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帛画《人物驭龙图》
3．铜器画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礼崩乐坏”的加剧，为礼制服务的青铜器也随之发生变化，礼教成分减弱，趋于生活化、艺术化。如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鉴、故宫博物院藏的宴乐渔猎攻战纹壶、河南辉县出土的宴乐纹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等。这些铜器画面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形象生动，构图饱满而富于变化。可以看出当时的艺术家已具有驾御复杂画面的能力，体现出古代匠师的高超技艺。尽管画面还带有早期绘画稚朴的特点，但构图有条不紊，情节安排巧妙，形象简练生动，收到了一目了然的艺术效果。
宴乐攻战纹壶
4.春秋战国时期绘画的主要特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正处在由萌芽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其主要特征有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画的基本特征至战国开始呈现，以线造型，线条运用已比较成熟，设色虽未脱离平涂的初起阶段，但渲染技法已开始使用。人物形象注意动态表现，五官表现尚无力作细致描绘。这是早期绘画不可避免的缺点。
第二，春秋战国绘画受到社会实用功能制约，题材和手法都要受到限制，但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匠师已熟练地掌握了写实和虚拟的手法，用于描绘不同的对象。
第三，构图和技巧处在幼稚阶段，匠师还没有掌握透视法则，处理形象的前后关系。形象角度只有正面和正侧面两种，没有半侧面形象。战国时已出现了对透视画法的尝试，例如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漆奁，上面描绘了正侧面车马的形象
第四，由于绘画用途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装点统治者的生活方面越来越显示它的作用，引起政治家和哲学家的关注，绘画活动被用来阐述政治观点和哲理。如韩非子关于“狗马难、鬼魅易”的论述；又如，庄子描写宋国画史“解衣盘礴，裸”，舐笔和墨作画时的心态，也都是重要的绘画史料。 二、书法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书法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代表性书体为金文（亦称为大篆），此外还有毛笔写的简牍、帛书和刻写的盟书、石刻文字、玺印文字等。其中尤以青铜铭文和石鼓文最著名。字体有大篆和隶书。由于各国分疆而治，因此文字也各不相同。从大的方面看，南北书风差别明显，如郭沫若所云：“南文尚华藻，字多而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这种南北书风上的差异，一直被沿袭下来。
1．铜器铭文――金文（或称大篆）
铜器铭文即金文，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史第一个里程碑，成为后世不可企及的典范，是空前绝后的书品。在青铜器上铸长铭文多见于西周，因事关重大，故作器者视同神圣，铭文书体庄重严谨，结构平实稳定，行距、间距错落有致。而每件青铜器铭文又各有特色，如《令方彝》铭文之规整、《不其簋》铭文之活泼、《颂簋》铭文之镌秀、《矢人盘》铭文之朴厚、《毛公鼎》铭文之丰实，等等。春秋以后，铭文日趋简短，器制也日趋粗陋，书史性质基本消除。但春秋战国的文字比起西周来，更丰富多彩。文字也流于藻饰秀丽。在楚越流行三种异体，即奇字、鸟书、蚊脚书。如《奇字钟》、《越王钟》、《楚王璋戈》和《楚王肯盘》铭文等。 2．石鼓文及其它 P>
石鼓乃春秋战国时代秦国遗物，初唐时发现于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峙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高90厘米、宽60厘米。其内容描写秦国君狩猎前后的活动情况，采用四言诗体，每石一篇，十篇合为一什，与《诗经》中的大小雅相似。由于年代久远，字多残损，存世的宋代拓本最多的尚存491字，今仅存连重文、合文321字。其年代，唐宋时人认为其为周宣王时的作品，将其书写者归之为传说的籀文的创造者太史籀，所以也称石鼓文为籀文。南宋郑樵推断为秦国遗物。经过后代许多专家考证，公认为是秦始皇统一前的作品。但具体年代尚存争议，郭沫若考证为春秋早期，唐兰考证为战国时代。
石鼓文字体端庄，笔划均匀凝重，富于内在的力量。字体结构常将右边偏旁靠下，而将左边笔划上提，这种参差之美，正是作者在总体的稳重格局中，造成一种打破呆板、平衡的动势，赋与字体一种活力。石鼓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影响极为深远。
战国《石鼓文》
春秋战国时期的书法，除石鼓文外，朱砂书写玉石盟书、琢刻玉或金属王玺、墨笔书写的帛书等也是应该受到重视的书法遗迹。春秋战国时期的盟书，仅见于北方，重要的有三批，其一为春秋盟书，1965年发现于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共5000多片。另两批为战国盟书，先后于1942年发现于河南沁县； 1980年发掘于河南温县，总计5000多片。其中以侯马盟书最为重要。近年来还发现了大批简牍文字。
战国信阳楚简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篆刻发韧阶段，形成中国书法的特殊形式――古玺文字。玺是春秋战国时代对印章的通称，或以铜，或以石，或以泥。目前见于著录的春秋战国古玺达6000余方，它们多大属于战国时期，少数属于春秋时期。古玺体积不大，容量有限，但由于讲究章法，方寸之间可表现大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