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虽然难以与上述五言和杂言体相比，但是对四言体传统也有所发展。首先是加强了铺叙性，其次是语言比较通俗，有的几乎是用日常的口语写成，具有一种本色之美。所以它们与《诗经》虽然同为四言体，却有文雅和俚俗之分。汉、魏以后，四言体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在诗坛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已成为过时的东西，事实上，它在汉、魏、六朝仍是一种通行的样式，甚至在唐朝也有不少爱慕者。汉代四言乐府在整个四言诗的发展中，特别是在迈向通俗化的道路上，是有其特殊地位的。
五
总括起来说：内容取向的纪实性，艺术构设的叙述性和语言表述的通俗性是汉乐府风格的主要特点，而这些又成为我国古代乐府诗的优良传统。在历代乐府诗创作中，我们不时可以见到汉乐府艺术精神光彩的折射。
曹魏时代(主要指建安时期)，文人作乐府首次形成盛大的风气，从此，文人乐府始与民间乐府并驾齐驱，平分秋色。从乐府诗的创作来看，这主要是一个继承汉乐府的时代。作者往往借古题而叙时事，有的更是新创曲调，而在现实精神上又与汉乐府一脉相承，如曹操《薤露行》、《篙里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曹植《野田黄雀行》等。
作者在继续注重乐府内容的社会性的同时，还写下了不少诉述个人生活和咏怀抒情的作品，使创作带上了某种个性化的倾向，这是此时期乐府诗一个新的特点。在语言方面，曹魏乐府既保持了汉乐府的质朴通俗，同时，在某些作者（如曹植）写的着重于抒情的作品中又使语言朝着文雅的方向作了发展。
南北朝乐府分为民间和文人乐府两类，民间乐府又可判别为南、北两种风调。南方乐府民歌多表现长江流域都市里下层女性的恋情，形式短小，风格情调巧艳摇荡，是乐府诗的新变。北方乐府民歌数量虽然不多，题材却较南方民歌丰富开阔，形式大多比较简短，长篇唯有《木兰辞》，它是北方乐府民歌的杰出代表。北方民间乐府风格质朴遒劲，与汉乐府特点较为接近。这个时期的文人乐府离异了汉乐府的传统，题材狭窄，陈陈相因，正如前人批评的，“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然沿袭之文，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将八九子》但詠鸟，《雉朝飞》但詠雉，《鸡鸣高树巅》但詠鸡，大抵类此”，（《蔡宽夫诗话》“乐府辞”条，按刘凤诰《杜工部诗话》引此作蔡絛语)这就失去了汉乐府命题所蕴含的深广的社会意义。同时，文人乐府还打上了南朝美文的烙印，语言由朴素变为华艳，缺乏生气。总之，这是文人乐府的一个衰落阶段。
唐代乐府是对汉乐府传统的复兴和发展。前期的主要诗人有王维、李白、高适，他们写的乐府（包括古题乐府和新题乐府）克服了南朝文人乐府题材单调、语言浮艳的弊病，使汉乐
府健朗的风格传统得到了恢复。李白多方吸取汉乐府经验，创作成就尤为杰出。唐中期，杜甫首开广泛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下层人民痛苦心灵的新乐府的风气，至元稹、白居易，这又进而形成一股飓风激荡诗坛。新乐府诗人宏扬汉乐府的现实精神，敢于直面严酷而苦难的社会、人生，“即事名篇”，进一步提高了乐府诗映现社会生活、针贬时弊的功能。艺术上大都注重叙事，语言浅显明白，保持了汉乐府的基本风貌。此外，新乐府还从变文中吸取了一些艺术经验；与以前的乐府诗相比，七言体的长足发展也是新乐府的一个显着特点。
宋、元、明、清时代，乐府诗依然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其中虽各缺乏艺术生命的赝品，但也有不少值得称道的佳构杰作，或展示人民哀痛凄苦的生活状况，或揭露上层社会的种种腐败行径，艺术上大都质直朴素，自然明白，汉乐府和唐代新乐府的写实及通俗的创作传统在这部分作品中得到了重现。
原载：《楚雄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