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灰制服的不满。但由于其所抨击的“对象”身上蕴含了过于强烈正面的象征意味，代表了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对之的负面评价稍。“干部服原来是标志着劳动人民翻了身的衣有过火就会引火烧身
服，争取穿这种衣服，就如同争取自由解放一样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意愿……把干部服当做新中国的人民服装，换上这套服装，就是显
①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情感”示出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而自豪。
：“干基础，使得多数文章在提倡服装多样化的同时，都不忘声明部服不但庄严大方，也适合我国人的体质。我们提倡服装的形式和
②”色彩多样化，但并不是反对穿干部服。
结语：赶时髦还是随大溜——时尚与衣着的二重性
在任何一种文化情境中，选择怎样着装、追求什么时尚，首先都是高度个人化的。但这并不等同于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正，“衣着是被社会组建但又是通过个人而发生效如研究者所指出的
果的‘实践’的结果。当我们穿衣时，我们是在一种文化的界限之内行事，严格遵循该文化对于身体以及对于那组建‘着衣’的
③。身体的东西的特殊规范和期待”
在毛泽东时代之初，深色的干部服、人民装在一定程度上曾是人民自发自愿的选择，也由此形成了革命“时尚”的潮流。可是过于千篇一律的服装质地、单调乏味的颜色式样，终究会引发群众的不满，因此旨在改革服装的“美化”运动正可谓是“发乎情、。遗憾的是，“姹紫嫣红”唤来的并不是无合乎理”的“及时雨”
，但终究难逃边春景，反而是无尽寒冬。虽然一时“回光返照”
①②③
：《谈服装的变化和服装改进问题》，《美术》1956年第4期。丁正
：《关于男青年的服装问题》，《中国青年》1956年第12期。庞熏琴
：《时髦的身体》，第7～8页。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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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一命呜呼”的下场。后来的岁月里，舆论走向从“谁要不穿干部
服，就会被指为‘特别’‘不合群’‘出风头’”①，下行到了“早
先右派分子向我们进攻时，就有人攻击过我们朴素的蓝制服、老棉袄，说它土里土气，很难看……我们反对的，只是那种奇装异服……是那种脱离劳动人民，把时间浪费在梳妆打扮上的生活作风，是那种一味追求吃喝玩乐的资产阶级思想。奇装异服，在我们眼中
看来，都不是美，而是丑”
。②在这些无形的社会压力之下，更多的人用蓝制服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很难说是“赶时髦”
，而恐怕是明哲保身的“随大溜”了。其实，时尚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本就不是矛盾的：人们可以用时尚来为自己获得一种印象深刻的“个体的”身份特征，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凸显出一致性，因为时尚本来就是对某种清一色的东西的强化。一致性与个体性、私密的自我和公开的形象之间的两重性一直
就产生出关于时尚与衣着的许多争议。
③从某种角度说，时尚的这种二重性正是美化运动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
半个多世纪之后细说从头，笔者认为在共和国早期，个人正当的要求美化的愿望被压抑固然令人惋惜，但最叫人为之扼腕的是服装改革运动所象征的社会主义美学实践和探索也随着前者的夭折无疾而终。倘若真的能够假以时日，是否能如当年满怀热情地投身其中的美术工作者们所乐观预言的那般形成“最美丽的社会主义时
期的中国民族服装”
④？答案自然是不得而知，但也许时至今日，中国人在出席外事活动时能有更多的着装选择；也许漫步大街小巷，目睹五光十色，甚至光怪陆离的时装的我们在面对郁风当年的疑问“怎样的服装才能与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相称？”时，就不会仍然哑口无言，而这或许就是本项研究的意义所在吧。
①《怎样正确对待改进服装问题
？》，《北京日报》1956年3月3日，第3版。②梅原
：《头发·服装·美》，《人民日报》1964年4月20日，第6版。③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时髦的身体》，第137页。④
郁风
：《今天的妇女服装问题》，《新中国妇女》1955年第3期。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