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美化服装运动

2019-03-29 09:32

“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美化服装”运动(1955~1957)初探

一身蓝灰色的服装,衬托出一种温柔而又脆弱的冷淡,几乎不可逾越,它掩护着女人们的身体,就像狂轰滥炸的恐慌年代防护在屋顶上的帆布。

———〔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①

服装作为人类内在精神的外铄,是社会人的文化符号,更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了认同和归属的作用。没有一种东西能比服装那样更具体、更贴切地表达一个人的归属,同时又作为一种日常需求而不

可回避。

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曾因为它“千篇一律

”“男女不分”的服装给外国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每一个在这一时期到访红色中国的“外国友人”

,或多或少都留下了对服装,特别是女性服装的描述评论。

③题记所引用的文字就是一例,尤其是其中暗示的服①〔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第148~149页。

②袁仄、胡月

:《百年衣裳》,三联书店,2010,第329页。③

安东篱

:《中国女性应该身着何物?:一个国族难题》(AntoniaFinnane,“WhatShouldChineseWomenWear?:ANationalProblem”),《现代中国》(ModernChina)第22卷第2期(1996年4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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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装与女性身体的紧密关系,更是值得研究者留心关注的面向。正如:“我们不能只考虑服装而不考虑其覆盖下的身体,有学者指出的

,借用伊拉斯谟的话说,衣服是也无法只盯着身体而忽视服装”

①“身体的身体”,从中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特质和状态。

虽然本项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中国50年代中期的服装改革现象②,但会把焦点放在围绕服装所形成的“时装的书写机制”上③。

:《身在衣外:晚清上海的时尚和身份认同》(PaolaZamperini,“On曾佩琳

TheirDressTheyWoreaBody:FashionandIdentityinLateQingShanghai”),《多重立场:东亚文化批评》(Positions:EastAsiaCulturesCritique),第11卷第2期(2003年秋季刊),第302页。

大陆学界尚无对此问题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有所涉及的研究多偏于浮光掠影的

》,《当代中国史研究》第介绍性质。如孙燕京、岳珑的《民众记忆与服装衍化

12卷第5期(2005年9月);宋卫忠:《当代北京服装服饰史话》,当代中国出版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服饰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社,2008;秦方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服装消费研西北大学历史系,2004;沈兰

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历史系,2008。较新也较为深入的研究是袁仄、:《百年衣裳》(三联书店,2010),但也仅是在“短暂的繁荣”一节中有所胡月

论述,仍留很大空间有待拓展。海外学界专论性质的文章仅见安东篱《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时尚艺术中的全球霸权和本土中介》(AntoniaFiannane,“YuFengandthe1950sDressReformCampaign:GlobalHegemonyandLocalAgencyIntheArtofFashion”,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近代中国的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3),但其以郁风个人女与社会(1600~1950

角度为切入,缺乏对此一改革现象全面的梳理审视。此外,威尔森的《为中国的

领袖而着装:革命年代(1911~1976)的妻子和丈夫们》(VerityWilson,“Dressingfortheleadership:WivesandHusbandsinanAgeofRevolutions(1911~1976)”,《性别与历史》(Gender&History),第14卷第3期(2002年11月))以及陈庭梅的《女性图像,男女平等主义的肖像学?19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FemaleIcons,feministIconography?修辞和女性代理人》(TinaMaiChen

SocialistRhetoricandWomen'sAgencyin1950sChina”,《性别与历史》(Gender&

History),第15卷第2期(2003年8月))对此问题均有所涉及。

罗兰·巴特认为,在考察时装体系时“很快意识到必须在真实的(或可视的)

。尽管实在的时装体系也具备同等重要性,系统分析和书写系统分析之间抉择”

但“没有(关于时装的)话语,就没有完整的流行,没有根本意义的流行。因

。所以,他“选择了书写的而,把真实服装置于流行话语之前似乎不太合理”

(更确切地讲就是描述的)服装,而不是真实的服装进行分析”。参见〔法〕

,敖军译,上海人民出罗兰·巴特著《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前言》

版社,2000,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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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围绕当时各种女性时装的视觉呈述(VisualRepresentation)当然会有所涉及,但会着重分析在全新的“革命话语”中女性服装是如何被感知、讨论和规训的,从而揭示出它与身体、性别、身份乃至权力等议题的相关性。

如果我们对毛泽东时代女性服装的嬗变历史做一番粗浅的回

顾,就会得出其基本上是由“多元化走向单一化”

①的印象。概而观之,这种说法大体不错。但倘若详加考察,就会发觉此种线性逻辑会遮蔽掉许多丰富的历史线索,进而将原本多元变化、充满张力的历史进程化约并消解掉。本文所讨论的这个议题正是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上述线性叙述的“反常”现象,但恰恰透过这种“反常”,我们可以观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美学实践的“另类”尝试。

一希求进步——革命时尚的兴起与泛滥

在战争焦土上建设新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重建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白手起家只能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容不得风花雪月,讲究吃穿用度。官方话语当中,更是把投身生产提高到妇女解放的层面上,以此来作为衡量进步与否的标准

。“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首先是经济上的独立,那就是积极参加生产……要把全市广大妇女组织到生产阵线上来,共同来建设我们的首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

产城市,从而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实现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②出于便于劳动工作的考量,女性服装势必要化繁为简,同时也是为了彰显自身的进步性、革命性,至少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另外,也是更重要的,造成女性服饰先是简化,进而趋同的原

①唐海迪

:《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的演变(1949~1966)》(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第46页。

聂荣臻

:《在北京市第一次妇代会开幕典礼上的讲演词》(1949年11月26日),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48.12~194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第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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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从1950年开始,中国人民的服因还在于革命时尚的兴起与流行

装起了一种变化,到处流行着一种服装样式,这就是干部服的样

①具体到妇女而言,干部服就是长裤配制服,这种为适应艰”式。

苦卓绝的战争环境诞生的服装样式,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势如破竹之势迅速解放了中国大陆,而使其获得了无可比拟的合法性。干部服凸显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与旧社会和。“妇女穿长裤制服是新中有闲阶级的腐朽落后相联系的旗袍洋装

国成立后普遍流行起来的……也标志着女同志参加了革命斗争的光荣。因而城市里的女干部、女工、女学生、女教员都纷纷穿上长裤制服,逐渐连家庭妇女也都把旗袍收起了;农村里的姑娘们也以穿

②”一套制服为荣。

———“列必须指出的是,此时流行的女干部服有其专有名称

,在服装样式和裁剪工艺上与男干部服有着些许差别,尽管宁装”

。“西式大驳领,右衽双排扣(也有左衽),它们都发源于圣地延安

腰间束腰带,三或两只挖袋,胸前口袋或有或无,腰旁两只斜缝袋。因有腰带,一般列宁装多为松腰身,亦有收腰身,做肋背缝

③因为学习和”的。有棉有单,通常由供给制单位统一制作发放。

模仿苏联,其在解放区兴起和冠名。随着根据地干部南下接管政权,他们的服装随即也传向了全国,并被迅速模仿制作。

除却“喜新厌旧”的集体心态外,这种“模仿”更是反映了。“由于我们的党和人民自愿自发向国家工作人员学习的迫切愿望

人民政府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人民钦佩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艰苦朴素作风,怀着景仰和羡慕的心情来从一切方面,

④”自然也从服装方面学习我们。

这种遍及城乡时尚风气的转换,在当时就引起了时人的注意:

:《谈服装的变化和服装改进问题》,《美术》1956年第4期。丁正

:《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4期。郁风

:《百年衣裳》,第268页。袁仄、胡月

:《让我们的服装丰富多彩》,《中国青年》1956年第6期。孙轶青

①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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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在农村,准备结婚的姑娘,从担心没有嫁妆转而担心父母不允许作一套新的干部服。举行婚礼的一对新人,胸前的红花也有不少挂在蓝色的干部服上。城市妇女把旗袍改成短袄,再在短袄上罩件干

部服”

①,并将转变归因于妇女把干部服和思想上的进步、生活上的朴素、经济上的节约联系在了一起。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以列宁服为代表的干部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女性青睐以至广为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这种“革命时尚”的兴起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服装的趋同,乃至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也发出了疑问:“穿制服的男女一年多似一年,近一二年不但是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穿制服,而且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无论是家庭妇女、农村妇女,甚至连小学生也有不少穿上了制服,这种风气是好是

坏呢?”

②这种近乎于官方的质疑是否如西方学者所惊异的那样:“经过了多年的朴素同一化的运动年代后,当……服装改革运动明确

鼓励服装上的性别差异的时候,裁剪政治也有了新的变化”

③呢?二“怎样的服装才能与社会主义时代的

新中国相称?”④——“美化服装”

运动话语的逻辑困境

1.扑朔迷离———蓝制服引发的性别差异焦虑

尽管50年代的中国还未如同后来那般在服装上整齐划一、千

①丁正

:《谈服装的变化和服装改进问题》,《美术》1956年第4期。②

张琴秋

:《谈谈服装问题》,《新观察》1955年第11期。③〔英〕艾华

:《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施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127页。④郁风

:《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3期。⑤

由于学界对此问题关注较少,因此并无约定俗成的称谓,如“五好

”“两勤”运动。笔者的冠名依据来自1956年3月20日《光明日报》的社论《美化服装》

,因为较之于“服装改革”,“美化服装”更能凸显“社会主义美学”与“服装时尚文化”的复杂互动,也更契合本文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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