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孔丘曾经修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公羊所谓「君子修之」，王充论衡艺增篇和说日篇都说：「君子者，孔子。」这是一语破的。孟子滕文公下更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左传和公羊传只说孔丘「修」春秋，孟子竟说孔丘「作」春秋，越说越远。孔丘自己说过「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孟轲硬说他「作春秋」，岂不和孔圣人自己的话矛盾吗?
我认为庄子齐物论是庄周自己的笔墨。他也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庄周这裹所谓「圣人」指的是孔丘。天下篇也是庄周自己写的，他又说：「春秋以道名分。」细玩庄周的文字，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卽有孔丘的笔墨。不过只「议」而不「辩」，目的在「经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那么，孔丘在什么时代修或者作春秋呢？史记孔子世家列之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而且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如果这话可信，孔丘作春秋，动机起于获麟。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古代简策的繁重，笔写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过了七十岁的老翁，仅用两年的时间，（据第一节所引春秋说，仅用半年的时间。）未必能完成这艰巨任务罢。同样是司马迁做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却说：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
这一段话又和孔子世家相矛盾。世家记孔丘到周王朝，在孔丘三十岁以前，其后未载再去周室。孔丘三十岁以前去周室，在鲁昭公之世，如何能作春秋至哀公之世？论语是专记孔丘和他门下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说孔丘修或作过春秋。论语中记载孔丘读过易，而且引用过诗和书，并且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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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那么，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他若写了或者修了春秋，这比整理雅、颂篇章贡献还大，为什么他和他学生都一字不提呢？
春秋经文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在鲁国经历十二个君主，尤其是当时形势经过很大的变化。春秋为鲁国史书，又不晓得经过若干人的手笔。这些史官（当时叫太史）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一方面也有他自己的观点和文风，这在春秋经文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下文将举例证明。如果孔丘果真修或作了春秋，为什么不把文风统一，尤其不把体例统一呢？
以形势论，春秋初期，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称强称霸，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获胜。不久，齐桓称霸，楚也日见强盛，宋襄争霸未成。秦穆霸西戎而晋文、晋襄久霸中原。这是一变。晋国政出多门，吴国突起，越又灭吴。这是后期形势。因之，鲁史纪事便有不同体例，在注中都曾注出。现在我略举出几条：
一、隐、桓二公时，若不是鲁国之卿大夫，无论盟会、征伐都不写卿大夫之名。庄公二十二年春秋「及齐高傒盟于防」，这是和外国卿结盟写出他姓名的开始。文公八年春秋经「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这是盟会鲁国和鲁以外之国卿都写上姓名的开始。
二、征伐，非鲁大夫书名（写出姓名），详隐公二．九注。 三、诸侯书某人，详隐公一○．二注。 四、书「帅师」见文公三．七注。
五、楚国君，春秋在文公九年以前都称「楚人」，文公九年一则书「楚人（实是楚穆王）伐郑」，一则书「楚子使椒来聘」，书「楚人」「楚子」同在一年。宣公五年以后就都书「楚子」。而且楚大夫书名，也从「使椒来聘」开始，椒是鬬椒，却不写他的姓氏。
孔颖达疏说：「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贬也。」(见隐四年经、庄十二年经、文九年经孔疏。文九年疏「亦」下衍「不」字，应依校勘记删正。）孔颖达说「时史有同异，非仲尼所皆贬」，这是确有心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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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孔颖达有这论点，其他人也有相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看法。前文曾征引赵汸的看法，「王」字并不是孔丘的特笔。陆粲也征引金文，认为：
今世所传古器物铭，往往有称「王月」者，如周仲称父鼎铭则「王五月」、父己鼎铭则「王九月」，敔",铭则「王十月」，是周之时凡月皆称「王」，不独正月也。商钟铭曰「惟正月王春吉日」，又曰「惟王夹钟春吉月、是三代之时皆然，亦不独周矣。以为立法创制裁自圣（孔丘）心者，殆未考于此耶?
彝器铭文标年月时有「王」字，在现今传世古器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且这「王」字有不同意义，如芈伯敦（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羌伯敦跋读芈为羌）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口公征眉敖」云云，彔伯■敦云「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伯■！",自厥祖考有劳于周邦」云云，这种「王」字，是指周王，卽周王所颁历法之年月，绝不是如公羊传所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叔夷钟铭云「唯王五月，长在戊寅，师于淄涶」云云，齐子仲姜镈（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改称",堇命镈）「唯王五月初吉丁亥」云云，也是表明齐用周历。至于楚王熊章钟铭之「唯王五十有六祀」，此「王」乃楚惠王自称，器亦战国时器。楚王頵钟铭云：「唯王正月初吉丁，楚主頵自作铃钟」云云，楚王頵卽楚成王，文元年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可证。则春秋时，楚所铸器物，铭文之「王」，是楚王自称，楚自用楚历，非周王之历，由此两器可以断言。我而且怀疑晋姜鼎铭之「唯王九月乙亥」之「王」也不是周王。晋姜乃姜姓女嫁于晋国者。铭有「勿废文侯頵（显）命、文侯就是晋文侯仇，周平王东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现存尚书文侯之命足以为证。晋用夏正，不得称「王九月」，则「王九月」之「王」是指晋侯。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有古诸侯称王说，举芈伯敦、彔伯■敦盖等彝器为证，而不知楚之称王，明见左传，彝器中亦有之。晋器亦有称王的。足见公羊传所谓「大一统」之说只是秦汉大一统后想象之辞而已。
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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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约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日：「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
何休注云：「子谓孔子。时孔于年二十三，具知其事。」依孔子之意，「伯于阳」应作「公子阳生」。姑不论这点的是非。据何休注和徐彦疏，孔丘亲见其事，鲁史有误而不改。那么，明知史文有误而不订正，孔丘到底修了春秋没有?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只是沿旧史文么？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二春秋不告不书义曾经问：「策书参错，孔子何以不订正之？」
壳梁传于僖公十九年云：
梁亡，郑弃其师，我无加损焉，正名而已矣。
「我无加损焉」，这也是谷梁传作者伪托孔丘的话的自供状，说明孔丘对鲁春秋原文并没有增减。至于「正名而已矣」，不过为孔子修春秋作一调停之笔罢了。
孔丘作或修春秋之说，到西汉所谓经师之手，越说越神奇。举一个例子为证。僖公经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公羊作「霣」，同）石于宋五。
公羊传说：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
谷梁传也说：
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境〕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犹言听而知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则后其五。……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本是孔丘对子路说的话，见论语子路篇。董仲舒就用来赞美春秋，以为春秋真是孔丘所修或所作，一字的先后都有重大意义。殊不知史通惑经篇引竹书纪年也作「陨石于宋五」。竹书纪年难道也是孔丘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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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所作?无怪乎刘知几于惑经篇对孔子作春秋，提出很多疑问。刘氏真有高见特识！
我还可以从春秋、左传本身提出春秋本是鲁史本文的证据，孔丘不曾修改。左传文十五年说：
宋华耦来盟……公与之宴。辞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宋华督杀宋殇公在鲁桓公二年，春秋说：
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华耦说「先臣督……名在诸侯之策」，可见各国史官都是这样写的。至于宣公二年春秋「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襄公二十五年春秋「齐崔杼弑其君光」，都本于晋、齐两国太史的直笔，左传都有详细的纪述，孔丘何曾改动？另外再提几个证据。襄公二十年传说：
卫宁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若能掩之，则吾子也。若不能，犹有鬼神，吾有馁而已，不来食矣。」悼子许诺。惠子遂卒。
由这段文字看，孙林父、宁殖当初逐出卫献公，诸侯史书都书「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宁殖自己也知道的。他临死迫切期望他儿子替他洗刷、掩盖这一丑名，惟有把卫献公再送回国一法。他以「不来食」(不享受祭祀）要挟儿子这样做，宁喜（卽悼子）果于鲁襄公二十六年杀掉卫殇公，复立卫献公。现在的春秋于襄公十四年春秋经把「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改为「卫侯出奔齐」，不罪宁殖，而罪卫献公，就是宁殖的「掩之」。这一定是宁殖把持卫国政权，改行通告诸侯，诸侯太史也依通告照改。孔子若真修或作春秋，为什么不保留「卫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的原文原事呢？足见孔子未曾修或作春秋。礼记坊记曾两次引鲁春秋，一次说：
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
这是坊记作者引两年之事并举，因而文有省略。春秋僖公九年说：
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十年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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