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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有些对“学术自由”神圣内涵的曲解呢？
近年来，中国民间收藏越来越热，相比之下，文物鉴定资格认证制度、对文物鉴定的责任规范等还远没有完善。在相关法规、制度缺失的情况下，鉴定成了买卖，一些所谓的文物专家从中得到了高额收入。如果让一件又一件鉴定造假事件连续发生，就会透支人们对文物鉴定的信任。 文物是文化传承的宝贵载体，如果文物鉴定成了造假贩子和某些专家牟利的工具，会有多少假文物得以登堂入室？又有多少真文化却难以保存呢？相信那些心知肚明“造假”专家是知道良心的，不要被说假话赚钱容易所诱，以为没风险，其实风险甚大。学术终究是有尊严的，真正的文物鉴定专家会为学术尊严挺身而出，也相信法律和制度约束会完善，心中的天平永远偏向诚信和道德一边。
2011年第37期 瞭望时评：规范扶起老人无可厚非
卫生部6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下称《指南》），因“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等内容，引发网络热议。不少网友认为，在公众从道德、法律层面激烈讨论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时候，该《指南》关注的却是“如何去扶”，不但“牛头不对马嘴”，且可能导致“扶得不专业”成为索赔理由。
虽然《指南》发布的时间值得玩味，但笔者认为，发布《指南》的行为无可厚非——《指南》其实是对相关人员日常工作的技术规范，意在指导如何在老人摔倒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二次损伤。因此，《指南》出台是卫生部履行职责，向相关人员（经媒体传播后，其实也向社会）指导专业的施救方法。笔者甚至认为，如果卫生部能把这2万余字的专业内容，以200字甚至20字的通俗语态向社会普及，令公众长点急救知识，并在生活中掌握应用，那么其价值会更大。
《指南》认为，目前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1.5亿，按30%的发生率估算，每年将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1次跌倒。而老年人跌倒的发生并不是一种意外，而是存在潜在的危险因素，跌倒已经是中国伤害死亡的第四位原因，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则居首位，跌倒除导致老年人死亡外，还可能造成残疾，并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 这意味着，如果每年4000多万跌倒的老年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援，那么武汉市那位88岁的李大爷在摔倒后无人施救，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的事例，就不会是最后案例。可以想见，如果社会普遍不敢扶，或是不懂怎么扶，老年人的死亡和残疾都将大大增加。
显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需要重视老年人跌倒的问题，自然也需要普及老年人跌倒后的相关急救知识。比如《指南》举例说，当跌倒的老人可能骨折时，就要避免移动伤者或伤肢，并对伤肢加以固定与承托，使伤员在运送过程中不因搬运、颠簸而使断骨刺伤血管、神经，避免额外损伤，加重病情。
从这个角度讲，大家大可不必惊讶扶老人成了一个技术活。因为跌倒可能由病理因素造成，掌握基本急救方法再行施救，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的结果。这就像飞机火车上有人突然发病，广播找的肯定是专业人士。
至于彭宇、许云鹤、殷红彬等人在扶老人后遭遇尴尬，并由之引发“扶老人是奢侈品，一般人扶不起”等的社会讨论，其对公众有心、有效“干预”老年人跌倒，无疑会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但这显然不是《指南》可以回答、卫生部能够纾解的。
2011年第37期 瞭望时评：CPI转折时刻初现
8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6.2%，较7月份涨幅降低0.3个百分点。与市场预测大体一致。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价格涨幅已开始出现下降过程。
在经济增长转型和政策调整背景下，稳定物价的因素不断增加。随着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不断显现，导致价格上涨的货币增长过快问题得到有效控制。7月份，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4.7%，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2和2.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11.6%，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5和11.3个百分点；7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6%，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和1.8个百分点。货币供给和贷款增速已进入持续下行轨道。
从需求方面看，今年以来总需求增速总体下降。1～7月份出口同比增长23.4%，增速较上年降低7个百分点以上；消费实际增长率较上年降低4个百分点左右；投资增速大体平稳。从决定需求增长的诸方面因素分析，需求增速下降的趋势下半年还会发展。此外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效果显现，买房需求特别是投机性等不合理买房需求得到了有效控制。需求的变化趋势对价格涨幅回落将发挥重要作用。
从供给方面看，总体是不断增强的。夏粮、早稻取得增产，秋粮播种面积增加，如果不出意外，今年非常可能成为第八个稳产增产的年份。在价格上涨和政策支持下，生猪存栏数量恢复较快。商品住宅上市数量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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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房数量不断扩大，保障房建设步伐加快，住房供给明显增加。重要生产资料供给水平总体较高，服装、家电、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方面供给充足。综合看，供给面是不断改善的，对价格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持。
从成本方面看，一方面要素资源价格持续上涨，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速率也在加快，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很多行业对冲了成本提高的影响。
从输入性通胀压力看，美国提高债务上限方案通过后，美元会进一步扩发，但制约美国政府开支增长的因素也增强了，综合看美元快速扩张的势头总体趋稳，由此导致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预计也将趋稳。
因此，从全局角度看，支持物价稳定的因素正在持续增加，在这些因素支持下，预计下半年物价涨幅总体趋降。值得注意的是，需求增长水平下降，对经济增长也带来下调压力。要在巩固稳定价格成效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改革攻坚步伐，着力构筑经济增长的新基础，使价格稳定与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提高结合起来，全面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
2011年第37期 瞭望时评：巴勒斯坦“入联”仍无把握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今年6月26日正式宣布，巴勒斯坦将在9月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谋求“建国”，即以1967年战争前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巴勒斯坦国，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随着时间临近，事情发展正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历史回到1964年，“巴解组织”初创时即怀揣建国梦，当时的目标是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全境(包括以色列)建立巴勒斯坦国。其后，有关巴勒斯坦独立的宣言曾多次出现。1988年，“巴解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宣布建国，并得到多方认可。目前，全球已有近半数国家与“巴勒斯坦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外交关系。在联合国，巴作为“政治实体”已拥有观察员身份，此次建国的核心是获得联合国会员国资格。 从建国的客观条件来看，巴勒斯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一般而言，一国获国际公认必须具备定居居民、确定领土、有效统治、明晰主权等基本条件。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上述问题上的分歧根深蒂固。比如领土问题。巴以边界纠纷不决，巴坚持回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边界，以则认为要视新的现实而定。巴视为首都的东耶路撒冷也由以实际统治。再如统治问题。过去20年来，巴勒斯坦逐渐形成两大政治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内斗不止、两个自治区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分割管理的格局，未能建立统一、高效、完全自立的自治政府。为此，巴方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今年5月，“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埃及斡旋下重新“联合”，其直接目的就是入联建国。
从入联的具体程序来看，巴仍无十足把握。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首先要安理会审议通过，再获联合国大会2/3会员国(至少129国)同意。虽然巴很有希望获得多数发展中国家支持，但以色列和少数西方国家坚决反对，美公开表示将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故巴建国提案很可能在安理会受阻。如巴勒斯坦绕开安理会，直接寻求在联大通过建国决议，则该决议将不具约束力，巴依然无法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也无法获得投票权。
在各方面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巴建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其主要考虑是对内鼓舞民众士气、对外争取各方支持，为今后的巴以和谈打下基础。前不久，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晤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时称，巴方始终坚持和平谈判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基础和唯一出路，从未将寻求联合国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作为和谈的替代方案。这表明，建国只是巴方促谈的手段，而非抛弃和谈。
2011年第36期 瞭望时评：加强房市调控制度化设计
传统房地产销售的“金九银十”，在今年变成了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关键时机。
目前，部分一线城市房价仍在僵持，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针对这种局面，高层再度表态坚持楼市调控不放松，确保房地产调控见到实效。不放松的体现就是，限购政策范围扩展至部分二、三线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5项建议标准，建议符合2项以上的城市“对号入座”。
从国家对房地产调控的严厉态势来看，一些观望的二、三线城市在限购上将会陆续跟进。但政府、开发商、购房者（包括刚需和投资）三者间的“角力”仍然不会轻易释缓。这个过程中，应该引起警惕的是，表面僵持的背后是各种利益的剑拔弩张，调控一旦放松，必然出现房价报复性反弹。就当下而言，调控措施的制度化设计是影响调控成败的关键。
首先，对限购政策，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制度标准。如果仅仅是权宜之计，那么什么条件下可以淡出，又准备以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应对“限购之后”，应当有充分的政策考虑；如果是相对长期的政策，哪些城市需要限购，就应该出台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标准，让公众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期，防止过度猜测激发恐慌性抢购，进而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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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制度化的设计是强化执行力的保障。以限购、差别化信贷政策等为核心的调控政策，在一线城市执行得较好。但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政策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这其中有领导层认识的原因，也有一些政策由于缺乏制度化设计而在执行层面遭到弱化，更有一些政策因为设计不周而遭遇阻力。 比如，一些自然人文景观丰富的旅游城市，“一刀切”的限购会影响其旅游产业的成长。如果通过区分旅游地产和普通住宅进行限购设计，调控的结果可能会更具针对性。又如，投资购房和自住需求有时是相互转化的，对其界定应该更加人性化，更多地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限制购房者的选择。
再有，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限购的调控“硬手”的确立竿见影，但更具市场化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对房地产行业的持续调控能力也不可或缺。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进入相持阶段，制度化设计的加快跟进正当其时。进一步讲，房地产调控要标本兼治，房产税改革必不可少。
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可以较全面地匡正房地产行业的“高获利”预期。否则，滞留在房地产领域的“热钱”不会自动流出。当前来看，一部分资金正在推高商业地产的热度。要避免手忙脚乱地“按下葫芦起了瓢”，政策制度设计的预见甚为重要。
2011年第36期 瞭望时评：杜绝洋固体废物为祸
日前，海关总署、环保部等5部委联合制定的《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严格执行新办法，消除乃至杜绝进口固体废物为祸环境，危害国民，遗害子孙，是国民共同的期盼。
对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加工，变废为宝，既可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又可有效降低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而从事废弃物回收加工的企业，亦既可创造就业岗位，也可获得经济效益。这是对环境、社会、经济的功德善事。在有的地方，固体废物的回收加工已经成了气候，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链。市场预测也显示，未来5年，我国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的年平均投资将超过400亿元，势必带动进口固体废物的旺盛需求。 但长期以来，由于监管机制不完善，我国固体废物产业一直存在违法进口境外废物、造成环境污染等“顽疾”。今年以来，有的地方发生多起血铅污染事件，就和部分企业违规拆解铅酸电池有关。在有的地方，固体废物进口许可证违法违规转让频繁，“加工企业无许可证，有许可证企业不加工”的现象较普遍，许可证管理形同虚设，大量未经审查、环评不达标的小企业、家庭作坊从事进口固体废物的加工、处理，走私猖獗，严重冲击进出口贸易秩序，成为公共环境安全的重大隐患。
此番实施新办法，国家从进口环节收紧了闸门，有助于固体废弃物进口加工行业的健康发展。但从行业现状而言，如何制止许可证倒卖行为，实施细则仍有待细化，各地执行尺度有待统一，监管链条缺口有待填补。 依照新办法，环保部门管理许可证，质检部门负责注册登记国外供货商、国内收货人，而海关部门仅管理装运、申报环节，而不涉及管理有关企业和打击倒卖许可证行为。环保、质检部门人力和技术手段有限，难以对企业的实际进口和生产情况实地核实，有能力核实的海关监管权限却相对模糊，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明明发现企业违规却难以根治的情况。
更需重视的是，新办法还缺乏实施细则。如果各地执行力度不一，也将影响行业发展。固体废物回收产业企业数量多，分布地区广，新办法实施细则需要对以往没有明确规定的货物标准、质量标准等回收进行明确，否则可能在实施中引起企业和监管部门的矛盾，少数地区也可能为增加财政收入有意弱化监管。如果各地具体政策不一，执法标准不一，可能使企业为规避执行而舍近求远，转向执法较松的地区进口、生产，加剧产业波动和污染危险。
2011年第36期 瞭望时评：苹果的社会责任不该如此“迟钝”
8月31日，苹果遭遇中国环保组织对其供应商污染事件的再度质疑，并首度回应，表示愿意调查核实此事。这一回应，距离去年8月中国环保组织告知苹果总部此事，整整过去了一年——回应速度创造了一个恶劣之例，更令人遗憾的是，从内容上看，这仅仅就是一个回应。
中国五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称，苹果公司无视其在中国的供应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任由27家疑似供应商的污染排放随产量扩张而蔓延，威胁当地环境和民众安全。苹果公司的回应是，愿意与环保组织建立对话机制，召开电话会议了解具体情况，继续沟通。而在过去的这一年，据环保组织调查，仅北京的一家疑似供应商一年排放的污染物就达近万吨。 苹果是全球运营的跨国企业，也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可它在中国却一再扮演一个不负责任的全球化公司形象。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其供应链接二连三爆出丑闻，包括生产触摸屏的苏州胜华科技上百名员工中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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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化知名企业，应该像关注利润那样关注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不光涉及道德，还直接决定了社会对它们所作贡献的评价。明智的企业家知道社会舆论可以影响其企业的发展，企业应该加强它的社会契约观。更何况，如果无视“制造”这一供应链环节的环保、管理等社会责任，作为供应链最大受益者，苹果又如何确保其持续发展的动力呢？
苹果对待社会责任的担当速度过于“迟钝”。上一次，苹果针对苏州137名员工中毒事件，同样是沉默近一年才作出回应，如同作秀。而苹果显然不是缺乏效率的企业——2005年至今，从iPodmini到即将发布的iPhone5，几乎每一年，苹果都至少会推出一款让人惊艳的产品。难道是苹果的“社会责任部门”跟不上其创新的步伐了吗？ 在“后乔布斯”时代，苹果的掌门人是精于供应链和物流管理的高手蒂姆库克，人们有理由期待苹果在对待供应链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上转身。虽然IT品牌的环保问题不唯苹果独有，可是我们看到，西门子、诺基亚等一批品牌都开始利用公共监管信息，克服全球生产和采购造成的污染蔓延，成为协助中国减少污染排放的正向力量。难道苹果偏要逆潮流而动？ 头顶光环的苹果，实在应该顾及一下脚下的污垢。有人说，乔布斯的苹果卖的不是产品，是深度的体验设计，这一设计的核心是“人性”。可今天，谁又能否认，对那些被苹果的供应商污染的中国民众来说，期待的不是苹果的“人性”回归？
2011年第36期 瞭望时评：超越“卡扎菲个人命运”
自8月21日利比亚反对派武装突然攻陷首都的黎波里以来，卡扎菲就不知所踪了，连9月1日这样的“大日子”（“9·1革命”上台42周年纪念日）也没有现身和发声。反倒是国际社会于当天在巴黎召开“利比亚之友”会议，西方列强提前摆出“庆功宴”。虽然卡的去向成为利比亚战争能否结束的最大悬念，但随着国内外压力的日益增大，卡扎菲大势已去、前景不妙，其最终将以何种方式被“解决”？谜团揭晓只是时间问题。 卡扎菲的倒台在总体上是咎由自取，“多行不义必自毙”，主要原因在于自身执政严重失误，包括对外狂妄自大、树敌过多，对内搞“家天下”、骄奢淫逸，终究被民众抛弃。卡的命运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也再度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真理，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心向背对执政者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劳谦君子，万民服矣”，只有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虚心接受人民的监督，执政者才会长久地赢得人心。
但卡的迅速倒台也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即外部势力的干预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西方列强武力干涉的大力支持，利比亚反对派将难成气候、难有今天。 从长远看，卡去留生死的个人命运事小，利比亚今后如何发展的国家命运事大，应超越“卡扎菲个人的命运”，思考该国该地区的未来走势。
利比亚前景仍将充满变数，反对派之间能否及如何整合？“全国过渡委员会”如何演变？过渡期有多久？这都是未知数。反对派成分复杂，相互之间有可能因分配“革命胜利”果实不均而闹矛盾，甚至重新爆发内战；西方列强之间也存在分赃（石油利益等）不均而分道扬镳的可能；西方与利反对派之间同样有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利“民主化”并不必然等于“亲西方”。受此三对矛盾制约，“后卡时代”的利比亚局势不容乐观。
至于西方大国，表面看其在利比亚乃至整个中东北非变局中有所得逞，对成功“倒卡”兴奋不已，迫不及待地总结“新式干涉”的成功经验，急着就各方输赢得失下结论。但实际上，西方“倒卡”有可能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利比亚乃至中东北非“革命”之后的问题甚至会更多、更棘手。尤其是，面对自身低迷不振的经济与躁动不安的社会，西方企图通过“倒卡”、制裁叙利亚、干涉中东北非变局，以便转移视线、转嫁危机，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2011年第35期 瞭望时评：自建保障房的疑问
目前，为完成2011年新开工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尤其是为解决保障性住房的资金、土地、质量等等问题，各级政府部门正在绞尽脑汁开拓思路。在诸多“创新”中，企业、高校自建房被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作为经验进行“交流”。这种曾在住房制度改革中被“摒弃”的措施，在此轮保障性住房“补课”中大有回潮之势。
比如，中部某省会城市，今年3000余套的公租房建设任务下达后，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将超过七成的任务分配给了7所高校，真正政府统建的不足1000套。除了高校，企业也被一些省区“招募”到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行列。其条件是，企业利用自有土地，符合各类规划，优先分配给建房企业的符合保障性住房分配条件的职工。其逻辑是：企业有闲置或者说利用率不高的土地，而且住房困难的职工需要解决住房问题，企业自建保障性住房还可以帮助政府排忧解难，一箭多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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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所谓的“多赢”局面，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可谓疑问重重。首先，此类保障房常常“优先分配给建房企业职工”，而“优先”二字如何体现分配的公平性？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多余”的自有地？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手中有“特权”、有某些“便利”条件的企业会挤占掉社会资源？
其次，企业用地、高校用地，其性质是非住宅用地。如今，为了建设保障性住房，一些地方无视用途管制，在非住宅用地上建设住宅，置国家法规于何地？退一步说，一些地方即使依照法规变更了土地用途，为一时之需开“口子”，今后是否会成为刹不住车的后患？
其三，企业、高校建好保障性住房之后，其管理能否社会化？如果不能，是否给企业、高校“办社会”又添了新任务，国企改革和高校改革是否会产生开倒车之虞？
当前，对于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对企事业单位自建保障房的质疑，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回应是，只要在分配环节符合保障性住房的规定条件，谁来建并不是关键。但现实的情况是，在一些地方的企事业单位自建保障性住房项目中，已经出现了面积超过标准、分配环节“特权房”等现象。 在现有征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政府“委”任务于企事业单位的情况下，对这样自建的保障性住房的监管，政府能做到什么程度？令人不禁担忧。实际上，地方政府“简便”地将任务分解到企业、高校，求得数字上的任务完成，不但影响政府住房政策的执行到位，也是对公信力的损害。在一些已然将企事业单位自建房作为权宜之策的地方，尤其需要深思。
2011年第35期 瞭望时评：城市管理重群众需求
西南某县不久前发生一起城管执法不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相关执法部门被冲击，大量群众聚集围观。据调查，此次事件系因城管纠正违章停车引发。
一起似乎并不起眼的小冲突，为何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这其中既有直接“导火索”和“催化剂”，又有深层次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叠加。
一方面，当地城管人员在执法中因一些不当行为，多次发生摩擦，导致民怨累积。最终引发群体性事件，正是因为城管人员简单粗暴执法、野蛮执法“硬来”，导致了当地群众“来硬”。 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其实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地方城管部门在清理占道经营和违规摆摊设点、拆除违章建筑和综合执法、城市其他管理中，执法方式简单，执法态度粗暴，极易引发激烈冲突。
另一方面，老百姓拥护依法依规开展城市管理，但应考虑当地实际和群众需求。如果一禁了事，群众难免有怨言。比如要加强城市街面管理，却简单通过取缔小摊贩、拉板车的方法，这样既断了一部分人的生计，也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诸如此类长期积累下的怨气，难免会一时集中爆发出来。
这起群体性事件得到了当地政府较快的处置，但仍有不少经验教训应当吸取。其一，和群众打交道，要注意方法，即使处理群众的违规违法，也要文明执法，耐心说服。不仅是城管部门，所有执法部门和政府机关的人员素质、管理能力、服务理念都亟待提高转变。
其二，发生群体性事件时要及时疏导，不能拖，不能等，否则后果越来越严重。经验表明，随着事件的发展，越到后期越难处置。因此，对群体性事件一定要高度警觉，领导干部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第一现场，尽早控制事态发展。
其三，基层工作务必打牢基础。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能力不强，平时工作不深入、不扎实、岗位责任不到位，关键时刻就反应缓慢、效率不高、效果不好。因此，平时一定要鼓励干部真正深入到基层，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去，为群众排忧解难，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宣传教育工作。
据悉，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深刻反思：群众利益无小事，任何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应该充分考虑，认真对待。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务实的。反过来也提醒了更多政府官员：即便是出于良好意愿的施政措施，即便是有利于老百姓长远利益的政策，也要注意把工作做实做细，才会赢得老百姓的理解。
2011年第35期 瞭望时评： “他律”下企业社会责任的追求
当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还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当下以互联网、微博为基础的“透明化时代”，企业正面对无所不在的、相互密切联系的告密者和监督者，进入越来越“他律”的时代。一旦跨越底线，企业面对的很有可能就不再是需要主动或被动承担的“责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巨大压力和“灭顶之灾”。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是企业最先触及的社会责任，英国的泰晤士河和德国的莱茵河在20世纪曾经都是臭水河，1970年代的莱茵河需要警察把守禁止游泳，因为污染严重有害健康。我国的内陆河流和浅层地下水的污染非常严重，近年来上市公司海洋污染、铬污染、铅污染等事件频发。人类的可持续和地球环境的可持续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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