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美术
Chapter three Art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warring-states Dynasty
(约公元前476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则以多功能的青铜器闻名于世，青铜器是集雕刻、绘画、书法、工艺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品，融实用、审美于一身，既是沟通人权与神权的信物，又是区别等级名分的标记。 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主要体现于列国的都城，如东周王城洛邑、齐国临淄、燕下都、赵国邯郸故城、秦咸阳城、楚郢都、郑韩城等。从建筑成就来说，这一时期的建筑为整个封建时代的建筑奠定了基础。西周已发明了多功能的砖瓦，为建筑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斗拱的发明与使用，奠定了中国古典建筑特有的美感形式，台榭建筑是那时代特有的建筑类型，此外，对建筑的严格的等级限制，也为历代建筑所遵循。
春秋战国时期，大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雕刻作品尚未发现，当时的雕刻作品主要是随葬的泥木俑、玉石雕刻品、制成动物形、人形的青铜器和漆器及其他工艺美术品。已经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品有漆器、青铜、玉石、泥、木等材质的。形象有动物、人物、神怪、禽鸟、龙凤等。手法有圆雕、浮雕、彩绘、镶嵌。对人物的刻画，不仅能区分出尊卑贵贱等级差别，男女老少性别年龄特征，个别的还能刻画出性格特征。中国传统雕刻所具有的装饰性、绘画性、象征性等特点，此时已具雏形，这一传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战国时期青铜工艺处于巅峰向衰落的过渡期。产生了许多新特点。形制由原来的庄重威严向轻巧实用方向发展，产生了许多新器型，日常生活所用的铜器增多，制作亦日渐精巧。青铜器铭文，除个别例外，大多变短，像西周那样通过铸长篇铭文来显示赫赫家史或宣扬礼制的青铜器基本上不见了。青铜纹饰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带有威严神秘气氛的兽面纹为简练的几何纹；一是描绘现实生活的情景。装饰手法上，纹饰刻镂更浅细，前期之粗花变为工整的细花。新工艺（失蜡法、镶嵌、刻纹）的提高和推广。青铜工艺走向华巧工致的新时期。总的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审美功能被强调突出，实用功能消弱了，神秘礼制气氛几乎没有了。与统治阶级密切相关的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变化，饰玉种类增多。玉作为显示贵族身分的标志，与佩饰者朝夕相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器的演变，商代多立体玉雕，西周尚留遗痕，春秋始日渐平面化，品种渐少，但制作更为精美。漆器工艺达到一个新水平。使用范围更广了，技术也大有提高，并出现了地方风格。胎骨比较多样，木胎之外，还有夹纻胎，皮胎，竹胎等；使用色彩也更为丰富，有红、黑、白、紫、褐、绿、蓝、黄、金、银等，以黑、红为主调。图案纹饰繁缛而有规律。此外，髹漆与雕刻、绘画相结合，甚至与镶嵌相结合，也是春秋战国漆器的一大特征。织绣工艺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楚国故地遗址出土实物最多。
第一节 建筑、雕刻、工艺
Section One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nd Craft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warring-states
Dynasty
一、建筑
建筑，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规模迅速扩大，数量迅速增多。宫廷建筑打破西周以来的“王制”传统，“僭越”（超越等级规定）现象十分普遍。建筑也同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一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建筑技术、装饰手法以及建筑材料等等，都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1．列国都城的基本情况
至目前为止，中国考古工作者已对列国的都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对它们的规模和型制基本已经探明，现择要介绍如下。 东周王城洛邑
周武王灭商后，在营建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部）的同时，在河南营建洛邑，历史上称为成周。周平王迁都，称王城。周最高统治者开始以成周为活动中心，直至灭亡，大约在洛邑活动了近五百年。通过考古发掘，可知王城南临洛河，西跨润河，呈不规则的方形。城墙系用夯土筑成，厚约10米。城内布局，因遭严重破坏，目前尚未探明，北城墙保存比较完好，全长2890米，城外有深约5米的壕沟，西墙和南墙只发现一部分，但两墙交接的东南城角很清楚，虽然未掘得东墙，全城的大致范围比较明确，因为城的四角已有三角比较明确。 齐国临淄
临淄作为齐国的首都长达六百多年。经考古发掘已探明，现在保存的齐故城，分大小二城，小城套在大城的西南隅，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平面均作纵向的长方形，城的东西两侧紧靠淄水和泯河，南北两面则挖有壕沟，显然是为了御防。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城市与军事的密切关系。部分城墙随河岸的变化而呈多处转折，其余几面城垣均较平直。大城是供平民活动的郭，小城是宫殿区，小城内有椭圆形“桓公台”，台周围分布有大片建筑基址，附近发现有铸造钱币的遗址。在大城遗址内发现了手工业作坊遗址，表明它是平民区。大城的城门及街道、马路布局已基本探明。在城内十条交通干道，多与城门连通。大城的七条干道各宽10米至20米，足见当时的交通盛况。小城的两条南北走向的干道最窄，其宽度不足10米。城内有排水明渠和桥，具有经济和军事的双重价值。城郭规模远远超过东周洛邑，说明齐国早已不遵守周礼了。 燕下都
燕下都在今河北省易县境内。是目前发现的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建于战国末期燕昭王时代（公元前311年）。东西长8公里，呈磬形，由东西两座连接而成，建在中易水和北易水之间的广阔的平原上，两河成为天然屏障。东城和西城由一道厚厚的墙和人工开凿的“运粮河”隔开，以保障宫城（东城）安全。东城即宫城呈横T字形，四周夯筑土城墙，墙基宽约40米，周长18公里，中部偏北还有一道东西横亘的隔墙，将宫城分为两部分。墙基宽约20米，全长4460米。西城即郭城，由北南西三道城墙及运粮河组成，西墙较直，北墙有拐弯，在西斗村西、村北和村东几经拐折，形成一个覆斗形。南墙由燕子村西折向南，涉易水至龙湾头村西口复东行，与运粮河西岸相接，城墙厚约40米。三面城墙全长14公里。东城内有一条明显的高大夯土台基构成的中轴线，在这条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分布着“望京台”、“张公台”、“老姆台“等大型宫殿主体建筑的夯土台基。宫殿区位于东城的东北部，由隔墙和3号古河道将它和手工业区隔开，形成一个宫城之堡。宫殿区以武阳台基址为中心，在武阳台东南和西南有左右相对峙的“路家台”、“老爷庙台”两座大型宫殿的夯土台基
战国至秦统一的二百年间，建筑上突出的成就是高台建筑的出现，这种建筑形式直至汉代仍在流行，在战国青铜纹饰上多次出现。 赵国邯郸故城
邯郸故城可分赵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赵王城是宫城，呈品字形，由东城、西城、北城三个小城组成。郭城即大北城，位于宫城东北，面积比宫城大。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邯郸故城的布局比较特别，宫城与郭城截然分开，组成宫城的三个小城也彼此独立。宫城以西城为中心，东西和北城为郭城，此种布局形式为其所独有。宫殿建筑集中在西城，城内有夯土台五座，东城和
北城也是建在夯土台基上的。大北城与郭城不相连，是一座独立的郭城。从城内已发现的生活用具、烧陶、冶铁、铸铜、制骨及制造石器的手工业作坊来看，大北城是当时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区的核心，也是当时的居民区。宫城与郭城截然分开，是出于王宫安全的考虑。 秦国咸阳城
秦国曾三易都城，初都雍城，后徙栎阳、秦孝公始都咸阳。三都遗址保存得都不好。咸阳城，按文献记载，规模很大，除秦原有建筑，始皇在削平六国的过程中，每破一诸侯国，皆仿其宫室坐之咸阳北阪上（咸阳城北高坡上），南临渭，自雍门以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其规模已赫然可观。始皇35年修建阿房宫，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宫殿规模之大不难想象。但时至今日，对秦宫遗址尚未完全探明。整体布局虽因河床地移遭到严重破坏，但宫殿区遗址保存尚好，在东西长六公里、南北宽约二公里的咸阳塬上下，分布着一系列大型宫殿遗址。每个台基都长宽数十米，秦代砖瓦俯拾即是。已经发掘的咸阳宫1、2、3号宫殿遗址，以及秦望夷宫遗址、秦兰池宫遗址等。除发现夯土高台基、宫殿、回廊等遗址外，还发现了大量印有不同纹饰的瓦当、空心砖、方砖等建筑材料。还发现了壁画残片。 楚国郢都纪南城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曾经是疆域辽阔、经济文化繁荣的强国。经勘察及与文献对照，郢都在今湖北江陵纪南城，规模大而豪华。《楚辞.招魂》对当时的宫殿有具体描述。说台上有台，馆上有馆，建筑在重重叠叠的高山上。门上挂珠帘，门楣雕花样。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堂前有栏轩，堂下有池塘。
纪南城的遗址平面，东西4.5公里，南北3.5公里。城垣高出地面4-5米，北墙高至7米以上，城墙上部的宽度，或为14米、或为12米。临近城门的地方则缩至10米，夯土层厚约10米。城外有护城壕环绕。城门已发现五座，又有两座水门。西垣北门的发现表明，城门有三个门道，中门道比两侧的宽一倍。城门的一侧，往往有附属的建筑基址。南垣西段古河道上的水门用四排木柱构筑而成，也有三道门，以便河水和船只通过。纪南城的夯土台很多，初步探明的已有一百多处。东南是当时的宫殿区，夯土台基最为密集，占已探明的一半以上。在其东侧和北侧，又钻探出断续的宫殿遗址，全长1300米，宽9米，墙外并有壕沟。 郑国韩城
河南新郑本是春秋时期郑国都城，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后迁都于此。由于郑韩两国早先在这里建都，所以一般称之为”郑韩故城”。城址位于双洎河和黄河交汇的地方。现存城垣残高15-18米，墙基夯土残迹范围40米以上，是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夯筑的。城的平面很不规则，东西最长5公里，又有南北的隔墙将其分为东西两半，所以在形制上与燕下都相似，但东西城的性质差别更接近于临淄。西城稍小，略作长方形，是宫殿和官署集中的地方。东城的平面呈曲尺状，面积比西城大将近一倍，主要的发现是各种手工业遗址。西城北半部分的夯土基址相当密集，那里居中的部位曾钻探发掘出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20米的长方形宫城，墙基夯土范围10-13米。宫城中部偏北处钻探发掘的大夯土基址，西城西北隅仍高出地面7米的“梳妆台”，是郑韩城内最重要的两座宫殿建筑遗址。范围达130米长，80米多宽。
2. 主要成就及特征
春秋时期的建筑最明显的特征是，建筑与军事、政治、经济需要相联系。第一，所有列国的都城，都有城墙包围，墙外有壕沟与外界隔开，这是出于皇宫安全的考虑。第二，全城都是由宫
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宫城往往不止一个。皇城处在全城中轴线的显要位置，周围有各种安全设施，离居民区较远。郭城只有一个，包括官署、市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商业区等。是皇宫的物资、生活保障区。第三，郭城内皆有市，即由官府管理的特定的商业区。当时金属货币已经出现并在市场上流通，商品交易已是都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市的出现适应了这种需要。第四，宫城和郭城内都出现了手工业区。第五，主要宫殿皆设立在全城制高点，这既有实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规划布局，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城市建设基础。尽管汉代以后的城市建设在布局规划、房屋形式等方面有所更改，但其基本规划思想和手法，中轴线、左右对称、主体建筑宫城在全城显要位置等等，一直被后代所沿用。
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在建筑材料、技术和艺术处理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第一，多功能的砖瓦，砖瓦发明与使用，轻便美观。第二，斗拱的发明与使用，意义深远。河南辉县赵固村发现战国墓中出土的《燕乐射猎图刻纹铜鉴》中就有斗拱的形象。第三，台榭陂池之奢。春秋战国建筑普遍趋于奢华，台榭陂池之设竞相攀比，争奇斗艳，无所不用其极。第四，宫室彩绘装饰。严格遵守等级制度，否则便被认为是“僭越”。但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逐步壮大，这种越礼的事越来越普遍，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除注意装饰美化，还注意到整体环境的协调搭配，园圃、沼池环绕宫室，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娱乐空间。台榭高大豪华，园囿广阔。
二、雕刻
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流传下来的实物主要是拟形青铜器、青铜器附饰雕刻、泥木俑、漆木器雕刻等。大概正是因为它始终没有脱离工艺，才酿成了中国雕刻所特有的性格，即富有装饰性、绘画性、文学性。形式手法始终受到内容的严格限制，儒家强调艺术要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善是第一位的、主导的，美是第二位的、辅助的。这种传统利弊参半，利的方面是中国雕刻始终沿着形神兼备的道路发展，没有走上纯粹玩弄形式的唯美主义斜路；不利的方面是雕刻的手法和形式得不到充分的完善和发挥。
1．青铜雕刻
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刻艺术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种是拟形器，全器模仿一种动物，如驹尊、象尊、动物形器座等；另一类是铜器上的附饰雕刻成各种动物形象，大多经过夸张变形。 青铜人物雕刻有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六个作为编钟支架的铜人，铜人双臂上举，头顶横梁，表情呆滞，身体呈桶状。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士牺兽立人青铜盘，兽背立一女俑，双手握盘柱，束发垂肩，身体亦呈桶状。河南洛阳金村出士的几件青铜人物器座，其人物形象稍具活泼生动之态。云南出土的一件滇族青铜扣饰，铸作了八人缚牛的情景，主要突出大的动势，“形具而神生”。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跽坐漆绘铜灯、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胡服人戏鸟、河北平山一号战国墓出的十五连盏铜灯等，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明显的进步，动态衣饰刻画具体，富有一定的个性。 青铜动物雕刻比较丰富。模拟动物的青铜雕刻，都能抓住动物的基本特征，关键部位相当准确。如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的犀尊；山西太原出土的鸟形铜尊；河北平山县出土的错金银青铜虎吃鹿器座。而同墓出土的错金青铜龙凤案，案框为正方形，案座由四龙四凤纠结而成。而作为青铜装饰部件出现的雕刻，也不乏成功之作。如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装饰华丽而不琐碎，其整体造型与零部件的装饰组合井然有序。
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 春秋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