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论
道”是中国哲学中一个使用非常宽泛的范畴。儒、道、佛三家都讲“道”，并且把它作为宇宙论、本体论的重要范畴。当然，道家讲“道”的地方最多，“道”就是他们的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这是从老子就开始了的。老子讲“道”，还讲“自然”、“无”、“无名”，它们与“道”一起构成了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儒家则自孔子始即讲“道”。传说中有孔子问“道”于老子之事，但这个老子是不是就是《道德经》的作者的那个老子还很难说。孔子与《道德经》的作者的那个老子孰先孰后一直是一个在争论的问题。即使说此老子先于孔子，孔子也确实曾问“道”于他，但二者讲的“道”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孔子讲的“道”含义较为宽泛，有时也较为朴素。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孔子只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道”，并没有特别的哲学意义。但此说法并不完全对，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讲“吾道一以贯之”，他的学生子贡谈到他的关于“性与天道”的问题，这些地方所说的“道”，绝非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讲，其哲学意味是很浓的。但孔子讲“道之将行”、“未行”，讲“天下有道”、“无道”，与老子相比，确实意义宽泛、朴素。也正是在这一点
上，我们有理由认为，《论语》的成书年代至少不晚于《道德经》。单从哲学意味上的“道”来说，二者讲的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相通处说，他们表现出了在中国哲学这一大传统下共同的内在人文精神；从不同处说，他们确实表现了在相同的人文关怀下的不同的思想趣向。下面，就从孔子、老子谈“道”的异同出发，来看看“道”的哲学意味。
（一）、关于道：儒、道异同
我们说，“道”有哲学意味，是从“道”作为存在之本与价值之源的本体论的最高范畴意义上说的。儒、道在把“道”作为最高范畴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表述最高本体的范畴。如老子的“自然”、“无”、“无名”，孔子的“仁”，宋明儒的“理”、“心”，等等。那么，为什么在讲这些的同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使用“道”来作为其可替代的范畴呢？这里，“道”确实表现出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本质特征。 就其本义来说，“道”本来是指人们所走的路。如《说文》说：“道，所行道也，??”这一意义，一直保留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中，如“道路”、“街道”等等。同时，它又有一定的方向性，《说文》又说：“一达之谓道。”所谓“一达”就是指有一定的方向。由此，引申为事物变化与人的行为所遵循的规律、法则、准则、标准及其目的指向。如子产讲“天道远，人道迩”，是从规律的意义上说的；如孔
子讲“天下有道”、“无道”，是从社会法则的意义上说的；孔子讲“道之将行”、“未行”，是从其行为的目的指向的意义上说的。作为最高本体范畴的“道”，就是从“道”的这些原初含义中脱胎而出的。从存在的意义上说，它是天地万物如此这般存在的轨辙；从价值的意义上说，它是天地万物“应当”如此这般存在的轨辙。“如此”与“应当如此”，也就是“已然”与“应然”、存在与价值，在中国哲学看来，是“本来”统一的，而且是在由“未然”到“已然”的实践过程中必须统一起来的。这样，“道”与西方传统形上学所说的“实体”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它的最核心内涵始终与其最原初的意义，即“行路”，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庸》说，“率性之谓道”，率性而行，这就是道。《庄子·齐物论》则说“道行之而成”。孟子也说“道若大路”。“行”之实践、活动意义始终与“道”的本体意义联系在一起。因此，“道”绝非一“超绝的”实体，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存在，它必须也只能通过形而下的实践活动体现出来。“体道”、“知道”、“行道”作为具体的实践活动，是形而下的，但所臻之境则是“同道”的本体境界，是形而上的。这是“分析”着说，综合地说，“道”就是有目的指向的活动。什么是“同道”？就是行为的目的指向始终是“道”。这里，“道”表现为一无限展开的方向、意向，此方向、意向的延伸，就在天地万物，特别是人的目的性活动中得以实现。冯友兰先
生在其“新理学”体系中，把“道体”定义为“气”实现“理”的大用流行的过程，的确把握住了“道”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中的实质性特征。但他是通过逻辑分析来得出“道体”这一“观念”的，同时，又把“理”与“道”，即本体与功能严格区别开来，这一点与传统有很大悖离。所谓“气”实现“理”，就是为行动、活动、实践“定方向”，表现的是现实的、实践的层面的目的指向，正是在这一点上，儒、道表现出了不同的趣向。
总括地说，老子、庄子所规定的“道”的方向就是“自然”。如老子说：“道法自然。”道就是“自然”，是贯通天、地、人的存在之本与价值之源。老子关于“道”的描述，容易让人们理解为一客观实体，但究其实，此最高的本体存在，只能是一目的指向，此目的和臻于此目的的路向就是“自然”。他所说的“复归其根”、“反者道之动”，都是指这种意向性活动。从存在的角度上说如此，从价值的角度上说则更明显，道就是“无为”，但可以“无不为”。人们在“致虚极，守静笃”的对道的直觉体验、实践中，实现“同道”的最高价值与境界，这也是“自然”。“自然”与“无为”、“天道”与“人道”、存在与价值贯通地说，“道”的特征就是“无”。此“无”是针对儒家重视的“名”、“仁”与“义”等等而言的，具体地说，就是“无名”、“不仁”等，它们是对在老子看来是外在的伦理规范的否定性范畴。庄子进一
步发挥了老子的这一思想，对于源于人们的“成心”的各种有差别的价值判断，如大小、美丑、是非等不同争端，作了严厉的抨击。“道通为一”。从存在的角度说，“牛马四足”、“鱼相忘于江湖”，是天道自然流行的表现，到“穿牛鼻，络马首”、江湖之水干涸而鱼儿“相濡以沫”之时，已经偏离了这种天道自然的存在方向。从价值的角度说，所谓大小、是非、美丑，都出于道之一隅，得道者居于“环中”、“道枢”，自可不受其扰攘。故庄子重“因”、“任”，重“顺”、“应”，重“庸”、“寓诸庸”（“庸者，用也”，又说“于是不用而寓诸庸”）。“牛马四足”、“鱼相忘于江湖”，表现的是天道流行的“自然”合目的性，此目的性的最终体现者是人的体验、实践，“穿牛鼻，络马首”就是悖离道的庸人自扰的活动，而人们看鱼自由自在出入于江湖所体现出来的自得之“乐”，就是对天道流行的“自然”目的的体会之“乐”。
道家的“道”与“自然”，其意义至玄学而有一变化。如郭象就以为，“牛马四足”是“自然”，而人们“穿牛鼻，络马首”的行为也是出于自然，再进一步说，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名教伦理也出于“自然”。郭象试图调和的，正是儒家、道家关于“道”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在《庄子》一书中也隐涵着这样的思想，如“君臣父子之义，无所逃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