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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了南京大学的预录取通知书，最终仍被放了“鸽子”。
说来，这是计划录取体制下“抢生源”的一个变异文本。“预录取”的真相在于：无论承诺、违约还是“搅黄”，都上不得台面。它或许在道义上有失厚道，但在法律上又无涉诈骗，因此当事双方一旦出现纠纷也就难以追究法律责任。
今年高考成绩放榜后，明星考生周冬雨的高考分数在网上出现了一个154分的版本，而阻碍公众辨其真伪的则是“不公布高考成绩、不对高考成绩排名”的高招政策。既然高考成绩是各校录取依据，那么这就是关系到考试公平、考生的升学命运以及公众实施监督权的公共信息了。如果一名考生的信息不被其他考生知晓，其他考生怎样监督他被某校录取是否公平？
广东博罗县冯先生的女儿今年报考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分数上线未被录取，而女儿同班一同学外语没有上线反被录取。针对冯先生的质疑，清华大学在7月27日的正式回复中称，该生属于破格录取，而破格录取不占正常招生名额。
当初，清华大学的招生简章中并无破格录取一说，而今仅以破格录取来回应质疑显失妥当。其一，对于破格录取的考生，校方必须公开说明破格理由。其二，对于未录取考生，必须告之具体的录取情况，使之心服口服。遗憾的是，这样的信息校方并没有提供。
名校的自主招生，只有过程公开、理由充分，让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推敲，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否则，公众自然会质疑所谓“破格录取”不过是权势交易的遮羞布。这也是去年有不少舆论曾力挺陕西省招办拒绝复旦大学准备破格录取一名“国学小天才”的主因。
从“预录取”，到“不公布高考成绩”，再到“破格录取”，名校在使用自主招生这个自主权时谜团不断。其根源就在于大学管理的行政主导模式，办学只对上级负责，并不在意受教育者的权益和社会的评价，而这正是《教育规划纲要》所要摒除的弊端。
2011年第32期 瞭望时评：把人民的安危放在心上
近来发生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对这样的事故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必须充分估计，对其中的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中国仍处在高速发展期，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安全问题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从国家到地方，制定了一系列的安全法律法规条例和安全标准，建立健全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安全监管体系。这些法规条例和安全标准，往往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将之实施好、执行好，有些事故并非不可避免。但是，此起彼伏的交通安全事故、危险化学品储运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一再提醒人们，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并没有尽到安全管理和监督责任，并没有严格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标准行事；也没有做到亡羊补牢、举一反三。
出了事故，尤其是出了特别重大事故当然可怕。而更加可怕的，是相关责任部门在对待事故的态度上不尽真诚，不够专业，给人民群众的观感，往往就是不负责任。尤其可怕的，是有的危机处理者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致使安全事故演变为社会公共危机事件。 也许，我们都要补上社会公共危机这一课。在现代新闻学里，这门课是必修课。一旦出现重大社会突发事件，接近新闻源的记者如何写快讯，如何写滚动新闻，如何写详讯，重点采访哪些人，哪些部门，重点问些什么问题，课本上都写得清清楚楚。公共媒体代表公众了解真相，这是媒体的权利。而危机处理者尤其是新闻发言人回答媒体对真相的追问，这是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在履行这一职责时，新闻发言人切忌要么“闪会”，要么“无可奉告”，要么“表扬与自我表扬”，要么“东扯葫芦西扯瓢”。这样的表现，难以谈得上真诚。
安全责任重如山。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放在心上；而真诚是最起码的负责任的前提。如果连真诚度都令公众生疑，那么，公众是难以相信对事故的处置是负责任的。这就要求相关责任部门的责任人，在事故处置中必须要具备一颗敬畏生命、善待生命的真诚之心，不搪塞，不诿过，不文过饰非。
安全生产运营和食品药品安全，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这一点来说，绝不容许以牺牲人民群众生命、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健康来换取某种增长，谋求所谓的利益。各级各部门领导者对此须有清醒的认识、鲜明的立场、严明的纪律、有力的举措。
2011年第32期 瞭望时评：日本又渲染“中国威胁”
8月2日，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在内阁会议上提交的2011年版《防卫白皮书》获得通过。这一新版白皮书大肆炒作“中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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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钓鱼岛撞船事件”渲染“中国威胁”，行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之实。白皮书以去年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宣称中国“可以被认为是在与周边各国对立的问题上摆出了高压姿态”。白皮书就“撞船事件”大做文章、继续扩大势态表明，日本在参与推动区域合作的进程中，尚缺乏正确的平衡心态和理性的战略理念，这不仅无助于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势必对于东亚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消极和负面影响。
它表明力图借美国“回归亚太”及“南海问题”，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白皮书以特集的形式阐述了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出动10万之众参与“东日本大地震”救援行动的情况，并强调此次行动中与美军的密切合作的“朋友作战”，“必将对今后的日美同盟关系起到促进和巩固作用”。
事实上，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的战略意图是，借美国全球战略东移及“南海问题”对华施压。近年来，日本加快“借船出海”的步伐，积极构建日美对外干预型军事体系，借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断扩大日本在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建构中的作用。新版白皮书关于深化日美同盟关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扩大日美安保体制的适用范围，将矛头指向中国。
再有，大肆渲染中国国防政策不透明及军事行动“扩大化”、“常态化”等问题，为日本扩大军力部署和调整防卫政策寻找借口。白皮书称，中国正在急速推进海军空军的现代化、扩大在周边海域的活动，并预测中国“今后也将试图在东海、太平洋、南海扩大活动领域并使活动常态化”。
基于以上的中国新动向，白皮书特别阐述了2010年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提出的“动态防卫力”概念，表示将强化在日本西南诸岛等岛礁的防卫措施。该大纲首次提出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为此将增强日本南西诸岛防卫力量，把海上自卫队潜艇数量从16艘增至22艘，力图以此达到增加防卫预算投入，扩大军力部署之目的。
综观之，日本新版白皮书有关混淆是非、危言耸听的对华理念，只会导致“以邻为壑”的恶果，并将严重损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健康发展。如此恶意炒作“中国威胁”，必将使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加大东亚各国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解决难度，延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2011年第31期 瞭望时评：是否立碑长鸣警钟
被定性为特别重大事故的“7·23”动车追尾事件，再一次刺痛了社会敏感神经。对于这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特别重大事故，亲赴现场的温家宝总理说，对于这次事故的原因和处置工作有很多质疑，我认为应当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严肃对待，给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在信息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群众对知情权的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从相关部门及人员对事故的处置，包括对新闻媒体采访和对公众质疑的回应等方面看，我们的行政水平离法治国家的要求还有差距，与现代国家的现代政府的要求还有差距，与GDP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的负责任大国的要求还有差距。正视这些差距，缩小直至消除这些差距，需要全面提升行政人员的素质，提高行政能力和水平。
时下，就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作出回应，一是该不该在“7·23”事故现场立碑，二是造成事故的原因查清后，对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作出怎样的追究？
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已经被定性为特别重大事故，以什么样的方式让这起事故警钟长鸣？从逻辑上看，应该在这起事故的发生地点立一个碑，刻下这次事故的发生时间和原因，刻下死难者的人数和姓名，让人们永远记住这起事故，让逝者的生命时刻提醒和警示来者。并由此，凡被国家定性为特别重大事故的发生地点，都应制度化地立碑，以祭奠死者，警示生者。
如此特别重大事故，对因事故造成的死难者和伤残者赔偿，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再高额的赔偿，也不可能换回鲜活的生命，也不可能复原因事故而破损的家庭和心灵。生命至上，责任重于泰山。按照相关法律条例，对造成这起事故的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全面问责，对触犯法律者实施法律制裁，自不待言。人们关心的是，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不要按责、权、利追究，要不要有经济处罚，罚多少才算是重罚？如何罚，甚至如何判，才能让后来者“长记性”，懂得敬畏生命，知道慎用权力，使他们真正明白“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务使后继者在作决策、定规划、搞设计、建工程、招投标等各环节把生命放在第一位，把确保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现实中，仍有部分人士认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应该先行一步。这种观点也许没有错。但无论怎样先行，在以人为本的国家价值观已经牢固树立的今天，任何先行都得以人的生命安全为唯一的尺度。
2011年第31期 瞭望时评：最大祸患在于责任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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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动车事故发生之前，进入7月以来多地安全事故频发，伤亡不小。北京、深圳地铁接连发生扶梯伤人事故；武夷山公馆大桥、杭州钱江三桥引桥相继发生坍塌事故；贵州、广西重大煤矿事故，山东枣庄、潍坊连续发生两起矿难；武汉海龙旅游客运公司一辆大型客车被一辆半挂货车追尾，致使26人死亡、29人受伤；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一出租仓库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4人死亡追问一幕幕生命的痛失，追问事故频发的深层原因，不难发现最大的祸患在于责任缺失。
据调查，北京地铁４号线扶梯死伤事故缘于固定零件损坏；钱江三桥的裂缝隐患早已出现，而且当初建桥指挥者涉腐入狱；武夷山大桥也是一直带病运行；贵州、广西重大煤矿事故，山东两起矿难均存在隐患排查不到位问题；武汉开发区那个仓库早已存在较大火灾隐患为何相关责任单位却视而不见，成为无人监管的真空？
一个管理领域、一项建设工程、一处运营环节，只要存在责任缺失，就会埋下安全隐患。对工程质量不负责任，桥塌路毁就会频频出现；对运营管理不负责任，故障事故就会不断发生；还有一起起惨痛矿难、环境污染、假劣食品中毒事件无论做哪一项工作，只要不尽到责任，又缺乏法制监管，必定存在安全漏洞。 责任是社会发展的根基，没有责任感就没有安全感。缺乏责任感，再安全的岗位也会出现险情；责任意识差，很小的环节也可能酿成大祸。责任就好比人体的血液，必须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责任感应当是我们行动的唯一原则。”
最重要的是管理者更应当强化责任意识，以“责任”来承担生命之重，以“责任”来担当事业之重，真正做到对生命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我们的地位向上升，我们的责任心就逐步加重。升得愈高，责任愈重。权力的扩大使责任加重。”
责有攸归，必须铁腕追责。时下，一旦事故发生，有关方面总是想到如何推卸责任、怎么瞒报少报、怎么控制舆论，对事故真相、原因、处理情况总是遮遮掩掩。或借口“原因复杂”，或归咎天灾，推诿塞责。对相关人员处理也是轻描淡写，问责机制不到位，甚至不敢公开，完全起不到惩戒警示作用。
因此，必须严查责任根源，把事故真相给公众一个明白交代，相关责任人该撤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层层问责，绝不留情。没有下不为例，也没有例外。
2011年第31期 瞭望时评：西方自找的无解难题
7月20日～29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其网站连续三期发表精心准备的《外汇储备热点问答》。尽管初衷是为了“促进和便利社会公众认识和了解外汇管理”，但遗憾地出现了不少常识性的错误，令舆论一片哗然。
比如，“人民币升值不会导致外汇储备损失”，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导致了外汇储备折算成人民币的账面价值变动，并不是实际损益”；甚至称3万亿美元外储不算老百姓“血汗钱”，属于等价自愿交换 众所周知，我国外汇储备是由人民银行通过投放基础货币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的。具有初级会计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外汇储备直接体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与相应的央行负债对应。而购汇所使用的人民币资金直接来源于中央银行的负债，反映为中央银行负债的增加。
即使将人民币升值对外储的损失解读为“只是用人民币还是美元作为报告货币所导致的账面差别”，但最终反映到央行的总资产负债表中，却必须表现为人民币资产，那将是实实在在的汇率变动损害。事实上，这张总资产负债表近年来每年都因此实际损失上千亿人民币。
那么，外汇储备算不算老百姓的“血汗钱”呢？据统计，汇改6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3.5倍，远远高于GDP增速。外汇储备为什么增长这么快？表面上看，源于外贸顺差的大幅度增加；本质上看，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价值被长期严重压低，通过充斥于沿海等地的“血汗工厂”，使得利益链中少部分“剩余价值”日积月累成目前庞大的国家外汇储备。
也就是说，我国外汇储备中包含了本该属于普通劳动者储备的那一部分，严格地说，就是劳动者的储备转为了国家储备。最起码也可以认定：国家的外汇储备中有很大部分是属于劳动者的储备，是国家借广大劳动者的钱，并将它们以外汇的形式储备了起来。 再进一步说，国家巨额外汇储备中不仅包含了过去劳动者的贡献，还隐性地包含了对子孙后代的欠账。因为，中国出口的非理性增长是建立在廉价资源、廉价土地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代价基础上，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将来的生产生活成本必然大幅度提高。
正源于此，应当强调国家外汇储备的性质就是国家储备、政府储备，来自于劳动者，也应该在合适情况下通过某种形式返还给劳动者。在这种返还设计及相关机制还没有形成之前，作为外汇储备经营机构的国家外管局和国家投资公司等机构，面对外储已经暴露的贬值风险，应该以真正对人民负责的真诚态度，管理好老百姓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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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钱”。
2011年第31期 瞭望时评：建“无缝隙”大国资监管
近期，央企中冶集团爆出“投资河北恒通56亿巨亏”的消息，令业界震惊。近年来，包括中化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中国中铁、中国兵器等众多大型央企都出现投资失误或巨亏的现象。面对央企大规模“走出去”、创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历史新阶段，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内涵正在发生新变化，监管的思路和模式也需要继续改革完善。 当前，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还面临着种种矛盾和问题。一些国有企业大而不强、管理粗放甚至铺张浪费；国有资产监管机制仍然很不健全，存在着诸多监管漏洞和死角，给全局性的国资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事实上，目前的国资监管模式，是一种割裂的监管，只是部分经营性国有资产意义上的监管。而媒体报道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不断出现巨额投资失误，正是政府国有资产监管职能分割和监管能力还有待继续提高的佐证。正如研究“无缝隙政府”模式的美国学者拉塞尔·林登所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种新组织的出现以满足新时代的新标准，即以一种“整体的、全盘的、联合的方式来组织工作”的“无缝隙政府”。
近年来，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安徽、云南等省市，通过直接监管、授权监管和委托监管等方式，创新国资监管模式的三层次框架，基本实现了从产业到金融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全覆盖，并探索对其他国有资产的监管覆盖，以及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得益于此，上述城市的国有资产总额均超过万亿人民币大关，在全国名列前茅。
鉴于对从产业到金融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全覆盖，国资监管机构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对人才、资金等各类国有资源的配置效率，更好地实现了对各类国有资产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比如，在这种权利、责任、义务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金融资本和工商产业资本一体化运作，以及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操作平台的大国资监管模式下，重庆市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从2002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了现在的12500亿元，8年翻了7倍。
可以说，一个“无缝隙”的大国资监管模式，有助于堵塞国资监管体制的真空和漏洞，提高国有资源的配置效率，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远利益。而这，也将是国资监管模式下一步改革完善的方向。
2011年第30期 瞭望时评：预算公开无退路
忽如一夜春风来，吹醒了更多公民的纳税人意识。日前已有超半数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消费，破天荒第一遭，按旧例属正面报道题材，孰料引来劈头盖脸的挑剔与批评，因为公开者多属遮遮掩掩，还有不少仍在拖拖拉拉。 当惯了家长和父母官的大人物，或许觉得走到这一步已是恩待，为你服务多不容易，哪有父母和子女算钱的理？但今夕何夕，何况这钱是取之于民，不是父母自己挣来的血汗钱。
“三公”消费，只是预算之一端；预算公开，只是公共财政之起点；再往前推，则是现代民主法治政制之建设，无论按高层宣示还是基层民意，国情分析或者普适标准，这都是未来中国势不可当的方向。在当前权力体制下，往这个方向推进，较具直接作用的是行政命令。若非国务院两个月前在全国人民面前立下军令状，目前打了折扣的进展亦难取得。多数部门拿出账本晒了晒，未必是真家底，难免有走形式之讥。
聊胜于无，走个形式总比不走强。其实，真要认认真真“走形式”，差不多就接近民主法治的真义。没有形式亦即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民主不是仅仅宣布人民是主人便够了，它需要从授权到监督的一系列程序安排。法治也要求规规矩矩照章办事，不能随意自由裁量。这远比行政命令复杂，也更靠谱。
回到预算公开说事，正是“形式感”还不强。有关部门规章，只是“指导性意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县级以上政府要重点公开预算、决算，只是一条原则；而预算领域的“基本法”预算法，对预算公开几乎未作任何规定。
现行预算法，还是1994年制定的，其修改去年即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迄今尚未上会。据报道，修改稿中增加一条预算公开的规定，正如一些参与立法人士和专家指出的，这一新增条款，和当前民众对公共财政知情权的需要，尚不匹配。比如，它只说“应当”公开，而非“必须”公开；它说要“及时”，但没划界限；公开到何种具体程度，也付之阙如，实施办法授诸行政机关自身。
预算公开的门一打开，就已注定无退路。进一步是进，多进一步又何妨？负责任的大国政府对本国民众多交些底，相信天不会塌下来，国家不会乱到哪里去。纵有群众“骂娘”，亦是民主生活中的常态，不习惯也不行。温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群众批评政府。打开了眼睛，没封住嘴，自然知道如何批评，从而推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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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30期 瞭望时评：农村学生缘何少上中职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宋映泉等三位学者，经过对西部某省41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初中学校2216名初二学生的随机调查和跨年度的跟踪调查，获取了这些初中生毕业后实际教育选择方面的最新信息：25.0%上了中职学校，41.9%上了普通高中，13.8%复读，14.5%加入了打工队伍，5.0%在毕业前辍学。
这项调查显示的情况，与中央政府近年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宏观背景相关。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扩张性大发展，推动了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数从1998年的2500万猛增到2008年的4500万。然而，当2001年普通高中在校生数超过了中职在校生数后，全国范围的中职学校很快陷入了生源危机。原因主要是中职毕业生不再由政府包分配，学杂费数额不菲，日后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渺茫等。
为扭转中职教育发展的颓势，积极应对经济发达地区的“技工荒”，以及为大量进城农民工提供技能再培训，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央财政划拨专项经费用于建设中职教育的示范校和实习实训基地，开展教师培训；2007年秋季开始实施中职学生助学金制度，使90%的一二年级中职学生获得年人均1500元的资助；2009年起农村中职教育逐步实行免费，中职校中的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最先获益。
尽管如此，上述调查结果证实，中职教育在西部农村初中生中并没有受到青睐，他们超过半数的升学意愿仍是普通高中，因为那是通往高等教育之路；在中考不能过关，而被阻断了“普通高中→高等教育之梦”的那部分农村初中生中，仍有不少宁愿选择复读也不读中职；而那1～4选择了接受中职教育的农村初中生，也多出于学习成绩不佳或家庭经济困难。
这让人质疑关于高中阶段中职在校生数与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之比保持大体相当的政策目标的合理性，近年各省中职校在招生“捷报”中掺水，更提供了佐证。这项研究进一步认为，对当初通过减免学费的措施吸引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选择中职教育的政策，要评估其后对社会分层、教育机会的影响和意义。
其中，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为什么国家中职学生助学政策在被农村初中生知晓后，并没有明显吸引他们选择中职教育？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职学校集合着学习成绩相对差的学生群体，这是否意味着多数中职校根本达不到国家对中职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如果中职教育的收益率相对较低，那么，把经济困难家庭的农村孩子引入中职教育渠道，是否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层和收入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2011年第30期 瞭望时评：拉丹之后反恐依然紧迫
近来，恐怖事件接连发生，7月13日的孟买连环爆炸案再一次敲响了国际社会安全防范、加强反恐能力的警钟。
显见，“基地”组织领导人、世界头号恐怖分子本·拉丹之死虽然标志着美国领导下的反恐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事件和积极进展，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势头。
其一，拉丹在“9·11”后很少参与恐怖行动的具体策划，其死不会削弱“基地”组织网络策划或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其二，“基地”组织在中东北非等地区的众多分支机构，均已建立起完善的组织结构，具备独立运作的能力。其三，拉丹对恐怖分子的精神感召力犹存，且“基地”组织新生代领导人开始挑大梁，行为更趋极端。近年来恐怖组织呈现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势头。敏感地区低烈度、小规模的恐怖袭击频发，给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心理造成巨大危害。
“后拉丹时代”的反恐斗争也更趋复杂。短期内，拉丹的死会激起“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主义势力发动更多复仇行动。目前实力最强的恐怖组织之一、“基地”阿拉伯半岛分支利用也门动荡局势变得更加活跃，并在也门南部宣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反恐前沿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则成为塔利班等极端势力复仇的首选目标。
长远看，只要具备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恐怖主义威胁将长期存在。恐怖网络盘根错节，并借助新的形式、结合地区冲突和社会矛盾寻求发展，造成的危害更大。这也决定了未来反恐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通过对恐怖组织头目的“斩首”行动来扫清恐怖阴霾。
严峻复杂的反恐形势更需要国际社会同心协力、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然而，一些国家在反恐问题上仅从维护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采取双重标准，成为阻碍国家之间和地区性反恐合作的主要障碍。中国也是恐怖主义受害者，一些恐怖势力为了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在中国境内外制造恐怖活动，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打击“三股势力”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7月18日新疆和田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与几天前在孟买的爆炸案性质一样，属于国际上典型的恐怖主义事件，但是某些西方媒体却罔顾事实，渲染民族冲突，迎合“世维会”的说法，试图给中国制造麻烦。
这种搞双重标准，对别国的反恐斗争说三道四的做法，只能助长恐怖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不利于国际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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