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表达方。难怪别尔嘉耶夫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俄罗斯的宗教使命是特殊使命，它与俄罗斯国家的力量和强大密切相关，与俄罗斯沙皇的特殊地位相关。于是，俄罗斯帝国的诱惑便进入到弥赛亚意识中。”[14]这样，莫斯科的宗教和政治使命合二为一。 三、政治的弥赛亚意识占主导地位（彼得堡俄罗斯前期）
随着俄罗斯版图的不断扩大，政治的弥赛亚意识也日益凸显。莫斯科是世界帝国的思想在各种文本中不断被强化。《弗拉基米尔大公轶事》（Сказание о князяхВладимирских）论证说：追根溯源，留里克王朝的祖先是罗马帝王奥古斯都，而沙皇的称呼源于“凯撒大帝”。著名的《白色僧帽的故事》（Повесть о белом клобуке）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罗马帝国的康斯坦丁大帝有一顶白色帽子，后赠送给治愈了他致命疾病的罗马教皇，最后罗马教皇按照上帝的旨意传给了罗斯。从此，俄罗斯教会的大牧首开始戴这种帽子。国家的历史文献也传达着同样的思想。伊凡雷帝下令编写的《编年文献汇编》(Лицевой летописный свод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带有世界历史天命论的思想，它把罗斯看成世界历史伟大君主的传承地和东正教的载体，强调莫斯科就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历史与罗斯历史联系在一起，民族的历史使命在世界范围内凸显出来。作为上帝的选民，罗斯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人类的天国，带领人民与世界上所有的邪教和野蛮作斗争。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罗马”说的思想逐渐转变为一种比较保守的势力，甚至成为 17 世纪后半期社会分裂的深层原因。当时，国家和官方教会一心期望俄罗斯加入世界宗教和政治进程，计划实行宗教改革。可俄罗斯人民仍以正宗宗教捍卫者的身份自居，他们认为，既然是正宗的宗教，当然不需要变革，可官方教会却主张变革代表真理的宗教。于是人们对“第三罗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王国”产生了疑义。旧礼仪派（又称旧教派或分裂派）感觉到教会和国家的变
化，他们不能容忍上帝的宗教“邪教化”和“世俗化”，这是 17 世纪教会分裂的根本原因。在旧礼仪派看来，莫斯科王国非但没有实现真正东正教的弥赛亚使命，反而让敌基督统治了世界，于是真正的弥赛亚王国—天国便走入了水下的“基杰日”城。而莫斯科王国和官方教会在经历了一场权力之争后，自然走向了又一条改革之路——这便是彼得大帝的改革，于是发生了继 17 世纪教会分裂之后的第二次分裂：一个是以圣彼得堡为首都的新的俄罗斯帝国——第四罗马，另一个是以旧都莫斯科为代表的旧的第三罗马，政教合一的弥赛亚意识似乎随着旧都莫斯科一起滞结了。出现了面向欧洲、面向全世界的帝国思想，彼得大帝就是这种思想的奠基人。弥赛亚意识开始转型。
18 世纪，彼得大帝重建首都，选址和建筑风格都仿照古罗马的风范，俨然建起了一个新的罗马帝国，人称“第四罗马”。此时，宗教外衣被弃置一边，赤裸裸的帝国思想展现无遗，政治的（或世俗的）弥赛亚意识向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而宗教的弥赛亚意识依然珍存在广大俄罗斯民众的心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地作用于民族心灵的深处。到了 19 世纪，随着思想的启蒙和帝国的壮大，植根于民众的知识分子把宗教的弥赛亚意识用或明确或形象或内隐的语言表达出来。
四、精神的弥赛亚意识占主导地位（彼得堡俄罗斯的后期）
1812 年的卫国战争使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再次高涨。战胜了拿破仑的俄罗斯真的走上了世界大舞台。拯救了整个欧洲的俄罗斯，似乎“走进了欧洲民族的大家庭”，思想家们开始思考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关心东方与西方的议题。这种思考最终引起一场大讨论，讨论俄罗斯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以及它的发展道路问题。俄罗斯思想的大树出现了两个分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认为，俄罗斯应该按照西欧的模式发展，西方文明才是俄罗斯文化、经济和世界观的最
佳坐标。斯拉夫派则反驳说，俄罗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只有按照自己古老而又传统的模式发展，俄罗斯才能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15]尽管斯拉夫派崇尚本民族的传统，但西方的文化思想仍然渗透到俄罗斯文化内部，连亚历山大一世都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这是后来发生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深层原因之一。此后上台的尼古拉一世坚决采取了保守主义立场，反对西方思想对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他的保守，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俄罗斯的哲学以及“俄罗斯性”后来才得以发挥得淋漓尽。
19 世纪，俄罗斯思想进入勃发期，第三罗马说以更雄辩的宗教哲学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当代俄罗斯文化学家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院士说道：“‘第三罗马说’ 被 19 世纪的人物确定下来：他们是果戈理（Н.Гоголь）、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К.Леонтьев）、达尼列夫斯基（Я.Данилевский）、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Вл. Соловьев）、尤里·萨马林（Ю. Самарин）、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В. Иванов）、别尔嘉耶夫（Н.Бердяев）、卡尔塔舍夫（Карташев）、布尔加科夫（С.Булгаков）、尼古拉·费奥多罗夫（Н. Федоров）、弗洛连斯基（П.Флоровский）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人。”而 始作俑者费洛菲伊修士本人也许根本不会想到，他的几句话不但流芳百世，而且会因被奉为经典而大放异彩，成为世世代代人们或骄傲、或自豪、或尴尬、或痛心的源泉。[16]利哈乔夫院士的话不无道理，弥赛亚意识被上述思想家挖掘出来，并被奉为民族最为珍贵的遗产之一。也正因为此，“19-20 世纪之交，弥赛亚意识被公认为是俄罗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这个阶段的弥赛亚意识主要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纯哲学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阐释，如舍斯托夫等人的论著，一种是生动形象的文学描述，如勃洛克等人的诗歌。当然，
更有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师能够把 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他笔下，弥赛亚意识的“概念”层和“形象”层合而为一。
五、政治的弥赛亚意识再次居主导地位（苏联时期）
20 世纪初，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倾覆和全新国家的建立，俄罗斯进入了第五个历史阶段——苏维埃俄罗斯时期。1922 年，苏维埃联盟正式成立。前期苏维埃政权明确反对宗教，开展了反宗教运动。在声势浩大的无神论思想的压力下，宗教的弥赛亚意识似乎随着东正教的衰败再次销声匿迹。但实际上，拯救世界的理念经过千年的洗礼和磨合，已经渗透到俄罗斯民族的血脉之中，它已无需以任何宗教为借口 或外衣，直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自己的功能。[18]别尔嘉耶夫在“第三罗马说”中找到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渊源：“俄罗斯人民没能实现莫斯科作为第三罗马的理念。17 世纪的有某些共同点，但与此三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宗教分裂表明，莫斯科王国并不是第三罗马。当然，彼得的帝国更没有实现第三罗马??”然而，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人的命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俄罗斯，取代第三罗马的是第三国际的实现。而且，第三罗马的诸多特点转移到了第三国际身上。第三国际也是神圣的王国，同样建立在一个正宗的信仰基础之上。西方人不懂，第三国际其实并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俄罗斯的民族思想。”[19]别尔嘉耶夫继而明确指出俄罗斯共产主义的内涵和起源：“俄罗斯共产主义比大家习惯上所想的更具传统性，是古老的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转化和变形。”[20]当然，就《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渊源及其内涵》的内容来看，别尔嘉耶夫对“共产主义”概念的理解还有待商榷，但是，作者的基本思路是清楚的。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确实带有弥赛亚意识的痕迹。汤因比曾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犹太教-基督教渊源”。[21]尽管苏联时期反对宗教，但其文化遗产仍浸淫着某种宗教成分，彻底摆脱民族思想的历史是不可能的，民族 思想只能转型。此时，弥赛亚意识已经变成一种集体潜意识，在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时，这种潜
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于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具有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苏联时期，发生了弥赛亚意识在其三个方面[22]的具体落实和实践。而苏联时期的主导性思想就是要把俄国革命像种子一样传遍欧洲和整个世界，“苏维埃是世界的灯塔”、“苏联是全人类的解放者”等一系列口号就是苏联时期弥赛亚意识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此时世俗的或政治的弥赛亚意识（светский или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мессианизм）又开始一统天下了。
六、精神与政治的弥赛亚意识交替主导（后苏联时期）
苏联解体后，新的俄罗斯诞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东正教，教会人士取得了在大众传媒中的发言权。相应地，新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老教堂也翻修得面目一新，最引人瞩目的是政府翻修的救世主大教堂。尽管教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随着经济的滑坡，人们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俄罗斯也失去了往昔的强盛和辉煌。思想者们开始寻找可以拯救整个民族的思想体系。在这样一个“大断层”的语境中，人们的世界观变得十分混乱，这种局面对民族的教育体制乃 至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道德状况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的俄罗斯潜伏着精神和信仰的危机，究其原因，不外乎强烈的政治震撼、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风靡世界的全球化干扰。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俄罗斯出现了文化传统重振和重组的趋势，因为人们明白，任何武力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强制都是无效的。所谓重振和重组，不应该无视社会和文化的新局面而全面复旧；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斥一切外来的文化。在这个时刻，需要冷静地分析，寻找一种思想和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填充物，来确立民族的文化历史意义和价值道德观念，解释过去历 史发展的过程，反思现实社会的精神面貌，这要求新的思想应具备宽泛的文化视野和带有潜质的精神内涵，以便帮助人们重组世界观。虽然国家和地方对文化财政预算大幅度削减，但在俄罗斯大地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