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历史考述
第一章 拓荒之歌 远古至战国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人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人猿相揖别”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制造工具又是从打击、磨制石头开始，这样就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页，进入了石器时代。毛泽东把这划时代的历史进程，用诗人的眼光写入了他的《咏史·贺新郎》中：“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我们的《历史长河》就从“小儿时节”——湘潭先民的童年时代说起。
今天的湘潭，土地面积只有5014.96平方公里。它处于湖南中部偏东，湘江从境内流过，涟水、涓水两大支流犹如叶脉状分布于境内，它们就是哺育我们上万年、十万年，以至百万年的母亲河。从地貌看，这片土地属于湘江下游，洞庭湖尾闾地区，沉积物发育良好，是一块梯状阶地，是十分发育、层次分明的河谷地带。它南有衡山山脉，西有雪峰山脉的余脉蜿蜒入境。而湘潭的仙女峰（《南岳志》称为碧岫峰）则是衡山的第七十一峰，峰下曾有碧岫寺，至今峰下的村子仍名碧岫村；在湘潭境内南岳所属七十二峰中还有屏障峰，位于石坝乡与花桥乡交界处，当地人称之为天马山；在天马山西两公里处又有一峰称日华峰，当地人称日华山，并赞之为“日照九州、华光万里”；此外在湘潭与湘乡（今双峰）交界处还有灵应峰，为昌山主峰，当地人称为锦鳌峰。在湘乡、韶山境内则为雪峰山余脉，以褒忠山最高，以韶峰最著名，雪峰山脉逶迤而入宁乡。全境几十万年来一直地壳稳定，气候宜人，无酷暑严冬，但四季分明，土地肥沃，林木茂密，野果遍布；飞禽走兽群集于此，河水滔滔，溪流潺潺，为古人类蕃衍生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现已知的元谋人有170万年历史了，长阳人也有5～10万年历史。而在境域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为2002年发现于湘乡牛形山的形成于20万年前（一说30～40万年前）的网纹红土中的砍砸器，因此这件石器距今至少有20万年。它是已知的湘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物。湘潭周边还存在较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但其年代都迟于牛形山的砍砸器。这是不迟于20万年前，湘潭就有人类活动的铁证。此外如湘潭县三门（今属株洲县）六斗坪就有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在1万年以上，它处于湘江左岸的三级阶地上，已采集到打制的刮削器，是用石砂岩打制而成的。这个古人类遗址说明，远在1万年前湘潭先民就已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狩猎仍是主要的生活物资来源之一。先民们为避湘江洪水，选择阶地居住，当然，他们过的是穴居、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上古穴居而野处”（《周易·系辞》），就是这个时期的写照。
新石器时期，长江流域的代表是大溪文化，它距今已有6500～7000年左右。湘潭是大溪时期文化较集中的地方，它拥有老虎坑（湘潭县荆州乡金棋村）、堆子山（湘潭县锦石乡太阳村）两大遗址，被称为湘中大溪文化的四大遗址的一部分。这些遗址中，陶器残片多泥质陶、白陶，陶器上多戳印纹。陶器制作时的夹砂，是避免烧制过程中开裂而加入的，说明制陶技术有所提高。从陶器的器形看，种类繁多，有豆、壶、杯、碗、甑、罐、鼎，这些陶器均为日用器具，其中不乏炊具如甑、鼎等，证明人们当时已熟练地用火进行烹煮，脱离了茹毛饮血阶段。特别是陶片上的纹饰有弦纹、篦点纹、绳纹、篮纹以及刻划纹，前几种纹饰均为已有物品在器物泥坯上压制而成。而刻划纹则是在制作中以竹片或树枝、石片、骨片在泥坯上刻划而成，是先民们有意识地记录某一特定事项的证明。它常被看作记事的标识，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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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排除是一种原始的文字模式。
新石器时期稍晚一点的，我们称为屈家岭文化（它距今约5000～6000年左右）和龙山文化（距今4500年左右），其中多夹砂陶。湘潭县境内有锦石乡苍场村的堆子岭遗址，荆州乡新福村的茅柴山遗址，雁坪乡羊鹿村的塘湾遗址，碧泉乡桂花村的左家山遗址，龙口乡董家坪村的韩家坳遗址，花石镇超上村的白竹湾遗址，留田乡桐梓村的桐梓坪遗址，石鼓乡万家村青州坪遗址，石鼓乡海云村马颈坳遗址，河口乡双板桥村的老树山遗址。湘乡境内有龙潭村岱子坪遗址的二三期，石柱乡石柱村的团鱼山遗址，石柱乡石头铺村的状元洲遗址。这些遗址中以岱子坪遗址最大，约1.8万平方米，其次为青州坪遗址和马颈坳遗址，分别为7500平方米和6000平方米左右。
岱子坪遗址为一大型居落遗址，仅从发掘的347平方米就清理出墓葬97座，出土器物有陶器鼎、鬹、盆、碗、钵、簋、豆、杯、盂、罐、壶、甑等，出土多空腹尖足鬹，尤以宽扁足鼎最具地方特色，其纹饰又有用手指按捺出指窝的按捺纹。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镞等，此外还有玉簪、陶纺轮。其遗址还存在一些灰坑，坑中除草木灰、炭渣外还有兽骨。其他遗址也曾出土石刀、石矛、陶釜及陶窑。 从大溪文化晚期到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这2000年左右，都属于父系氏族时期直至原始社会崩溃时期。这些文化遗存大多在涟水、涓水流域的溪流边的台阶地上。岱子坪遗址仅发掘347平方米就发现97座墓葬，而且其中不乏二次葬及众多的随葬品，最多一座墓坑就有48件随葬品。随葬品如此丰富，正是父系氏族晚期存在等级、贫富差别的表现。在岱子坪遗址中因发掘面积不足遗址的2%，据推断这里应有房屋遗址存在。
从新石器时代的出土物看，既有了石镞，无疑是狩猎工具，而弓箭的出现，是先民们的一大发明，它提高了狩猎的效率。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石锄的出现则是农耕文化发展的标志。所谓“刀耕”其实最早就是用石刀、石铲进行的，只不过是将它们绑上木柄而已。农业的出现，定居就成为可能。石斧、石凿的出现，说明木材加工的存在，砍伐较小的树木作薪炭用或作为工具，或用以作早期的房屋，所谓“架木为巢”的材料。纺轮的出现，证实了原始纺织的出现，人们可以缝制兽皮，编织遮体掩羞的织物了。众多的釜、甑、鼎的出现，说明熟食已经从单纯的烧烤进化到了蒸、煮。有陶器必有陶窑，韩家坳遗址的陶窑就是一个代表。 以岱子坪为代表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出土，说明湘潭远古先民已步履蹒跚地走出“小儿时节”，向着文明时期进发。而它又具有某些十分独特的内涵，可成为具有湘潭特色的文化遗存的代表。除了这些遗址外，湘潭境内居民在农村山野常可捡拾到一种民间称为“雷公錾子”的东西，用来垫塞房梁、避邪魔。“雷公錾子”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在雷鸣电闪之时、山洪冲刷之际，露现于原野之上或山坳之中。可见新石器时代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时代，只是人们把石头经过打击、磨过，作为工具使用的一个历史时代罢了。
炎帝南下 少昊开疆
汉代孔安国作《尚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神农氏始见于史籍。《易·系辞下》又称“庖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晋代皇甫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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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记·集解》说：“〈易〉称庖羲氏，神农氏作，是为炎帝。”今人将炎帝与神农氏连称，因为他们就是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部族。
炎帝神农氏的陵墓在今炎陵县塘田乡鹿原陂。炎帝神农氏本在今山东半岛一带活动。《帝王世纪》说：“炎帝自陈（河南、安徽交界处）营都于鲁曲阜。”还说，神农氏姓姜，母亲是任姒，她是少典的妃子。任姒游历于华阳的时候，有一龙首的神使他感应诞生了炎帝。相传炎帝是人头，牛的身躯，在姜水边长大，奉火为德，所以人们称他为“炎帝”，也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以牛为图腾的部族，至今，炎帝陵的午门内还雕有一个巨大的牛头。古人称他首先制作了耒和耜两种耕具，又提倡种粮食作物，因此又称他为“神农氏”。班固也说：“教民耕农，故号神农。”据此神农氏部族是一个能有效地控制火、使用火，从狩猎、采集转而以农耕、种植为主的部族。
《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是黄帝与炎帝作战的原因、经过的最早完整记录。这是说轩辕的时候，炎帝神农氏的势力已经衰微削弱，所辖的诸侯（应为下属部族）互相攻战，百姓受侵害，而炎帝神农氏却无力征伐、平息他们。于是轩辕氏乃起兵，以征伐那些不尊奉炎帝的诸侯。这时候，各路诸侯都臣服于轩辕氏。轩辕氏修明政治，整顿训练军队，安抚百姓，广种五谷，使各地百姓能安然居住。轩辕氏强大了，遂与炎帝神农氏争夺天下的统治权，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桑干河畔涿鹿县境内）进行战斗，经过三次大战，轩辕氏打败了炎帝神农氏。《礼记·祭法》说：“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汉郑玄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所指烈山即刀耕火种，以火烧荒。神农氏即炎帝，又称烈山氏，或称厉山氏。
炎帝既败，其部族不愿臣服轩辕氏的遂开始迁徙，原始社会，这种迁徙是司空见惯的事。炎黄两大部族均兴起于黄土高原，本均属少典部族，《国语》称：“少典妻有虫乔氏女，生黄帝、炎帝。”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称：“神农氏，长于姜水（今陕西西部岐山县岐水）??初都陈（今河南东部淮阳及安徽西部亳州一带），又徙鲁（今山东曲阜一带）”这就是炎帝部族的最初迁徙路线之一。阪泉之战，神农氏既败，遂从鲁又南迁（这时再东迁已不可能），把地盘让给战胜者，在古代这不足为奇。炎帝南下后进入另一大江流域，去开辟一片新天地。《隋书·地理志》衡山郡下说：“湘潭平陈，废茶陵、攸县、阴山、建宁四县入焉，有武阳山，有厉水。”厉水则为厉山氏所在的地域。《明·一统志》说：“厉水即涓水。”作于清乾隆年间的《衡湘稽古录》说：神农“都长沙，号厉山氏，以长沙（府）为厉山国”，炎帝曾驻足湘潭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才有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的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的说法。宋代罗泌作《路史》也说：“炎帝死后，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罗泌之子罗萍进而作注：“炎帝（陵）在今麻（应为鹿之误）陂。”所谓一百二十年是部族南下后经历的时间，绝非阪泉之战时的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炎帝部落首领的后继者，仍称炎帝。所以曾国荃等总纂的《湖南通志》上说，葬于茶陵的炎帝名榆罔，正是炎帝的后裔。 炎帝葬茶陵，最早见于正史为《宋史》。《宋史·礼志·先代陵庙》说：淳熙十四年，衡州守臣刘清之奏称：“史载炎帝陵在长沙茶陵。祖宗时，给近陵七户守规，禁其樵牧，宜复建陵如故事。”《湖南通志》载：“炎帝神农氏，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 炎帝既败，率众南徙，非一日而达茶陵。渡大江，沿湘水南迁，溯洣水而上。漫长的徙迁，且行且驻，徜徉于湘中地区（当然包括湘潭先民居住区域），给南方带来了中原文化，这是中原文化对湘中土著文化一次零距离的接触和撞击，促使两者融合。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炎帝的南下，增添了湘中文化的多样性、加快了社会进展步伐。 继炎帝后又有少昊（亦作皞）来到湘中。
少昊与湘中地区的关系，见于记载的有二。宋代罗泌作《路史》称：少昊“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土，就是以土地赏封给功臣、子弟。明崇祯《长沙府志》也说：“长沙开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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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云阳少昊。”云阳在今河南东部至安徽亳州一带。这两处书证均认为长沙（即湘中一带）的开拓源于少昊。 少昊是什么人。《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郯子来朝，公与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说：少昊是我祖先，当他受封时，有凤鸟到来，他就以鸟为官名。这说明少昊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首领。《考德》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青阳也，名挚。”《史记·鲁世家》说：“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然则少昊为黄帝部族成员，且居于炎帝原统治中心曲阜。《世本·帝系》说：少昊又称金天氏。曲阜东四公里有少昊陵，呈覆斗状，石砌，为中国最古老的金字塔形建筑，顶端平台上有少昊庙。而《楚宝》称：“茶陵州，其地有云阳山，所谓云阳氏之墟也，其上有少昊金天氏冢。”《路史》称：“于云阳山得少昊之冢是也。”若如此，则少昊氏葬于湘潭之南。黄帝战胜炎帝后，炎帝南走，曾尾随追击。《史记·五帝本纪》称：“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南至于江，登熊、湘。”也就是说炎帝部族入湘后，黄帝曾率兵入湘追击，登湘山。《括地志》称：“湘山一名艑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可见黄帝曾入湘北，而登其地高山湘山作纪念。湘山是什么，《水经注·湘水》称：“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则湘山即今岳阳的君山。黄帝亲自追击，以显其威，防炎帝再起，他做到了。为防患于未然，又命其子少昊“胙土长沙”，即赏赐长沙这块土地给少昊。则少昊都于奄（曲阜）又得封土于长沙，黄帝以少昊驻湘中切断炎帝北归之路，逼其继续南迁。炎帝向南直迁至洣水之尾斜濑水的荒蛮之地。由是对湘中地区而言，继炎帝之后，少昊又至，且“开疆于此”，则是少昊将中原文化传播于此，有力地推进了湘中地区历史发展。出土的5000年前的文物，证明此时湘中文化，既有大溪文化后期或称屈家岭文化的特征，又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痕迹。湘潭尹氏家族仍自称为少昊金天氏后裔，故现存的尹氏宗祠门联的上联为“金天帝胄”。这恰恰是这个时期少昊将中原文化与湘中土著文化融合的证据。
总之，自炎帝南下，到少昊开疆，作为湘中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湘潭历史，在这一时期不能不写上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碰撞、交流、融合的关键历程。
虞舜南巡三苗
湖南中部，为古三苗之地。三苗是湖南土著居民的祖先，现在湖南的少数民族是其后裔。 三苗在尧舜时期，势力一度较大。《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国语·楚》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三国时吴人韦昭作注说：“三苗，九黎之后也。” 三苗的活动范围，《战国策·魏策》说得比较具体。它引述吴起的话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古衡山为霍山，《尔雅·释山》称：“霍山为南岳。”所指霍山，即天柱山，汉以前衡、霍不分。前提及《史记·五帝本纪》曾载“三苗在江淮、荆州”。唐代杜佑《通典·州郡》载“潭州右三苗之地”，都明确地描绘出三苗的活动中心。不论是左彭蠡（指今鄱阳湖）也好，或是右洞庭也好，其核心区域，恰好就包括潭州（今长沙、湘潭）一带。或把霍山（古衡山）作为北界来看，则昔楚人所在地也正是三苗故地。
三苗何以为乱，《山海经·海外南经》中有晋代郭璞的注称：“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这道出了三苗作乱的原因。三苗不同意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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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位于舜，不但作乱，而且“数作乱”以致其首领被杀，部族遂向更南的地方迁徙，“入南海”（这里的南海指今天湘南、两广一带），以避杀身之祸。 舜，《史记·五帝本纪》称：“虞舜者，名重华。”《墨子·尚贤中篇》载：“古有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奉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向四岳询问，谁可当继承人的时候，四岳都荐虞舜，尧同意了，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冫内，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的人把耕地让给他；到雷泽捕鱼，那里的人都让出自己的住所；在黄河岸边作陶器，那里烧陶成功率高，极少次品。一年而所居成村落，二年成市集，三年成都邑。说明舜即位前，尧对他进行了详实的内外考察。证明舜事亲孝悌，他不但生产技能超群，而且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戴，百姓跟随他，相继拥舜而居，以致成村、成集、成邑。
三苗既据江淮、荆州，数度作乱，今湘潭，古荆州之地，尧曾予以征战。《吕氏春秋·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古丹水在今陕西、河南境内，在湖北丹江口入汉水，而南蛮即三苗。三苗居于荆，《诗经·采芑》称为蛮荆或荆蛮，所以称“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因此，三苗、南蛮、荆蛮都是不同时期对居于荆湘一带同一部族的不同称呼。 舜即位后，仍继续征三苗。《战国策·赵二》有“舜舞有苗”的记载。古舞与武可通。《尚书·舜典》中记载：“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而死。”孔安国为《尚书》作传说：“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登）道南方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山海经》有“苍梧之野，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九疑，在今宁远县，湘江支流潇水之侧），是为零陵。”则舜是南巡三苗，溯湘水而上，入潇水，而死于苍梧之野的。舜死于南巡途中。巡狩有时候就是征伐的代名词，舜南巡三苗是尧时期对荆湘征伐的继续。因为是征伐，屈原作《离骚》直述：“济沅湘以南征合，就重华而陈词”，他不用“巡”，而用“征”来说明舜在沅、湘的活动。征伐是战争行为，所以娥皇、女英未能随行，直至舜死于苍梧之野，她们才赶往荆湘。二妃至洞庭湖区域，哭舜而死，葬于湘山（君山）。
舜入荆湘，沿湘水而上，过今湘潭境域。明嘉靖刊《湘潭县志》载：“韶山，世传大舜南巡，道经此山，作乐。”又说：“县有历山，舜曾耕于此。”光绪刊《湘潭县志·山水》说：“军山在县东南百五十里，届历山之北，旧以为舜巡所历。”《大清一统志》也说：“湘潭县西有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清同治刊《湘乡县志》称：韶山“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凤为之下”。这种情景与《尚书·益稷》中所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一致。对于韶乐我们知道得很少，但孔子的《论语·八佾》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述而》又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从而了解《韶乐》是一种极美妙的音乐。以致屈原要“奏九歌而舞《韶》兮”达到了手舞足蹈的地步，这种舞竟是“韶舞”。舜离开韶山后，其“乐”、“舞”在湖南大地流传。舜经湘潭后，再沿湘江南下，在湘潭附近还留有遗迹，如衡山有宝露坛。《拾遗记》载：“高辛时，丹邱国献玛瑙甕，以承甘露。舜遗衡山之上，故岳有宝露坛，舜于坛建月馆以望夕月。”南岳区内安上峰（衡山七十二峰之一）有舜庙、舜溪、舜井，《湖南通志》说：“祝融峰上有舜观。”此外，韶峰还有石屋，亦传为舜南巡至韶山的居处。
从虞舜巡三苗已入湘潭境看，尧、舜时期起，中原文化随尧、舜南来而传播于湘潭境内。随后禹又曾入湘，“理三苗”（《淮南子·原道训》）。《吕氏春秋·恃君览》和《淮南子·精神训》均有“禹南省方（省，视察，南省即视察南方），济于江??”禹迹留于湘潭四周地区也不少，岳麓山附近有禹迹溪，《大清一统志》载：“禹迹溪在湘江西岸，岳麓山左，一名大禹拖船坳，为神禹开凿之径。”临近湘潭的南岳岣嵝峰有“禹王碑”；《南迁录》又说禹曾沉鼎于湘潭县石嘴垴下陶公潭中，以镇水怪。可见禹继尧舜之后，也曾极力经营湘江流域。《吕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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