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出土的鸟形尊 春秋晚期
龟鱼方盘 战国早期
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的错金银犀尊 战国中晚期
2．俑
春秋战国时期的俑，其材质有铜、泥、木等；其形象类型有奴婢、伎乐、武士等。考古发掘实物证明，俑产生于原始社会未期，夏商时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代，随着人殉逐渐被废止，俑被当作随葬品而流行起来的，它的流行不仅是艺术的进步，而且是历史的进步，它代替了残酷的人殉。春秋战国时期的俑，大多个体较小，制作粗率，因为它仅仅是一种象征物，与墓主一起长眠于地下，用不着精雕细刻。
铜俑出土数量很少，但一般制作较精。如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银制胡人俑。历史记载，春秋时越王勾践曾命人铸造过范蠡的青铜纪念像，遗憾的是没有流传下来。春秋战国墓中出土最多的还是陶俑和木俑。这个时期的陶俑几乎全部出土于中国的北方，木俑则集中于楚国旧地的墓葬中。考古发掘的出土时代最早的陶俑，是山东、山西、河南三省出土的。如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河南辉县琉璃阁140号墓出土两个战国晚期陶俑，这些陶俑制作的虽然粗糙，但它毕竟是为泥塑艺术的开端，功不可没。
木俑出土较多，集中于原楚国故地湖南、湖北、河南三省。此外在山西长子有少量发现。根据考古材料，中国最早的木俑始于战国，年代上要晚于陶俑，流行面窄，流传时间也短，东汉以后就很少见了。而陶俑一直流传到明代。流传下来的木俑普遍比陶俑大，制作亦较精致。制作手法大体是两类，一类是雕刻成形后，以彩绘的方法描画人的面部和衣饰。因为没有遮蔽物，所以需要除刻出头部外，还要刻出四肢。第二类是雕刻成形后，给其披上假发，穿上丝织品缝制的衣服，画出眉眼。这一类因为有遮蔽物，所以仅刻出头部，躯干呈柱状，不必刻手足，起到支架作用即可。有的虽然刻出四肢，也仅像四根棍，没有细部。因此，第二类制作得就更为简单。第一类木俑如湖南长沙杨家湾六号墓出土的一组伎乐木俑；第二类木俑已在多座墓中出：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江陵雨台山楚墓群、江陵马山1号墓，有的着华美衣饰。山西长子出土的木俑，风格与楚文化的木俑明显有别，系采用泥木结合的形式。俑的头部自耳前削成平面，然后用泥塑出面容。这可视为古代雕塑最早的形式。制作虽然简单，但意义重大。
3．漆木雕刻
目前发现的漆木雕刻，虽然也都是随葬品，但制作较精。其艺术性远远超过俑。艺术形式大体有两类，一是作为乐器的支架，一是作为墓主灵魂的守护神、镇墓兽。用作乐器支架的怪兽形象都经过夸张变形，有的能明确辨别为何种动物，如江陵雨台山战国墓出土的虎座凤鸟悬鼓、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磐支架等。
江陵雨台山战国墓出土的彩绘虎座鸟架悬鼓
三、工艺美术
在春秋战国艺术门类中，工艺美术最丰富，也最富活力，成就也最高。其中玉石工艺、青铜工艺、漆器工艺、织绣工艺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l. 玉石工艺
诸侯国礼制观念的更新，使礼玉、饰玉也随之发生变化。商代立体玉雕品多，西周尚存遗痕，春秋始则日渐平面化，品种也渐少，但制作较为精致。春秋时代的墓葬已发现多座，出土玉器数量大，品种多，制作精美。河南信阳发掘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黄夫人孟姬墓出土玉器131件，分别放在墓主人的头腰手脚等部位。黄君墓出土玉器54件，因墓已被盗扰，玉器的陈放位置不明。两墓出土的玉器均刻有几何纹饰，纹饰琢刻富有规律，线条流畅匀净，布局严整。动物形象夸张传神。总的风格小巧精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春秋早期虢国墓出土玉器240余件，制作得也很精致；河南浙川下寺春秋中期墓出土玉器3139件，不仅数量赫然可观，制作亦精；江苏吴县发掘春秋晚期吴国窖藏玉器368件。这些很可能是吴国的宫廷用玉。在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晚期墓出土了545件玉器；在洛阳中州路发掘260余座春秋墓，其中73座出土了玉器。此外在河南新郑故城内的李家楼、新郑城关、洛阳东周遗址，都出现过春秋时代的玉器。
战国墓在中国大地分布更为普遍。仅湖北一省在1979-1989年间已发掘战国墓三千座，湖南发掘战国墓一千余座，河南发掘战国墓二千余座。如果连北方发掘的战国墓计算在内，恐怕要近万座。出土玉器呈减少趋势。
综合春秋战国的玉器种类，主要有璧、琮、璜、管、珠、佩、琀、串饰、勒、瑗、环、玦、
璋、柄形器、戈、带钩、镜架、匕等，多数为礼器，少数为生活用具，如战国玉勾连云纹灯目前所见唯一的传世战国玉制灯具。
河南省光山县宝相寺出土的玉虎形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