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采靡芜》和《焦仲卿妻》都是描写家庭二性生活的名作，长章短篇，艺术容量不相同，但在纪实性与叙述性相统一方面，都达到了纯美的境地。
先看《上山采靡芜》。这是写一对离异的夫妇，有一次在路途偶然相遇：
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阖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它主要通过人物的对话，向人们重现了一场家庭婚变的过程及留在当事人心头摆脱不掉的影子。封建社会，男子休妻之事屡见不鲜，很少受到指责。此诗让喜新厌旧的男人对自己的行为作不无悔意的反思，显然是在人物形象中融注了人生的经验。它所提供的生活教训更多于对休妻行为本身的指控，而留给读者的思索也更为深长。全诗结构简单，由相逢、相问、相答三部分组成，体现出汉乐府叙述依时间顺序平稳递进和使事件逐渐展开的特点。
《焦仲卿妻》是描写家庭悲剧的千古绝唱。诗中人物刘兰芝和焦仲卿有着深厚的爱情基础，由此联结起来的婚姻本来应当十分坚牢，但是在封建礼教制度下，婚姻的基础并不是爱情，而是首先要求符合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刘、焦二人同被封建礼教吞噬，这一悲剧的意义在于突破了文学作品中把二性生活的
不幸归咎于一方（主要是男方）性格缺点的格套，而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封建礼教制度，这是思想认识的一次重要超越。在叙述艺术上，《焦仲卿妻》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诗中人物众多，个个声情毕肖，神态如见。全诗事绪繁杂，矛盾迭出，然而写得圆顺自然，有条不紊。前人对它的叙事艺术备加推祟，如云：“此古今第一首长诗，当于乱处看其整，纤处看其厚，碎处看其完，忙处看其闲。”又评它看似“委曲详至”，却在“意言之外、手口之间，有一段说不出来”的含蓄之致，如此才显出“长诗之妙”。（钟惺、谭元春评选《古诗归》卷六）这确实道出了《焦仲卿妻》一些重要的叙事艺术特征。
汉乐府另一类突出的题材是叙说游子飘荡不定的生活。“游子”在汉乐府里主要指两种人，一为入伍的士兵，一为飘泊异乡的谋生者，而又以指后者更为经常。吟唱这两种人的生活，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汉乐府纪实性与叙述性相结合的风格特点。
《东光》反映了士兵对汉武帝发起征讨南越之役的厌战情绪。“仓梧多腐粟，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早行多悲伤。”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武帝穷兵黩武与普通民众、士兵的利益和愿望之间存在的矛盾，具有证史补史的意义。
讴唱流宕者的诗篇比《东光》更加贴近平民生活，其流露的意绪情感更带有普遍性。 《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累，远行不如归。
这首诗通过缝补衣服这样一件小事，把流宕异乡的谋生者日常生活遇到的不便和他们的人格遭受侵凌的痛苦表现得相当出色。不难看出，在他们“远行不如归”的慨叹声背后，是对家人般的亲切感的渴求和对人格尊重的期待，可以说这也是同类题材的乐府诗（如《悲歌》、《巫山高》等）隐含在思恋故乡意绪深层的共同心理因素。
汉乐府有些表现人生主题的篇章也值得一提。现在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文学中的人生主题是东汉末年魏晋时期（以《古诗十九首》为标志）才出现的。其实各个时期的文学都有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汉乐府多有这类作品。西汉《郊祀歌·日出入》道出了辽阔无垠的宇宙与渺小短暂的人生之间的矛盾。‘旧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然而作者又奢想借助神力，延长人寿，表现出清醒与湖涂混杂一体的意识特征。这在《相和歌辞》中又衍化成为两类题意：一类是讴歌神仙，对长生术抱有信心，如《长歌行》、《步出夏门行》、《王子乔》、《董逃行》等。这些作品往往以叙述的方式，讲述求仙者的一些生活状况，反映出汉代社会求仙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体现出汉乐府纪
实性与叙述性的结合。另一类作品表现人生易逝，苦多乐少，而去追求现世的享乐。如《善哉行》“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筝酒歌”。《西门行》“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逮为乐，为乐当及时”。《满歌行》“饮酒歌舞，乐复何须？照视日月，日月驰驱。轗柯人间，何有何无？贪财惜费，此一何愚！凿石见火，居代几时？”这种人生态度、思想特征与《古诗十九首》很相合拍。当然二者也有差异：这些表现现世享乐的汉乐府并没有完全从求仙的幻想中解脱出来，《善哉行》即称颂“仙人王乔，奉药一丸”，与《古诗十九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对仙境的幻灭感相比，态度殊异，这正反映了二者思想的前后演进。这一类表现人生主题的乐府显得有点抽象，但它们一般又都是结合着具体生活场景和人物动作的描写来阐说人生的意义，如《善哉行》以宾主称颂的安乐场面作为背景，《西门行》“出西门，步念之”，的人物动态写照等等，说明作者的说理依然不离一定的叙实，与整个汉乐府注重纪事和叙述的风格仍有某种沟通。
总之，纪实性与叙述性相结合是汉乐府最重要的风格特征，除了在直接叙事类作品中有最明显的反映之外，在说理、言情类作品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说理类已如前所述；言情类如《白头吟》通过叙事来表达爱情观，又如《有所思》与《上邪》，这是两首感情炽烈的情诗，一写女子闻说情人有异心而
思与断绝关系，一写女子发誓与情人永不分离，有人说这是互相联系的一篇作品，则二诗前后相续仍表现出一定的叙事成份。汉乐府这一特点与《楚辞》浓烈的抒情色彩固然极不相似，就是与《诗经》可用比兴的创作倾向也有明显不同。可以这么说，汉乐府是继《诗经》、《楚辞》以后又一风格鲜明的诗歌大宗，是我国古诗发展的第三个源头，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创造。汉乐府的语言风貌和表现形态不同于《诗经》和《楚辞》，具有比较明显的口语型特点，充满一片活泼、新鲜的真趣。
汉乐府的语言是生动通俗的。这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一部分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民歌原貌的作品中，如《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有所思》、《上邪》等。它们不像《国风》那样修饰文雅，基本上是对下层人民口头歌谣的一种原始记录。这些乐府诗从自然的音节、俚俗的词语中，勃发出一股爽直健朗的气概。试举《上邪》为例。“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一篇女子忠于爱情的誓词。她冲口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