人等南方夷越之神。楚人将形形色色的鬼神兼容并包于自己的意识之中，来者不拒，蓄以备用，正是楚人“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民族思想的真切体现。可以这么说，楚人在振兴邦国的艰苦历程中，实现了与异族文化教育的交融互摄，从而也形成了多元的宗教信仰。
祖先：念祖之情尤炽的楚人，对祖先奉祀唯谨，认为忘祖废祀，罪莫大焉。楚人供奉祝融和鬻熊的心态，就是绝好的例证。
楚人是祝融的后裔。在楚人心目中，祝融不只是能“昭显天地之光明”的火神兼雷神，更是他们的始祖，所以要世世代代祭祀他。《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夔子不祭祝融和楚人的另一位祖先鬻熊，竟被楚人视为大逆不道，以至招来了亡国之祸。如此说来，祝融和鬻熊的魂灵是丝毫不得亵渎的。包山二号楚墓所出竹简中有祭祀祝融的记录，这表明，直至战国晚期，祝融仍在楚人心目中占据神圣的地位。
祝融受到人们如此尊崇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是楚人公认的始祖。但是，鬻熊在楚人的祭坛上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地位呢？这恐怕是由于鬻熊不仅是楚人第一位行政首领——有爵位的酋长，而且还曾任过周文王的重臣。据《史记?楚世家》记：“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同书还记楚武王熊通的话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
祝融和鬻熊，一个是楚人的第一位祖先，一个是楚人的第一位有周朝封号的首脑，他们理所当然地该受到顶礼膜拜。
除了祝融和鬻熊外，楚人还祭祀其他的先王。《国语?楚语下》记：“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即其例证。楚人打了大胜仗后，也常祭祀祖先，汇报战绩。《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楚庄王邲之战获胜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庄王在河上祭祀了河神，起造了先君的宗庙，把楚国服郑胜晋之事告于先君，然后才班师回国。庄王之举，既是夸耀战功，也是感谢先王的祜佑。《左传?昭公元年》记：“令尹命伯洲犁对曰：?君辱贶寡大夫围……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公子围外出履行军国大事，先到祖、父之庙告别?。”这种所谓”“告别”，显然是到宗庙去向祖父庄王和父亲共王行祭祀之礼，以求得他们在天之灵的襄助，玉成其事。楚人祭祖的情况，也为考古材料所证实。如包山二号楚墓竹简所列祭祀名单中，不仅有先祖老童、祝融、鬻熊，还有先王熊绎、武王、昭王。
楚人把宗庙看得同社稷一样重要，当是他们祖先崇拜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折射。据《荀子?强国篇》记载，楚怀王客死于秦后，楚顷襄王“国举焉，负三王之庙，而辟于陈蔡之间。”国都临时迁徙，首先移走宗庙。当然，宗庙是不能背负的，需要负往新都的只能是祖先的遗像和牌位。据王逸《楚辞章句》说，正是楚国先王宗庙壁画的宏富内容，诱发了屈原创作《天问》的动机。这说明楚国宗庙规模之庞大和装饰之华丽。假定楚人认为对祖宗的祭祀无足轻重，是不会建造如此富丽堂皇宗庙的。据有关文献记述，楚国还颁布了进入王宫和宗庙的“茅门之法”，《韩诗外传》说楚庄王的太子触犯了茅门之法，受到了廷理的处罚，太子为此乞求庄王杀死廷理，不料，深明大义的庄王不但没有责怪廷理，反而训斥太子说：“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诛也？”可见，在楚人的天平上，供奉祖先的宗庙同代表社稷的王宫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