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提高。决策者决策艺术的提高也为政策研究人员提高其研究水平提供了需求和激励。
判断一项对外决策是否“科学”的标准是决策依据的程序，做事的程序属于方法范畴，但结果不是。决策过程的科学性有助于提高决策的成功率，减少失误。
领导者的决策能力是影响决策正确与否的直接因素。合理的相关制度安排也是促进决策成功率提高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建立将允许多种意见争论的决策体制——减低决策者偏听偏信的概率；制定一个政府各部门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阻止决策者强行贯彻明显错误的决策；设计及时的纠偏机制——尽可能减少错误决策带来损失；）评价决策者决策能力的标准是决策的成功率高低以及纠正错误决策的速度快慢。
三、政策分析的主要方法 （一）理性分析（最基本）
一、决策者是理性的，二、政策分析者是理性的。
普适性理性即工具理性，即某人或某组织的某目标与其选择的实现该目标的手段一致，这种一致性是可以预期的。（生存、财富、权力、荣誉、威望等物质非物质利益）
特殊理性指不同文化背景下它们的理性排序标准不一样。（什么性质的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经济理性、政治理性、宗教理性） （二）官僚化分析
用于分析一国更换领导人后的对外政策走向。原理是决策者的政策取向是由其在本国官僚体系中的具体地位决定，可根据某一职位的本身特点来判断决策者政策走向。 （三）成本—收益分析
一国对外决策遵循用最少的国家资源实现最大的国家利益原则。强调政策成本与国家利益目标之间的比较关系。只有实施政策的成本小于政策目标收益时，政策才是合理的。根据某国利益目标大小，我们可以大致估计该国为实现该目标所能承担的政策成本。 （四）刺激—反应分析
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为了维护本国利益，政府需要根据外部客观环境以及他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对本国政策作出相应调整。 （五）组织—过程分析
从多方面判断国家政策趋势的分析方法。结合使用三种具体的决策模型。
理性行为体模型：国家是主要行为体，国家能采取理性的行动，计算不同的政策选择的利益和成本，并找到使利益最大化的政策。
组织行为模型：那些在理性行为体模型中的行为被视为“是按照标准的行为模式发挥其功能的大型组织的一种输出，而不是深思熟虑的选择”
官僚政治模型：以组织行为模型为基础，假定在不同决策单位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但最高决策层会对各部门利益进行协调，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不同官僚之间的讨价还价的结果。
局限性：理性行为体模型过于简单化，国家可能难以被视为是拥有充分信息并追求单一目标的理性行为体，政府总是在追求相互冲突的目标，组织行为模型与官僚政治模型有重叠之处。
四、对外决策中的决策者 （一）决策者的基本类型
顺从决策 自主决策
亲民
克林顿、叶利钦（大众） 罗斯福、普京（魅力）
不亲民
老布什、戈尔巴乔夫（谦卑） 小布什、勃列日涅夫（固执）
决策者分为四种类型：大众型：决策倾向于舆论基本保持一致。谦卑型：政策取向与舆
论不一致，会向舆论靠拢，最终顺从民意。魅力型：与舆论保持一致，引导舆论向有利于自己决策的方向转变。固执型：无法与与舆论保持一致，特立独行、坚持自己的决策。 （二）意象与决策
意象是人们过去获得的信息的产物，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信息资本。意象的形成是一个选择性知觉、错误知觉和知觉扭曲不断发生的过程。五种常见意象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基本判断：敌人意象—将其他国家视为威胁；退化意象—自我感觉具有文化优越，认为对方国家为其提供可利用的机会；殖民意象—把别的国家看成是弱小和文化上低劣的国家；帝国主义意象—对方是比自己实力强大并富有侵略性的国家；盟友意象—加强使双方都能获利的联盟与合作最为重要，将实力与自己差别较大的对方视为盟友。
决策者意象的开放和封闭程度也会产生很大影响。意向开放性的领导人其对外政策倾向于合作，意向封闭的领导人倾向于对抗。 （三）信仰与决策
信仰由信念和意象两个要素构成，信念是对抽象道理的确信，意象是对外部世界认识。 客观世界信息 政策行为 （自变量） 信仰（干预变量） （因变量） 信仰的复杂性和坚定性对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信仰的坚定性与复杂性成正比。物质实力相等的条件下，当国家面临相似的外部威胁，意识形态单一的国家政府动员能力强于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国家。
意识形态复杂的决策者比意识形态简单的决策者容易采取合作性的对外政策。认识能力复杂性强的人才能在危急时刻保持冷静，制定出理性的对外政策。
第三节 博弈论在对外政策中的应用
博弈就是行为者在一定的环境条件和规则的约束下，选择一定的行为或策略加以实施并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博弈的核心概念是纳什均衡，假设n个国家参加博弈，i=1,2,3??n，在给定其他n-1个国家（1,2，??i-1，i+1，??，n）策略的条件下，第i个国家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所有参与国的最优战略组合就构成纳什均衡。
一、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 （一）零和博弈
双方的博弈之和为零，一方所得必为一方所失。两人参加的零和博弈中，理性的策略应该建立在“最小化—最大化”的原则基础之上。每个参与者都应该尽量能够确保最小收益最大化，或者将必须承担的最大损失最小化。
博弈者B 行动一 行动二 行动一 （10，-10） （-20,20） 博弈者A 行动二 （20，-20） （-10,10）
博弈的均衡结果是：（行动二，行动二），即占优策略均衡，行动二是相当于行动一的占优策略。
（二）非零和博弈
博弈一方所得并不等于另一方所失，博弈双方收益之和并不为零。博弈结果可能是冲突也可能是合作。（囚徒困境）（美苏军备竞赛——安全困境）（智猪博弈）强者和弱者想实
现合作，强者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受援国认为如果援助国不为其提供援助将遭受更大损失，因此并不感激援助国的援助。
二、协作、协调、保证和劝说博弈
美国学者丽莎·马丁依据国际合作的结构条件差异将博弈分为四种类型，即协作型博弈、协调型博弈、保证型博弈和劝说型博弈。
和谐——保证——协调——协作——劝说——冲突 （随着国际利益背离程度加深）
中间四种情况都存在进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也就存在国家利益和政策博弈的必要。
（一）协作型博弈
博弈双方存在比现有的次有优选择（不合作的博弈均衡）的更好选择（合作的博弈均衡），协作的意义是通过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来保证各博弈方克服被欺骗的担心，从而实现合作均衡。在创作型博弈过程中作为具有理性的个体，在进行战略决策时并不一定会采取合作性的集体行动，个体理性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该过程中国际制度主要解决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问题。面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博弈者数量众多的现实，各方的协作需要一个集中化的机构，这就导致需要建立一个相对强势的正式组织，同时组织制度的安排和设计还要具有强制性的特征（能够对个体的背叛行为加以约束惩罚） （二）协调型博弈
博弈双方有多个均衡的选择，最终选择哪一个需要各方为此进行协调。在协调型博弈情形下，解决的不是共同利益问题，而是利益的分配问题，涉及谁在分配中居主导地位，协调型博弈下的制度安排不一定需要较高强制性的力量，需要的是一种道德、情感的皈依力量或者仅仅是习惯和文化的力量。（剧场博弈） （三）保证型博弈
博弈是一种合作性的博弈过程，最接近和谐状态。该博弈过程中所有博弈者的偏好结果都是相互合作，个体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狩鹿博弈）（风险上策） （四）劝说型博弈
博弈是一种不对称博弈，存在单方面的权力支配作用，最接近冲突。霸权状态的下的合作是其最明显特征。该博弈结果常常使其中一个行为者感到不满，合作的收益结果是一方较小而另一方较大。虽然霸权国在这种博弈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国际制度的设计也是以霸权国的利益为基础，但是如果继续维持其对盟友的政治领导，就必须同时考虑盟国和其他大国的利益。
第九章 国际军控和战略威慑
第一节 国际军控
一、战略博弈
安全困境是分析国际军备控制的逻辑起点。各国或国际组织参加国际军控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军备竞赛的压力，使各方部分摆脱相对不利的均衡（即扩张军备），实现合作的均衡（即实现军备控制），军控协议的达成可以使协约签署国缓解安全困境，减少军备竞赛给本国带来的政治、经济及技术压力。
二、国际军控
（一）国际军控的概念、原因和方式
裁军通常包括裁减军事装备和裁减军事人员的数量。军控狭义是指限制某些武器的发展，部署和使用，广义包括狭义的军备控制、不扩散和裁军中的裁减武器装备的数量，应用中常常包括裁减军事人员。建立新新措施常被视为军备控制的一种形式（采取一些措施，便于其他国家或实体了解自己的军备发展和军事活动，由此减少对方对自己的误解和猜疑）
选择军控的原因：
增加相互信任，避免军事冲突发生。降低军备水平，实行部分裁军，通常是为了保持各国之间威慑效力。减少对方对己方的担心，期望对方采取同样政策。一般的安全目标和军事能力合在一起被视为国家的安全利益。军控虽然降低了军事能力，但同时调整国家安全目标的情况下，进行军控是仍然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
避免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国际军控可以控制武器水平，控制在战争中允许使用的武器标准。
减少国家的军费开支压力，以增加政府用于社会发展的支出。 出于某种法律规定，社会禁忌，或其他方面的考虑。 军控方式
对武器使用方面：（1）对武器数量的限制。（2）对武器质量的限制（3）同时对军备数量和质量进行控制，包括禁止、裁减、冻结、限制、不扩散和透明（告知对方自己军备情况的程度）等。
对军备使用的限制措施：完全禁止使用、负面安全保证（消极安全保证，——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限制使用、限制部署、降低戒备和建立信任措施等。
（二）战略稳定性
战略稳定性包括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两方面，是经典军备控制理论的核心内容。危机稳定性表现为“先发制人”核战略与“后发制人”核战略两者之间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差别，如果两者造成后果之间差别小，则危机稳定性高，意味双方首先发动核打击的意愿较低。如果差别较大，则危机稳定性低，双方首先发动核打击的可能性增大。某种军备行为是否会引起对手加强军备竞赛的状态，被称作军备竞赛稳定性。
根据战略稳定性理论，军备控制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军备格局，由此减少潜在对手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性。裁军并不是这个理论的目标。该理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适当增加军备有助于保持战略稳定（适当增加核武器数量以保障核武器生存能力才能满足最低威慑的要求）战略稳定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美苏之间削减及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可能性，并为双边裁军提供方案和建议。
（三）二战后的国际军控成就及困难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核不扩散条约
）美苏英等59个国家于1968年7月签署的一项国际条约，旨在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该条约共有11条规定，与1970年开始生效，中国与1992年3月正式加入该条约。
该条约中，1967年前进行核试验的国家被称为核武器国家（nuclear weapon state）根据
这个规定，世界上核武器国家只有美、俄、英、法、中五国。条约内容有：有核国家不得向任何无核国家直接或间接转让核武器或核爆炸装置，不帮助无核国家制造核武器；无核国家保证不研制、不接受和不谋求获取核武器；停止核军备竞赛，推动核裁军；把和平核设施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监督保障之下，并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提供技术合作。
《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Treaty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 ABM）（反导条约）美苏与1972年签署的一项双边条约，共16款，自1972年10月3日生效。
条约主要内容有：反弹道导弹系统指“用以拦截在飞机轨道上的战略性弹道导弹或其组成部分的系统”，包括反导弹导弹截击导弹、反弹道导弹发射器和反弹道导弹雷达：只允许双方按照规定在各自首都周围和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地下发射井周围建立有限度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双方都保证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海洋、空中、空间为基地的以及陆基机动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及其组成部分。本条约的期限不应是有限的，每方都有权退出本条约，如果认定本条条约的主体有关的非常事件已经危及本国的最高利益的话。
1974年7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订《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规定双方只能在本国首都周围或者在一个洲际导弹发射基地周围，建立一个反导弹系统，即防御点。
美国曾一度将ABM条约称为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有32个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国际条约与这一条约挂钩。然而，由于美国在冷战后获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为了发展反导弹系统而退出该条约，2001该条约被废除。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CTBT） 该条约是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领导的，旨在全面防止核武器扩散与促进核裁军进程，从而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约。
该条约宗旨和目标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 爆炸以及其他任何核爆炸，有效促进全面防止核武器扩散及核裁军进程，从而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要内容有：（1）缔约国承诺不进行、导致、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并承诺在其管制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禁止和防止任何此种核爆炸
（2）在维也纳设立CTBT组织，所有缔约国均为该组织成员。组织机构包括缔约国大会，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
（3）为确保CTBT得到遵守，建立以国际监测系统、磋商与澄清、现场视察及建立信任措施为主体的国际核查机制。国际监测系统由地震、水声、放射性核素等全球监测网络组成；建立信任措施主要是指缔约国对大规模化学爆炸进行自愿申报；磋商与澄清是指缔约国澄清并解决就遵约问题产生的怀疑；现场视察是指对发生可疑事件的现场进行核查以澄清是否发生了违约核爆炸。
（4）根据CTBT规定，在其所列的44个有核能力的国家全部向设在维也纳的CTBT组织交存批准书后第180天起生效。这44个国家包括美、俄、英、法、中五个核国家及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核门槛”国家和其他有核能力的国家。
（5）CTBT无限期有效，在其生效十年时，将召开审议大会，届时如有缔约国要求，会议将审议是否允许为和平目的进行地下核爆炸。
（6）缔约国若断定与本条约主题有关的非常事件已使其最高利益受到危害，有权行使其国家主权退出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