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经过此番改进和规训，50年代的旗袍勉强符合了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面貌的要求，从质地到图案比以往都增添了健康自然的气质，面料以棉布为主，装饰简约，色调朴素。穿旗袍的大姑娘梳着大辫子，的确为那个甩开了战争阴影、经济建设初有成效的
①和平年代添上了一抹亮色。
，其得名于旗袍之外，美化自己的另一个选项便是“布拉吉”
俄语“pletje”的直译，意为连衣裙，特点是腰间系带，通常由彩色花布制作②。顾名思义，布拉吉显然是来自“苏联老大哥”处的舶来品。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以苏联专家也跨越了国境来到中国，带来的“礼物”包括知识、物质、
③布拉吉也自然而然文化产品以及新社会的特定政治—美学理念。
地从苏联流行到了中国。
布拉吉是很女性化的服装，裙裾飘飘之间，产生出杨柳依风、婀娜多姿的美感象征着年轻和朝气，有长袖和短袖，裙裾处打活褶，裙摆自由飘逸，不同于中国传统裙子的做法，也改变了中国女性穿着旗袍或上袄下裙式的打扮，一般的布拉吉用大花布来做④。一位当事人回忆说新中国为了得到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而允许其向我们倾销花布⑤。提倡穿布拉吉、花衣花裙是出自政治需要，
⑥之说。因此有“女干部带头穿布拉吉”
①②③
：《与时俱进的旗袍》，《老照片》第67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赵小弟
157页。
：《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时尚艺术中的全球霸权和本土中安东篱
，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第248页。介》
：《国际主义与文化经验：苏联电影和1950年代中国大众对未来的普遍陈庭梅
，“InternationalismandCulturalExperience：SovietFilmsand理解》（TinaMaiChen
PopularChineseUnderstandingsoftheFutureinthe1950s”），《文化批评》
④⑤⑥
（CulturalCritique）第58期（2004年秋季刊），第84页。
：《百年衣裳》，第285页。袁仄、胡月
：《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的演变（1949～1966）》（硕士学位论文），第唐海迪
47页。
：《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张弛
学院，2010，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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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由于自身的根正苗红，又有别于背负了沉重历史包袱的旗袍，用苏式大花布制成的布拉吉在中国得以轻装上阵，飞速俘获了年轻少女的芳心。在作家王蒙的小说《青春万岁》中，几个女中学生
就换上了五彩斑斓的各式连衣裙来尽情袒露自己健美的身材。
①布拉吉的广为盛行甚至引起了一些艺术界人士的担忧：“我认为穿西式连衣裙是可以的，而那种不喜欢甚至拒绝穿中国式的衣服的现象就值得注意了……将来发展起来，在我们祖国的生活领域
中，便到处只看见西式服装了。
”②推崇民族风格服装的美术家的忧虑显然有些超前，但却并非全无根据。实际上，在一些服装展览会上已经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
。“在某展览会新设计的样品中，却出现了过多的‘布拉吉’
，而其他的式样并不多……不是说‘布拉吉’和‘人民装’都不要，而是要防止新的千篇一律。
”③在服装选择上过分“崇洋”显然不是“美化服装”运动的鼓吹者所愿意看到的，在他们心中，主从关系一定要明确，即以中式服饰为主，博采众长
。“关于多样性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以自己民族的服装为基础，适当地吸取国外其他民族服装的样式，创造新的
民族服装，自然就更加丰富多彩了。
”④由此观之，布拉吉的洋出身可谓是一柄“双刃剑”
。一方面，其身上没有斑驳的历史陈迹，又有政策层面的保驾护航；另一方面，纯粹的俄式风格和过于轻快的裁剪样式，也注定其流行范围只限于大城市的年轻女性。布拉吉的成本也是个问题，虽然它的用料仍比制服要少得多。可是如果考虑到加工费的话，经济与否就要画上一个大问号了。高昂的制衣价格恐怕会让有心“美化”一下自己的女性望而却步
。“一位女青年，很想打扮自己一下，可是在看了许多服装设计图样之后，很失望地说
：‘这许多样子，不是不适①王蒙
：《青春万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304页。②郁风
：《发扬服装的民族风格》，《美术》1956年第4期。③关仲
：《对改进服装的几点建议》，《美术》1956年第4期。④
谢雪红
：《我对服装问题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4月7日，第2版。65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①’”合我穿，就是我做不起。
尽管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不足，但旗袍和布拉吉仍然作为“主力”参加了1956年3月31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首都服装展。这次展览会共陈列了男、女、童装合计762种，分别在两个览会”
房间里展出了春、夏、秋三季的式样，适合不同年龄和不同职业的人们穿着，不仅经济适用，而且款式新颖，色彩鲜丽。展览会上陈列的服装，绝大部分都保留了民族服装的特色，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外国服装的优点，使其更加适合新社会劳动和生活的需要②。一位：“纺织女工观展之后在意见书上写道我感谢这个展览会，因为它启发了我更热爱生活，并使我认识到怎样正确的处理自己的服装，我一定
③”要根据经济、美观、适用这三个原则，把自己的服装美化起来。
可以说，这次服装展览会既是“美化服装”运动开展以来相关成果的公开展示会，又是对民众进行的一堂生动的美育课程。展期长达40天，群众反响强烈，参观者多达30余万人。五一节前后更是早晚川流不息，日平均人次13000人，有的竟反复参观七次之多，
④甚至带动了百货公司的服装销量，更把影响力拓展到了海外。
，正当运动如火如但是，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荼之际（内部甚至露天的时装表演均已列入日程⑤），有“上级指示”下达了，服装改革不让再搞下去了，仍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这一段短暂的“繁荣”很快就烟消云散了⑥。究其原因，可谓众说纷纭。有研究者称是反右运动终结了“美化”服
：《对改进服装的几点建议》，《美术》1956年第4期。关仲
，北京市档案馆藏，市团委与市工会、市妇联联合②《首都服装展览会工作总结》
举办的服装展览会文件，100－003－00300。
①
：《记首都的服装展览会》，《人民日报》1956年4月1日，第2版。甸义
，北京市档案馆藏，市团委与市工会、市妇联联合④《首都服装展览会工作总结》
举办的服装展览会文件，100－003－00300。
③
⑤《关于时装表演的计划（初稿）》（1956年3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市团⑥
委与市工会、市妇联联合举办的服装展览会文件，100－003－00300。
：《百年衣裳》，第288～289页。袁仄、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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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装的进程①；也有人认为，1957年正式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生活
方式”是“罪魁祸首”
②；还有分析指出，该运动生不逢时，很快就遭遇了国家经济危机，而中国人民也被号召用“爱国呢”，换句话说，即用边角料来做衣服③。
着眼于大时代的背景固然不错
，“美化服装”运动的中辍也必然和政治风气的转向和经济形势的恶化难脱干系。但笔者更愿意聚焦于该运动本身，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场“革命”尚未生成便有流产”的危险。
三“乍暖还寒时候，怎敌它晚来风急”
——“美化”凋零为哪般？
1.个体“美化”的追求溢出了国家政治美学的边界
虽然前文指出，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运动本身，但对于另一场在时间上同“美化服装”运动相平行乃至重合的运动———五好”运动④而言，这二者间的巧合，我们似乎不应轻易忽视。简言之，后者旨在重新定位家庭妇女的作用和家务劳动的地位，为其一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文化中被忽视的状况翻案。但据海内外学者们分析，这种举措的真实意图是重新将妇女女性化”为保守的家务劳动模范，以适应当时的就业紧张状况⑤。
①安东篱
：《中国女性应该身着何物？：一个国族难题》，《现代中国》第22卷第2期（1996年4月），第121页。
②唐海迪
：《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的演变（1949～1966）》，第48页。③安东篱
：《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时尚艺术中的全球霸权和本土中介》
，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Ⅱ）》，第263页。④对该运动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考张弛《十七年“家务劳动”话语研究》，第40～41页。
⑤
迪莉娅·达文
：《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针对城市妇女政策的某些层面的含义》（DeliaDavin，“TheImplicationofSomeAspectsofC.C.P.PolicetowardUrbanWomeninthe1950s”），《现代中国》（ModernChina）第1卷第4期（1975
年），第366页；蒋永萍：《两种体制下的中国妇女就业》，《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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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美化服装”运动的潜在动机与之不谋而合。当时无独有偶
的政府为了降低城市失业率，鼓励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于是便大力宣扬对女性外表的重新女性化，将她们的关注焦点重聚于吃穿用——包括外度等家庭事务上。易言之，确认女性兴趣与私人事务—
——的亲密关系是一项灵活实用主义的机制，便于随时调控女性表—
①就业的成本。
，“五好”与“美化”都难脱权宜之计的尴尬标签。由此观之
而时尚和“女子气”的关联也天然注定了服装改革的诉求与官方美学的追求水火不容。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时尚的主体通常总是被设想为女性，人们总是认为妇女们最容易倾心于时尚这种“可怕的”乐事，那些可以贴上“浅薄”和“愚蠢”的标签的生活追求，也很容易和女性挂起钩来②。
而这种“浅薄”和“愚蠢”的美化欲求和毛泽东时代崇高化的美学追求之间的矛盾几乎难以调和。正如王斑所言，在共产主义，“女人”对色彩、美食、内饰、点缀以及文化的官方美学标准中
对“情感与爱的嗜好”被看成是多余的。中国妇女应该“顶起半
③，能与她们的男性同志一道进行伟大的革命任务。边天”
不宁唯是，崇高化的过程正是基于性别的模糊化。一方面传统上称作“女性与阴柔”的事物正是有待崇高化的东西。另一个极端则是，崇高化的完美极致一般认为是“男性与阳刚”的领域，如国家建设、革命奋斗等。在这些伟大的事业中，中国女性不是被一笔勾销，就是作为男性阳刚的附属存在，而个体性征与情感则让位于某种伟大的集体目标，虽然更大的文化目标可能是“无性别
：《中国的女性与性相》，第127页。艾华
：《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②〔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郜元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63页。
①
：《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孟祥春译，上③〔美〕王斑
海三联书店，2008，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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