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德认为，他之前的道德学说统统都是道德他律的，基督教就其为一种道德学说而言，也是道德他律，因为其道德是为了其他目的，如为了怕上帝的惩罚，为了求得个人幸福等等。
? 康德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其理论主要是对基督教说的，但如果我们把其原则引申到佛教上来也不难看出，佛教理论纵然复杂高深，有各种不同的门派，但作为一种道德学说，从总体上看，只能归入道德他律。 ? 佛学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生死。佛之学为怕生死，只管说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动。到如禅学者，虽自曰异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见，皆利心也。（《遗书第一》）
? 康德在道德领域来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变他律道德为自律道德。他宣称，以前所有的理论都是他律的，其层次较低，真正的道德必须是自律的，即所谓自律道德，从而实现了伦理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在西方破天荒的革命性思想，早在中国两千年之前就有了。正如牟宗三所说：“康德这一步扭转在西方是空前的，这也是哥伯尼式的革命。但在中国，则先秦儒家孟子早已如此。” ? 孟子性善论的仁义内在与康德的理性立法，从理论上讲是相通的。我们将孟子这一思想与其后两千来年康德的伦理学相对照，不得不为两位哲学大师思想的相通而惊讶，不得不为孟子思想的“早熟”而叹服。 ? 在把儒学与世界上的一些宗教理论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儒学较之一般的宗教在学理上更为直接，不绕弯子，也更为可信。
第二，宗教并不是道德的唯一方式，也不是最高的方式。人生要有意义，努力成德，不一定非要走宗教之路。
? 这一点在今天格外重要。请大家想一想，在佛教和基督教传入之前，中国出现过众多志士仁人，即使在这些宗教传入后，志士仁人也未必都信宗教。这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中国人不信其他宗教同样可以活得很好，活得有意义。
? 总之，“由仁义行”引出的道德的纯粹性问题，是义利之辨的一种特殊含义。这种含义的义利之辨特指行善必须以义为旨归，不能包含功利成份。这一思想在西方是由康德提出来的，但早在两千多年之前的孟子就已经明确讲到了。这是何等伟大的思想，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 思考题：由仁义行是性善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你对此是如何认识的？
如何做人之反经与行权
? 如何做人的原则清楚之后，还有一个遇到特殊情况应该怎样具体而行的问题。儒家在这方面有一种特殊的智慧，这就是反经与行权。
? 道德的基本原则，在儒家又称为经。我们可以把经理解为行为的道德的准则。 ? 坚持道德的准则称为反经。反经基本意思是反归于经，也就是必须坚持道德的准则。 ? 承认陈述具有证明作用却又故意不说真话，这是不能与自然律的普遍性相共存的。 ——《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本，58页
? 由于实生活非常复杂，会遇到很多特殊情况。在特殊情况下如何做才是适当的呢？为此儒家提出了另一个概念，这就是行权。
? 关于权（權）字的起源有两个基本说法： 一是“称锤曰權”，權就是称锤。
二即是“權”（改为提手旁），原即拳，为以手握物之意。 ? 不管取何种含义，權的基本含义都是变化。 ? 《论语·子罕》篇有两章谈到权的问题。
?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9.30） ?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9.31） ? 孔子相关思想从哲学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经是必须坚持的道德准则，权是对经进行适当的调整。 ? 这方面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13.20） ?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既讲反经，又重行权。 ? 首先看孟子的反经。请看(14.37)。 ? 其次看孟子行权。 9.2即是一例。
? 13.26讲的也是同样道理。这里共提出三个重要概念：执中、权、执一。
先看执中。杨朱与墨子的主张都过于极端，陷于一端。子莫主张爱有差等，既不同于杨朱的为我说，也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说，居于两者之间，这就是执中。
再看权：光执中还不行，因为执中只是一个总的原则，而环境和条件总是不断变化的，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应当对这些理论和原则作适当的变通调整，这就是权。
最后是执一：如果不管情况如果变化，只是死守着既定的理论原则不放，就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原本的执中也就失去了效应，不能取得好的结果，这就是执一。
? 孟子既主张反经又主张行权，这方面最全面、最有代表性的论述，还是孟子与淳于髡那段关于嫂溺援之以手的著名对话(7.17)：
? 行权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如果行权不慎，胡乱行权，很可能就会出现朱熹所说的“借权以自饰”的情况，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因此历史上一些事情究竟是为了行权还是另有所图，常有争论。
? 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少遼缓之。……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公羊传）
? 祭仲为宋执，不从则将杀仲，而忽不必即死，仲为身计耳，何足以为权耶。（焦循） ? 行权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这里至少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 第一、行权一定会对经进行调整改动，形成“背反”于经的情况。
? 经有其普泛性，不可能完全顾及所以的实际情况。在特殊的情况下行权，其实就是对经的一种变通，即所谓“权只是经所不及处”（程子）。“不告则娶”即是典型例子。 ? 第二、行权必须出于善良的动机，必须充分考虑到其社会效果。 ? 孟子强调，“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13.31) ： ? 第三、行权的原则是“义之与必”。 ?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9.4) ?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18.8)
?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4.10)
? “义之与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在孔子看来，做事不能拘泥固执（毋固），没有什么绝对可以，也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以（无可无不可），没有一定专主的（无适），也没有一定反对的（无莫），只要合于义，就可以依从（义之与比），所以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是义。 ? 孟子将孔子这个思想进一步概括为：“惟义所在” (8.11)。
? 但必须看到，行权极为微妙，是斧锯鼎镬之事，弄不好会给社会带来不少麻烦，不可随便行事（6.1）。因
此，对于行权必须十分谨慎。 ? 为此历史上曾有唯圣贤才可行权之说：
一，只有圣贤才能保证心地纯正，而不是出于恶的目的； 二，只有圣贤才能充分考虑全面，以达到最好的社会后果。 三，只有圣贤才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
? 行权虽然不易，但儒家毕竟在这方面留下了一个口子，其中有高超的智慧，所以儒学在具体生活中充满着活力与生机，并不死板。
? 思考题：孟子既主张反经又主张行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处理？
如何做人之知天与俟命
? 儒学关于如何做人有其基本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去做，就是成为有德的人，其生活就有其意义。 ? 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由此便能够在事功方面取得成功，得到美满的物质生活呢？这就是下面要讲的内容：知天与俟命。
? 首先看知天。儒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道德直接与天相通。
? 这一特点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继承了先前的思想传统，认为人的使命是上天赋予的。这方面最有名的说法说是“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 ? 但孔子对于天又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 孔子之后，孟子的任务是繁重的。沿着仁是什么这一问题一步步追下来，追到底，必须有一个终极的答案。也就是说，要把性善论坚持到底，对于性善的终极根源必须有个交代。 ? 孟子自觉承担起这个任务，公开宣称，性善的终极原因全在于天。
?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3.1）
? 孟子上述说法表明，历史发展到孟子这一站，不得不解决道德的终极根源这一问题了。孟子自觉承担起了这一任务，把道德的终极根据上挂到了天上，以天作为儒家道德的终极根据。
? 为某种东西寻找终极根源的理论，在中国哲学的系统中，叫做形而上学。其说法来自于《易经》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意思是说，有形有象的东西为形而下，无形无象的东西为形而上。这种无形无象的东西，即指事物的终极根源。
? 儒家把道德的终极根源上挂到天上，建构了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这种做法有一个重要的效应，就是使儒家的道德具有了超越性。儒家道德并不只是简单道德教条，它也有自己 形上意义。因此，在历史上，讲儒学是不能不讲天的。
?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儒家讲道德虽然必须讲天，但这个天并不是人格神。儒家讲的天既有形上意义，又不是人格神，并不保证人必然有福。这里蕴含着大文章。
? 儒家并不以天保证有德之人必有其福，但关于福儒家又必须有一种合理的解释，于是便有了俟命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