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录也说：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别录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虞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录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二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之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羣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现在仅举二条为例。荀子大略篇：
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
这和隐元年传「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基本相同。而且荀卿还怕后人误会尸体为未经入棺之尸，又加以「柩」字表明它，足见这是荀卿引左传，不是左传用荀子。又致士篇说：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襄公二十六年传也有此文：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两者只有几个字的差别，所以卢文弨说荀子致士篇「此数语全本左传」。
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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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读左札记。至于西汉，从汉高祖赐韩王信书用左传哀十六年语以至淮南子、贾谊新书，文帝作诏书（见史记文帝纪二年），武帝制令（见史记三王世家并索隐）也曾征引左传；司马迁作史记，征引更多。其后哀帝封册（见汉书王嘉传）以至刘向作说苑、新序、列女传，都用左传故事。左传从成书一直到今天，流行于世，未曾断绝。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二七九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国古墓，发现不少竹简古书。其中有一种叫师春的，据晋书束皙传和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说，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事，连上下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杜预和束皙都认为「师春」是抄集者人名。师春不知何年代人，但汲郡魏墓很多人说是魏襄王（就是孟子粱惠王上的梁襄王）墓。墓中另一种书叫竹书纪年，纪载魏史只到今王二十年。今王就是魏襄王，当时还活着，在王位，所以称为「今王」。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死去，那么，师春的抄集左传卜筮事至迟在魏昭王元年以前，卽公元前二九五年以前。左传在战国的流行更获得实物证明。虽然师春其书已不存在，而杜预、束皙二人是亲自看到那批竹简才记述下来的。以上只是证明左传在战国时卽已流行，还不能肯定左传成书于何年。自然，成书在流行以前。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有左氏不必尽信条，说：
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后人因此，认为左传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预言。预言被证实的，是作者所亲见的；预言不灵验的，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由此可以测定左传成书年代。预言不灵验的，主要有下列诸项。
一、文公六年传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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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史记秦本纪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这是秦孝公以前的情况，也是左传作者所见到的「不复东征」的情况。然而自秦孝公卽位「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二年，天子致胙」，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见的。这时已是公元前三六○年。
二、庄公二十二年传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末又说：「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陈成子专姜齐之政，正是左传筮者之言「此其代陈有国乎」。当时晏婴也私自对晋国叔向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昭公三年传）。然而不能肯定陈成子之曾孙太公和竟托人向周王请求，立他为齐侯。所以卜辞只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言十世之后，为侯代姜。昭公八年传史赵的话也仅说陈之「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就是当时人多看到陈氏有代齐的苗头，是否果真代齐为侯为王，谁都未敢作此预言。田和为齐侯在公元前三八四年，这是左传作者所未及知道的。
哀公十五年还有一段纪载：
秋，齐陈讙如楚，迥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斲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下略）
子路对齐国前途的推测，还不及晏婴的肯定。他肯定姜齐的被陈氏斲丧，这是当时人所共见的，却是否终为陈氏所享有，或者另外钻出第三者（他人）攫取果实，都在「不可知」之列。由此表明，左传作者未及见到陈氏篡齐。
三、宣公三年传：「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这裹有个问题：周的世数和年数，应从文王计算起，还是从武王灭纣后算起，还是根据遣段文字从成王定鼎算起。我认为，「成王定鼎于郏鄏」，只是说明卜世卜年的时间和背景，而卜世卜年应该包括周王朝所传之世、所得之年，至迟应该从武王计算起。晋书裴楷传说：「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也是从西晋初开国计算起，正和成王卜世相类。汉书律历志说：「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西周自武王至幽王共十二王，但年数多少则各说不同。史记匈奴传说自武王伐纣至犬戎杀幽王凡四百余年。这说得最长。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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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通鉴外纪三引汲冢纪年也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这说得最短。介于两者之间的，有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说自伯禽至春秋凡三百八十六年。刘恕通鉴外纪载西周凡三百五十二年。郑玄诗谱序说，「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则无怪乎前人对西周年数无定论。东周自平王至赧王，不计哀王和思王，共二十二王。西、东周总共三十四王。律历志说三十六王、可能是把哀王、思王计算在内。若说「卜世三十」，到安王便已三十王。平王元年为公元前七七○年，安王末年（二十六年）为公元前三七六年，近四百年。加上西周约三百年，左传成书年代很难到周安王时代。
四、闵公元年传说：「赐毕万魏。……卜偃日：『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又说：「初，毕魏筮仕于晋，……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复其始」就是恢复为公侯。这样，左传作者一定看到魏斯为侯。那时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三年。但看不到魏文侯后代称王。昭公二十八年传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晋国就是魏国，作者行文避免「魏」字重复出现，因改「魏国」为「晋国」。晋国本是魏国又一称号，犹如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卽魏惠王）自称其国为晋国。他曾对孟轲说：「晋国，天下莫强焉。」由此足见左传作者只见到魏文侯为侯，见不到魏后称王，更看不到它的日益衰弱，「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
综上所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三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九年）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和崔述的论断相较，相距不远，只是具体得多。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成书在后，古人早有明文。详玩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自然知道。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说，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说：「故曰礼人而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这是用孟子离娄下语，可见谷梁传作于孟子流行之后。陈澧还举出一些证据，认为谷梁出于公羊传之后。章炳麟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说，公羊宣十五年传：「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何休解诂曰：「上谓宣公。」六国时尚无直称人君为上者。以「上」之名斥人君，始于秦并天下以后，公羊遂用之称宣公。若依陈澧之说，公羊写于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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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以后，谷梁传又在公羊传后。据汉书艺文志「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那么，除左氏传外，无论公羊传、谷梁传以及邹氏传、夹氏传，都只是口耳相传授，原本没有写本。公羊传注疏卷首有戴弘序，说公羊传到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母子都着于竹帛」，则公羊传的写定在西汉了。谷梁传更在其后。
（七）左传和国语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卽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左氏春秋，就是今天的左传。他又说：「左丘失明，厥有固语。」依司马迁之意，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人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云云，可见司马迁是根据春秋（实指左传）和国语作十二诸侯年表的。汉书律历志下引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及周语下「颛顼之所建」等语都称春秋外传。因此许多人便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国语称为春秋外传。甚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便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三国吴国韦昭作国语解序也同意这一说法，并且还解释说：
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
论衡案书也跟着说：「周语，左氏之外传也。」 而最可笑者莫如康有为。他着新学伪经考，说：
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康有为的所谓新学，换句话说，就是王莽之学，因为王莽逼汉孺子婴让位，国号新。而刘歆为王莽国师，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更加以穿凿附会，因此指左传等书为「伪经」。他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这些书在当时政治上起的作用，自然应该另行论定。至于在学术上，却毫无是处。章炳辚作春秋左传读叙录，一条一条地驳斥刘逢禄，读者无妨把这两部书大致翻看一遍。至于康有为的书，既不必看，更不值得驳斥。崔适作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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