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差异的集体”
，而不是简单的男性阳刚①。这种“无性别差异的集体”反映到服装领域里就自然以男女趋同的人民装为表征了。
也许“美化服装”运动的发起者并不自觉，但这场运动却实实在在地碰触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美学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其可能加强了这种限制的弹性，为自身谋求到了一定空间，但由于与崇高美学的根本抵牾，最终也难脱半途而废的命运。
2.允许“美化”的职业和工作有太多的局限性
从某个层面来说，衣着不当仅仅指的是身穿错误的服装出现在错误的环境里。换句话说，在私人空间—
——比如家中———即便裸体也是无伤大雅的
。“但公共场合几乎总是要求我们必须给身体穿上合适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肉体的故意招摇或在公开场合粗心大意的暴露，都是有碍观瞻的、破坏性的，而且也是潜在颠覆性的……
是对于最基本的社会规则的破坏，而要冒被排斥的危险。
”②因此
，“美化服装”运动从一开始就把目标人群锁定在了职业妇女而非家庭妇女身上，这也正是前文所言，运动主体是机关中的女干部的原因所在。但是，对于更大的职业妇女群体———女工而言
，“美化”自己也许就并不那么随心所欲了。首先，女工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制服是其首选。无论是在纺织女工身上一尘不染的白色罩衣（虽然偶尔会在里面穿一件印花连衣裙），抑或从事重工业的女工身上的人民装和头上的布帽子，都要遵循“实用”的原则
：“在工作的时候，穿的衣服要首先便利于劳动，不要老是担心衣服是否弄脏了挂破了，那样就会分了心。像工地、工厂、勘测队工作的女职工在工作时也可以穿花衣服，但是要比较朴素、耐脏、结实。也有一些职工（像铁路职工）因为工作性质需
要穿制服。
”③这就基本排除了在生产时间“美化”服装的可能性。①
王斑
：《历史的崇高形象》，第106页。②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时髦的身体》，第2页。③《怎样正确对待改进服装问题？—
——讨论的小结》，《北京日报》1956年3月23日，第3版。
69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其次，重工业生产场所的男性气概不能受到花衣服所象征的女性气质的挑战和破坏。如果说轻工业生产中的女工服装常见的三件套：白帽子、套袖和围裙依然隐隐约约地显露了女性特质的话，那么进入由绝对男性阳刚气质主宰的重工业的女性，连同她的身体和衣着都要做出彻底的改变以迎合相应的标准①。脸和双手之外的暴露是绝对的禁忌（当然，出于安全生产的考虑，面部和双手可能也会用面罩和手套来覆盖）。比裸露更加不能允许的则是对女性肌肉的展现，既无法效仿男性工人那般拳头和脑袋一般大小，手臂也不能强健到不合比例②。原因是“肌肉更像是累赘，女子健美尤其如此：既然肌肉可以像衣服那样被设计，那么女人的肌肉的假定就
③。包含着对于适当的性别界限的侵犯”
——衣着形象便被塑造成几近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女性的身体—
完全为工作服覆盖，即便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裸露也难以和男性工人相提并论的次等形象。而花衣服因其富于女性气质且会招致暴露和分散精力的危险性，从而对高度阳刚且专注的男性特征所垄断的重工业构成了直接挑战，因此遭到打压和贬抑也并不奇怪。
实际上，由“衣着不当”所引发的感觉不适，绝不仅仅限于女工。许多女职员、女教师也因为在工作时间和场所试图“美化”，“罪名”就是“脱离群众”或“对群众产生不好自己而遭到非议
。一些单位反对与群众有较多接触的职员干部穿得“花哨”：影响”
“我们工区里有许多女同志都爱穿得漂亮些，但有的男同志说，你
④”们要穿得朴素些，常与工人接触，免得造成不好影响。
①
：《毛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白色和劳动身体》（TinaMaiChen，陈庭梅
“ProletarianWhiteandWorkingBodiesinMao'sChina”），《多重立场：东亚文化批评》（positions：eastasiaculturescritique）第11卷第2期（2003年秋季刊），第375页。
：《毛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白色和劳动身体》，《多重立场：东亚文化批陈庭梅
评》第11卷第2期（2003年秋季刊），第385页。
②③
：《时髦的身体》，第4页。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
？》，《北京日报》1956年3月3日，第3版。④《怎样正确对待改进服装问题
70
“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至于女教师，在衣着上更是要慎之又慎。因为“女教师与一般女同志不同，如果突然换上花衣服去上课，是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会影响教学效果的”
。在着装上要做到“四不可”：“一不可太鲜艳；二不可太花；三不可追求形式、标新立异；四不可常换。
”①这样一来，还是灰制服蓝布衫最理想，也只有在周日这天，女教师
才能穿上花衣服（美其名曰“礼拜服”
②），把内心的美与外表的美统一起来。
易言之，服装改革先从工作之余的节假日时间做起，不啻为一个减小阻力的终南捷径。这一点也在鼓吹性质的文章中得以体现：我们希望青年男女打破顾虑，勇敢地穿起自己心爱的服装，至少
在假日和节日里应该这样。
”③难道真的可以如美化运动的倡导者所设想的，从闲暇时间入手，由点及面，将时尚美学推而广之吗？恐怕真实情况远非如此理想。
3.“美化”符号不敌“反美化”符号
权且不论那些在工作场合因换装求美化，结果遭遇挫折的人，在节假日的闲暇时光改头换面就能明哲保身了吗？答案也是未必。一位特别赞成改革服装的青年妇女在星期日高高兴兴地穿上花裙子，想和爱人一道上街走走，结果二十多岁的年轻爱人却说
：“你穿上这件衣服，我不和你一块儿出去，你还是换上蓝制服吧！”
④我们必须加以注意的是，即便是在“美化服装”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新时尚也没有试图对实用的工作服以及人民装提出根本性的挑战。不论是旗袍还是布拉吉通常都只是作为休闲时间，比如周末的一种着装选择出现⑤。退一步讲，即便是新时尚有心取代或者
①
张引
：《教师与服装》，《光明日报》1956年3月20日，第3版。②《服装问题座谈会上反映的情况》（1956年2月28日），北京市档案馆藏，市
团委与市工会、市妇联联合举办的服装展览会文件，100－003－00300。
③
孙轶青
：《让我们的服装丰富多彩》，《中国青年》1956年第6期。④《怎样正确对待改进服装问题
？》，《北京日报》1956年3月3日，第3版。⑤陈庭梅
：《为党着装：毛时代中国的服装、公民身份和性别构成》，《时尚理论》第5卷第2号，第146～148页。
71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第三辑）
挑战旧时尚，也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恰如安东篱所言，判断促成服装文化能否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普罗大众对新时尚的接受程度①。在中国，显然服装改革运动并没能轻易改变民众对着装的固有态度。如果从符号学上的意义来说，这场发生于1955～1957年间的改革运动可以视作是一次符号象征之间的斗争。一方是正符号，包括运动期间以公开展览、新闻和杂志文章照片等媒介形式出现甚或偶尔在大街上露面的新时尚；而另一方面的反符号，则囊括了绝大多数人的穿着打扮、权威人物的衣着、集体主义、延安精神等一系列对正符号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征象②。两相比对，谁占上风，似乎一眼便知。
为了达到短时间内让“美化”效果最大化的目标，为数不少的单位不考虑青年的实际情况，片面强调“改进服装的必要性、，采用行政命令甚至强迫的手段，号召人们改穿花衣裳，重要性”
③并对人民装大加讽刺和嘲笑。
显然，用高压的方法并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反而会导致：过犹不及的“恶果”
“少数青年认为服装改进就是要尽量打扮，
衣服要穿得越花越好，料子的质量越高越好，因而很多制服、布衣”还有的人到处借钱做衣服，甚至于因此背了一身服都不穿了。
债；另有一些青年，在服装上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不同程度地
④种种负面现象的出现，自然招致了舆论的影响了工作和学习。
“反弹”，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一味趋新而引发的靡费和对人民装的讥讽两个方面，这可谓是戳中了呼吁美化、倡导改革的论者一方的要害。
：《变幻的中国服装：时尚、历史、国家》（AntoniaFiannane，Changing安东篱
ClothesinChina：Fashion，History，Na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第
①
221页。
：《郁风与1950年代的服装改革运动》，游鉴明主编《无声之声②安东篱（Ⅱ）》，第261～262页。》，《中国青年》1956年第12期。③《不要勉强别人改进服装
》，《中国青年》1956年第12期。④《不要勉强别人改进服装
72
“姹紫嫣红”的回光返照
如前所述，虽然在反映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欣欣向荣，体现共产主义文化水平日新月异的宏大命题的统摄下，以个人消费为手段，谋求自身的“美化”与爱国主义可以被缝合在一起，典型的说法如下
：“服装往往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外国人到中国来一看我们的服装，就能看出我们国家的文化发展到了什么程
度。
”①但这绝不意味着用旗袍、布拉吉等花衣裳包裹的俏丽时尚的女性身体能取代超越蓝制服、人民装下坚韧朴素的女劳模的身体，成为符号学意义上的“国家身体”
。事实证明，这种以爱国消费”名义对“国家身体”规训的松绑只是短暂的，是基于特定时段的乐观主义和经济建设宣传之上的②。
其实，在毛泽东时期的观念和常识中，穿衣打扮、购物消费与贪图享受、好逸恶劳之间的过渡要比其与爱国主义的勾连平滑顺畅得多。一个头发夹子、一件皮大衣都可能成为诱惑年轻女孩子走入
歧途，甚至贪污犯罪的肇因。
③这也是呼吁美化服装的官方口径中反复申说“必须要符合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反对铺张浪费
和离开现实的生活水平而盲目追求豪华奢侈”
④的原因。正因如此，舆论宣传稍有差池，相关部门立即“纠偏”
：“服装改进目前不宜过分提倡和宣传，应该是‘有什么穿什么’
，‘爱穿什么样就穿什么样的’
，并且要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适当地讲求美观。”⑤另外
，“美化服装”运动的另一个软肋即对人民装、干部服的抨击。诚然，改革的起因便是很多民众对男女不分、单调乏味的蓝
①《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二十五单位关于改进服装问题的座谈会记录（摘要）》，《中国青年报》1956年2月12日，第3版。
②陈庭梅
：《为党着装：毛时代中国的服装、公民身份和性别构成》，《时尚理论》第5卷第2号，第164～165页。③
苏兰
：《爱漂亮和爱虚荣》，《中国青年报》1956年1月13日，第3版。④《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二十五单位关于改进服装问题的座谈会记录（摘要）》
，《中国青年报》1956年2月12日，第3版。
⑤《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进服装宣传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4月2日），北
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6年）》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第202页。
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