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冲突是一个国际行为体受到利益驱使有意识地反对、压制另一个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国际冲突是指有意识的对抗行为，无意识的行为是构不成冲突的。冲突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二、国际冲突的原因
（一）国际冲突的抽象原因
人的自私可以作为解释国际冲突的一个原因。
国际权力矛盾是导致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利益因素。权力的目的性使之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的利益。国际权力的绝对量是一定的，任何一国权力的增加都意味着其它某些国家权力的减少，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冲突经常表现为权力冲突，即冲突发生在政治以外的领域，只要涉及权力争夺和重新分配，该国际冲突就有零和性质。 （二）国际冲突的具体原因
为了深入理解每个具体冲突的特殊性，研究者需要从多个维度考察和判断冲突，最常见的冲突维度是：领域、内容、烈度、范围、形式、时间等。
巧实力外交：加强与美国传统盟友的合作同时，扩大战略合作对象，以帮助美国分担其在全球的安全责任。（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第二节 国际合作
一、国际合作的性质
国际合作以冲突为基础。 国家外交活动的目的：促进关系友好的外交和防止关系恶化的外交。两者都是以冲突为基础。
国际合作是有关当事方选择的相互妥协行为。合作与屈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指双方在解决冲突和矛盾的方案上有选择余地，后者没有余地。合作是妥协行为，妥协是指双方或多方都作出了让步，屈服是单方让步。合作与和谐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利益冲突为前提，而后者不存在利益冲突。国际合作的本质就是冲突各方的相互妥协或协调立场，而国际和谐是指各国在某些领域内没有任何冲突的状态。国际和谐一旦形成，国际合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战略互信是指在双方在重大战略利益问题上有着相互认为对方不会采取与己敌对立场的信任。战略互信是双方共同战略利益的结果，是战略合作的原因。
战略互信是战略合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战略互信而没有合作需求，就不会有战略合作。战略互信分为浅层互信和深层互信，区分战略互信深浅的标准不是程度差别，也不是交流等级的差别，而是互信内容的差别，在经济和文化等低政治领域的互信属于浅层互信，而政治和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互信则属于深层互信，在安全领域内，非传统安全的互信为浅层互信，如海上救援、反海盗、救灾等。传统安全方面的互信为深层互信，如成建制的联合军事演习、军备和军事技术转让和出售、军事结盟等。
加强交流不必然增加战略互信。交流是一种增强相互理解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有导致增加互信和减少互信两种不同结果的可能。通过交流更多理解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有助于增加互信，如果交流使双方更多看清双方利益的冲突，就会减少战略互信。
二、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
国际合作之所以能形成，根本原因是参加合作方能从中得到收益。决定一国是否参加国际合作受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两个因素的影响。绝对收益指参加合作方自我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的比较结果，即参加合作得到的收益大于不参加，或损失小于不参加。相对收益是指参
加合作方所获得的收益或减少的损失与其他合作方进行比较的结果，即与对方合作时获得的收益大于对方，或是减少的损失大于对方。当一国参加国际合作能获得绝对收益同时相对收益也大于他国时，一国会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但如果相对收益小，结果不确定。
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的决定
合作领域 合作对象 合作期限
相对收益
高层政治 敌人 长期
绝对收益
低层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朋友 短期
国际政治依据国家利益的性质可以分为高层和低层两类，高层政治指有关安全（军事）利益和政治利益方面的问题，低层政治指有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方面的问题。相对而言，国家参加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时较多考虑绝对收益，相对收益考虑得少一些，在安全和政治领域，国家参加国际合作时，对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给予同等重要的考虑，有时以相对考虑为主。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合作问题多属于零和性质，事关各国生死存亡和国际权力的大小，国家之间对各自相对收益更敏感。敌对国家进行合作考虑相对收益，友好国家之间考虑绝对收益。短期合作多考虑绝对收益，长期国际合作考虑相对收益。长期合作协议达成的难度大于短期合作协议的达成。
三、积极合作与消极合作
积极合作是指参加合作者共同应对与非参加合作者之间的冲突或矛盾的合作。消极合作是指应对合作者之间冲突的合作。
部分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军事同盟 官方合作 合作安全 多边合作 五国同盟、美澳新条约组织、美日印澳新四国价值同盟、上海合作组织（准同盟） 东盟地区论坛、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中印俄三边对话、东亚峰会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地区合作对话会、中美日安全对话 双边合作 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等双边同盟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高官会、中俄哈吉塔边界裁军协定、中印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协定、中美战略对话 中美战略关系对话、中日新二十一世纪友好委员会、中韩专家委员会 二轨官方合作
四、全球治理的合作
全球治理是指通过制定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国际责任的分配，国际秩序的核心是国际权力的分配，建立新的国际新秩序就是对国际权力进行再分配。
全球治理的国际责任分配在本质上是要求大国承担更多责任，但它们有较强的能力规避和减少全球性问题给本国带来的伤害，因而进行全球合作的动机不强。
全球治理的内涵与宗旨可以概括为：国际社会发展出一整套包括制度、规则以及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在内的体制，以此应对上述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全球治理观念的形成是以冷战后全球化的发展为社会环境基础。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的一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受到侵蚀，使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更多危机。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在处理政治事务时受到众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全球化从经济领域向其他领域的拓展，促使全球公民社会意识出现。民众的政治视野超越国家拓展到全球，使得国家决策越来难以获得多数国民的支持。
全球治理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各个层面的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以避免全球体系内的危机和动荡，这一目标
需要一种多层次的、多种类型的行为体参与的制度安排，其中包括政府间组织，半官方以及完全非官方组织。
全球治理的组成部件
非政府组织 专家共同体 跨国公司 国际机制 世界万维网 国家 国际法 政府间组织 跨政府联合体 全球治理中各国政治目标不一致，这种目标的不协调影响了全球治理的合作。
五、利益与冲突和合作的关系
国家间的冲突和合作都建立在国家间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国家间战略利益分为四种。
战略利益的类型
内容相同 内容不同 共同利益 互补利益 相互有利 （军事同盟） （贸易伙伴） 对抗性利益 冲突性利益 相互不利 （海洋争夺） （人权攻击）
第三节 区域合作与区域化 一、区域化的性质与动力
区域化的合作指一个区域内的国家就某一个问题进行协商对话、政策协调、开展共同项目。参加合作的国家不因参加合作失去决策权。区划化是区域一体化的简称，指地理上相邻的国家将部分国家主权（如政策制定权）让渡给一个地区组织机构的现象，而且让渡的主权范围有扩张趋势。区域化是合作者将主权向区域组织或机构过渡的过程。在某一区域内，成员国将某种决策权交给该区域机构，该区域机构作出规定之后参与该机构的成员国不能单独修改规则。（权利让渡与否是判断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根本区别）
区域合作是区域化的基础。区域化是地区内部实行自由贸易、投资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但对外部的经济力量形成排斥作用。（有人认为区域化是放大的国家保护主义）
全球化的动力来自跨国公司，区域化的动力来自国家策略。在区域内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经济资源有效配置就成了国家联合自强的策略。将部分主权让渡给一个与自己共同利益极大地区域机构，虽然本国自主权有损失，但减少了其他参加国主权对自己的约束，利用了集体的力量可以比坚持自主权更大程度维护国家利益。区域化表现为有计划的国家行为，全球化则是自发的非政府行为。
促使国家参与区域化的直接原因：一、应对其他地区国家的竞争压力。二、缓解全球化
的压力。三、追求一体化的效益（在本地区内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能提高生产能力，扩大国内市场，增强技术竞争力）。四、增强与领国的政治和安全互信。五、为国内改革创造条件（利用国际制度和准则为依据为改革政策提供合法性基础）
大国的政治领导是区域化成功的先决条件（牺牲利益换取领导权），区域化也需要该地区大国提供有效领导。
东亚区域合作水平较低的主要表现：
第一，缺乏走向区域化的有效政治领导力量
第二，区域化合作制度化水平低下。东亚区域化合作的原则是（1）协商一致原则（没有表决，不存在否决）（2）灵活性原则（避免或回避冲突严重的问题）（3）政府间合作原则（没有高于政府的决策机构，扩大合作范围需要政府签订新的协议，不能在原有合作项目上自然延伸）
第三，缺乏区域认同。东盟的东亚观主要强调多元的力量中心和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日本的东亚观表现为海上运输线安全共同体、大东亚共同繁荣以及日本在亚洲经济圈中的核心地位，韩国的东亚观表现为东北亚中心主义和东亚平等合作观，中国的东亚观与儒家现代化前景、大中华经济圈、东方文明等联系在一起。
第四，美国企图主导东亚的地区合作。美国曾明确声明：美国将双边、局部和多边安全合作框架看作是建立推动新世纪亚太地区共同安全的一个多元灵活框架。美国的压力迫使东亚区域化实行开放原则，由于没有地理边界，东亚区域不明确，区域一体化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二、欧洲、北美、东亚的区域化合作比较
欧盟是当代区域一体化成功典型，成员国在关税、海关、签证甚至货币方面实现了一体化。北美区域合作一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载体，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冷战后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建立，合作水平高于东亚低于欧盟，东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
三大区域存在发展差距的原因有：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相似，但与欧盟区域化动力有显著差别。北美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动力均来自其他区域或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欧盟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于冷战时期共同应对苏联的战略压力，同时也有限制美国对欧洲控制的考虑，即欧盟的早期发展是经济与政治两种动力混合推动的。北美和东亚区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而欧盟内部则比较小。北美，东亚和欧盟的主导国家和运行机制不存在不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美国一家主导，东亚区域合作是东盟集体主导，欧盟是法德主导，运行机制方面，欧盟以组织机构形式运行，甚至有了统一货币。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成员国签订的协定为合作机制，具有较强法律约束力，而东亚区域合作则是通过“10+1”和“10+3”机制以及东盟各成员国各级领导人参加的各层次会议加以推动。自由贸易协议是部分国家
参与而非区域内全部国家参与。北美与欧盟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复杂程度远低于东亚。
第八章 危机管理和对外政策 第一节 国际危机管理
一、国际危机的特征
国际危机特指高强度的国际冲突事件。国际危机的判断依据：事发突然，用于解决冲突的时间有限（最突出特征）；国家重大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冲突本身有升级为军事冲突的危险。
国际危机还有阶段性特征。从危机的共性角度，可以将一场危机大致分为发生、高峰、
结束三个基本阶段。第三阶段结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危机被化解，最终没有升级为军事冲突；另一种是危机升级为战争，战争的发生也标志危机的结束，因为战争是另一种性质的国际冲突，不属于危机范畴。
二、国际危机管理的条件与方式
国际危机管理是运用政治外交等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防止危机发生、抑制危机升级和消除危机的行为。以战争结束的危机表明先前进行的危机管理是失败的。
成功的危机管理有以下条件：（1）挑战方有可能部分的放弃已经获得的重大利益（2）双方或多方有解决危机的意愿（3）在较短时间内，存在沟通、妥协的渠道和方法。
国际危机或争端发生后，当事国（以及第三方）可能选择的解决方式分为强制式和非强制式两类。强制方式包括报复、封锁和武装干预等；非强制的方式包括政治解决方式和法律解决两种。
政治解决方式，即外交解决方式，是符合国际法宗旨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首推的危机管理方式，常见有谈判、协商、斡旋与调停等。
谈判作为最基本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是指当事国为解决争端进行的直接交涉和交换意见的行为。协商曾被看做是谈判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步骤，但现在则常常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危机管理方式。谈判一般限于当事国之间，而协商有时也邀请中立国参加。斡旋是指第三方（国家、国际组织、政治家个人）为促成当事国进行谈判或争端解决所采取和提供某些协助的行为。但第三方不参加谈判，也不提出任何可以解决争端的方案。调停指第三方以调停人的身份就争端解决提出方案，直接参加或主持谈判以协助争端解决的行为。调停国提出的方案本身并没有约束力，对于其所进行的调停或调停成败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或责任。
三、国际维和
一般是由国际组织出面邀请有关国家参加的军事行动，用以防止国际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国际维和的主要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防止已经发生的军事冲突蔓延升级，二是促使已经发生的军事冲突结束。国际实践中国际维和发挥第一种功能的情况较多。国际维和部队是要将双方隔离开，而不是卷入军事冲突之中。
进行国际维和的首要条件是有和平可维持，军事冲突双方愿意暂时停止打击对方的军事行动。只有在战争出现间歇的时候，进行维和才有成功的可能。
所有国际冲突的本质都是政治冲突，没有政治解决方案无法实现和平。国际维和实际上是为政治解决国际军事冲突提供条件，是冲突方和第三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相对稳定的环境进行谈判、调解和斡旋。
第二节 对外决策与政治分析 一、科学技术与艺术
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科学技术进步为不断提高艺术表现力提供工具与条件。人类追求艺术享受的需求也是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二、对外决策与政策研究
政策研究是政策研究者根据有关理论和事实材料、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备选方案的过程。对外决策是由决策者依据政策研究的成果和自身经验在多种可行的对外政策备选方案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这种选择的本质是对各方复杂利益关系的平衡，选择过程更多体现了外交领域的领导艺术。高质量政策研究所提供的科学分析有助于对外决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