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此时已入秦国势力范围了，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说：屈原死后“楚日以削”，也就是说在秦逼压下，楚境向长江下游收缩。公元前224年王翦率秦军败楚军，次年拔楚都俘楚王负刍，公元前222年王翦进军楚江南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至此时今湘潭境域尽入秦国统治之下，是无疑的了。
第二章
湘南故地 三国战场
第二章 湘南故地 三国战场
秦设湘县 汉隶湘南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中国。
秦王政遂称始皇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长沙为其中一郡，郡治设于湘县。明崇祯《长沙府志·沿革》在长沙郡下列湘县。《汉书·地理志》在长沙国下列临湘县。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载：“秦置临湘县，为长沙郡治。”当秦之时，湘潭今境域，属长沙郡湘县管辖，故秦时所指长沙郡或湘县的史事，也包括今湘潭境域在内。
依秦制，县凡万户以上置县令，万户以下置县长，另置县丞、县尉，各一人为副。县以下十里一亭，设亭长，十亭设一乡，乡有三老，另有秩、啬夫、游徼。《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今湘潭境域为湘江下游到中游的过渡段，也是进入长沙郡南部的必经孔道，北向大船可出洞庭、入长江，南向小舟可达苍梧。秦伐南越，溯湘江而上，逾五岭而入越，是一条重要通道，这条通道在古代延续了几千年。湘潭境域内湘江河道由窄变宽，泓道由浅变深，水量由小增大，故为一转运埠头。秦灭楚后，随即发兵南下以攻江南、南越。公元前223年秦发兵五十万南下，《淮南子·人间训》曾有详细说明：秦“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即军尉，为秦大将）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靖县境内）之岭，一军守九疑（今宁远境内）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一军结余干之水（今江西信江）。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无以转饷，而以卒凿灵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可见秦与南越之战是极艰苦的，所以发刑徒充士卒。秦征越人的粮道在湘江上游，自楚起，长沙即楚南粮食产地，运湘潭粮入越以济秦军士卒，就成为现实。三年大战，尽管秦军不解甲、不弛弩，其结果，《淮南子·人间训》作了描述：“越人皆入从薄（草木杂生为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乃发谪戍以卫之。”可见战斗十分惨烈。 秦越战争刚告一段落，秦始皇遂南巡，两次入湘，皆遇阻。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南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皆伐湘山树，赭其山。”由是，秦始皇才悻悻而返。这一次，秦始皇被大风困于湘山（今君山）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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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返回，而怪罪君山，把君山的草、木砍伐精光，使黄土裸露，以泄其愤。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0）十一月，又是一个冬天，继上次南巡入湘十年后，此时南越已定，南海（今广东博罗）尉任嚣管理岭南，秦始皇再次南下，其目的仍为欲向南越以示皇威，然而行至云梦即返。《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年“十一月行至云梦（今洞庭湖）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指长江）下”。秦始皇只在洞庭湖地区遥祭九疑山的虞舜而已，没有胆量再入洞庭，转而顺长江而下，未能进入长沙郡。
湘潭作为长沙郡的一部分，在秦朝短短的15年间，一直是秦对南越施行征战、统治的兵马转运、粮草供应链条上一个有力的环节。民国年间黎涤尘作《湘潭县志·大事记》说：湘潭的湘江边秦时已建屋。核之考古发现，下摄司霞城乡黄基港、河西十八总求子桥一带有战国至汉的遗址，其中已采集到大型建筑的板瓦，可见黎涤尘所说不谬。
秦亡以后，楚汉相争，激战5年，汉王五年（前202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史称西汉。
始皇嬴政三十七年（前207年），秦始皇既没，二世掌权，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淮南子·人间训》称：“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今骊山东）。”此时，番君吴芮起兵，《史记·项羽本纪》载：“番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项羽）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黄冈）。”“番君将梅涓，功多，故封十万户侯。”此时的衡山系指安徽境内的霍山，即天柱山，所以吴芮是被项羽封于鄂、皖交界处。《汉书·吴芮传》说：“吴芮，秦时番阳（今江西波阳县境内）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以女），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汉王二年（前204年）十二月，项伯杀布的妻、子，布乃归汉。吴芮、梅涓也相继归汉。刘邦称帝后“以涓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
长沙王吴芮建立的王国，偏于江南。《汉书·高帝本纪》说：汉封长沙王时（前202年），曾下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二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为长沙王。”从这段话看似乎长沙王国所辖土地广阔，其实汉王四年（前203年）元月，刘邦已将豫章郡划归了淮南王英布，而九月才封长沙王国辖豫章郡，当然吴芮作为岳父不会因区区一郡而与其婿英布兵戎相见。此外之南海、象、桂林诸郡已落入南越王赵佗手中，吴芮也无力讨回。《汉书·两粤传》载汉十一年（前196年）立赵佗为南越王“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与长沙接境”，正式承认了赵佗称南越王和占有南海、象、桂林诸郡的合法性，但赵佗多次“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高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可见长沙王国为汉南方一小国，仅领长沙一郡而已。 长沙王国对汉王室是忠诚的，《汉书·吴芮传》录有汉高祖的话说：“初，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班固在《吴芮传》后也称赞“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英布谋反后，长沙成王吴臣又诱杀淮南王英布于鄱阳农村百姓家。汉初所立异姓王相继翦灭，独长沙王国硕果仅存，境内黎民得以安居。长沙王国吴氏诸王传五世，至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6年），靖王吴著，以无子继位而废国。不久汉武帝封王子刘发于长沙。 长沙国虽为诸侯王国，但甚受朝廷控制，其相（初称柱国），由朝廷任命，名义上是辅佐诸王，实际上是监国。著名的马王堆二号墓主利苍（《汉书》作黎朱仓）就是以轪侯的身份就任的，先后为长沙哀王回、长沙共王若的相。据光绪刊《湘潭县志·黎光曙传》：“自言出轪侯黎朱苍，从江夏南迁。”又据黎锦熙先生称湘潭黎氏为汉黎朱苍后裔，则黎氏家族久居湘潭两千年了。
长沙国辖十三县，《汉书·地理志》列县名，其九为湘南。乾隆刊《湘潭县志·沿革》说，“秦始置湘南县，属长沙郡”。始编于康熙年间，成书于嘉庆年间的《大清一统志·长沙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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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秦置湘南县。”两书所指为秦朝还是秦国，没有指明。即使以王翦定江南（前223年）算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年）前，湘潭地域已入秦国版图。《史记·王翦传》说，王翦“虏荆（楚）王负刍（公元前223）竟平荆（楚）地为郡县。”依此则湘潭县的前身湘南县为秦所设立。这是湘潭县最早的县名。湘南县不是湘江以南，而是由湘县南部析出，故称湘南，其命名如今日的衡南、邵东之类。故秦初设湘县，长沙、湘潭均属，后将湘县南部析出另立湘南县，今湘潭、湘乡及望城县南部均在湘南县内，湘南县治设于今湘潭县境内。光绪刊《湖南通志》载：“湘南故城在县西六十里”，即位于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其地为湘潭县境内一大冲积平原。王闿运在光绪刊《湘潭县志》中曾指出：“汉初立县，皆取宽平腹地”，由此可证。湘南故城，1958年前犹存城墙及护城河，其时，城墙址长南北300米，东西残长200米，周长约千米，夯土墙残高约2米，底宽5.5米。至今护城河虽被分割，或淤填成塘，仍存宽10余米左右，长则大致绕故城，亦清晰可辨。特别是城的四角，护城河形成的水塘仍完整地保留着直角转向，整个护城河除城西偏北部以外，八成左右仍完整。古城墙当地人称为“古城土间子”。50年代初开始破坏，1958年大修水利中陆续推平城墙时，出土了一些汉代遗物。城墙外侧陆续出土了铜编钟、铜钅焦斗（当地百姓称三足铜盆），城内多处出土了民间遗物，如陶罐、陶钵、陶缸、汉青砖等物，甚至还留有一古老的地下室，当地人称为“土牢”。当时的湘南县北以涟口为界，东、北紧接临湘（今长沙、醴陵），跨涓水、湘江，南达耒水口，“衡山在东南”，西含涟水流域，包括今湘乡县境，所以今湘潭市境域跨长沙国湘南、临湘两县。
第二个长沙王国为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所封，首位刘姓长沙王为景帝子刘发。 刘发为程姬侍女所生，其母生刘发后，封为姬，称唐姬。《汉书·长沙定王刘发传》称：“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长沙国仍只辖长沙郡，为诸侯王兄弟中辖地最小的王国。汉人应劭曾记录了一个小故事：“景帝后元元年（前142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皆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阳（三郡）益焉。”刘发就以这种超幽默的方法，博得了父皇的同情，扩大了地盘。其时长沙国从原辖13县增至47县，辖地从僻居今湘东北一隅，到地跨今湘、鄂、黔、粤四省，成为诸侯国中占地最广的大国。
长沙国扩大地域之际，正值吴楚七国之乱后，削藩之时。汉朝廷一方面削藩，一方面增地，看似矛盾，其实长沙国与中原诸侯王相比较，当时很贫穷，土地低洼潮湿，实力也弱小。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时，心情十分不好。《汉书·贾谊传》说：“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同时，经过削藩以后，长沙国也有变化，各郡的权力增加，对中央负责。正如《汉书·诸侯王表》序所说长沙“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高后（刘邦妻吕后）时，曾派军从长沙溯湘江而上，攻南越。据《史记·南越王列传》载：“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五岭）。”以上所记，说明当时长沙的气候条件远不如中原，是贬谪之人居住的地方。长沙王刘发所增之地多是蛮夷之地。故《汉书·两粤传》称“长沙，其半蛮夷”，对蛮夷之地只是名义上的管辖而已。因而长沙国是势弱而力孤，造成这种形势可能是刘发及其子孙虽为皇子皇孙，但刘发出自唐姬，非景帝正式后妃之子，仅为一侍女所生，较其他皇子出身低微。他自惭形秽，也就无意觊觎中央政权，恪守为臣之道。刘发虽思念母亲，也只能筑个“定王台”遥望长安，以作慰藉而已。
秦汉与南越交兵的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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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边患北有匈奴，南有南越。而南越又处于五岭之南，秦使屠睢伐南越，其主要通道，就是溯湘江而上，越五岭以攻越。其主要粮道，也是溯湘江而上，凿灵渠沟通珠江支流漓江进入珠江的主支流西江。汉依秦法，对南越的多次攻伐，都是以此为主要通道。 湘潭在汉代，地跨临湘、湘南两县，而以湘南县为其主体，它也是汉长沙国的主体。《汉书·诸侯王表》序言中指出：“汲汉之阳，亘九疑，为长沙”，所指就是以临湘、湘南为核心的长沙郡。
《汉书·晁错传》引用晁错的奏章说：“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稀少，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服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仆于道。”晁错对扬粤之地的险恶环境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 吕后时，禁止湖南铁器进入南越。《史记·南越列传》载：“有司禁南越关市。”《汉书·两粤传》载：“吕后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雄），毋予牝（雌）。’”吕后对南越进行严厉的封锁与制裁。“佗曰：‘高帝立我，通使、（通）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赵佗依仗其“身定百邑之地，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贸然称帝。高后派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率兵伐南越，这是两位曾有显赫战功的将军，结果因北方士卒水土不服、瘴疫发生，兵卒未能翻越五岭。用兵一年余，始终停留在今天湖南南部，无功而返，只好驻兵长沙。此两将军即赵佗致信请文帝罢兵涉及的两位“侯”，文帝接信，即罢撤博阳侯陈濞之兵。
长沙王国建立的作用，在《汉书·两粤传》中所载汉文帝致赵佗书中曾言及：“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并指出：高帝建立长沙国就是使南越与南郡之间有所间隔和缓冲，并允许“服岭以南，王自治之”。“服岭”是长沙国的南界，应为今衡阳县（时称酃县）南界。随后，中央政权仍以重兵驻长沙国南部，不久将驻兵南移，大约以五岭为双方界线。
长沙马王堆3号大墓出土文物又提供给我们一个新信息。这是轪孝侯利豨的兄弟墓，从埋葬等级看，仅比其兄弟略低，而在“都尉”之上。他驻守于长沙国南境，设指挥机构于今江华县境内，可西控湘江通道，东扼阳山（骑田岭）通道。驻军于九疑山与五岭之间，方圆约500里地。这位将军至少统率周都尉、徐都尉、司马得、桂阳等4支部队，在防区内设有营区9个，军事要塞3个，沿五岭山脊虽未筑长城，却在隘口设有烽火台，可见防线是严谨的。而他的后方基地就是王国的腹地临湘、湘南二县。这样布防进可出五岭，入南越，退可凭九疑天险以固防守，以临湘、湘南的后方供应作后盾。此时，长沙国与南越之间处于相持固守阶段。
文帝时，晁错曾建议徙民守边，他说：“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擂石）、布渠答（铁蒺藜）。”又说：“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夜且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这是一种典型的屯边，集百姓居住、生产、守卫于一体，寓兵于农的措施。马王堆3号汉墓发现的驻军图上竟将50余处居民地列入，当非当地土著蛮夷，应为迁入之戍边移民。而迁入之民绝非北方居民，应为能适应“卑湿”生活的长沙国居民，若果如此，则临湘、湘南居民首当其任。
文帝、景帝在位之际至武帝在位初期，长沙国与南越之间，处于相持阶段，相安无事，临湘、湘南两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南越内部发生吕嘉之乱，杀汉天子使节、校尉韩千秋及南越王太后弟摎乐，将汉使节置于塞上（今江西大庾岭）以示逐出，增兵于北部边境要害处，长沙国南部也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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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于元鼎五年（前112年）秋，出兵伐南越。《汉书·两粤传》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分别为戈船将军、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弛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今广州）。”汉武帝共发兵4支。一支由路博德率领出桂阳郡（郡治为今郴州），入南越。一支由杨仆率领出豫章郡循豫章水而上，越横浦关（今大庾岭小梅关），直奔浈水，顺流而下入北江直攻番禺。这是两支从最近距离进击南越核心部位的队伍。另两支：一支由归顺汉朝而封侯的两位南越人将领分任戈船、下濑将军，从零陵（郡治今广西兴安北）沿湘江源头过灵渠入漓江，经浔江抵苍梧（今梧州），由西江击南越都城番禺。而一支由弛义侯率领的夜郎兵（指夜郎都尉）所属兵，沿北盘江，出红水河，进入西江上游袭击南越西部以为策应。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冬，经过一年的战斗，杨仆率先进入寻（今广英德南涟江口），破石门山（在广州市西北郊），获南越船只、粮食，以数万兵力待路博德军的到来。路博德以路途较远，当千余前锋到达，立即攻番禺，遭南越王建德及吕嘉顽抗。傍晚，杨仆纵火烧城，越兵四奔，而路博德乃遣兵招降。到天明，城中越兵降于路博德，南越王赵建德为路博德所属校司马苏弘捕获（苏弘因此封海常侯），越郎都稽捕吕嘉（都稽被封为临蔡侯）。南越官吏也纷纷降汉（不少官吏封为列侯。征越诸将杨仆封为将梁侯，路博德也增加了封赏，原已封为邳离侯）。自赵佗立为南越王以来，传了5代，南越国存在93年而亡。
长沙国与南越的军事对抗，经历93年，经历汉所封吴氏长沙国、刘氏长沙国。而作为南部汉军对抗的后盾的临湘、湘南两县，又处于一个准前线的地位，不论兵力、粮食均须经境内的湘江运送，所以此时的今湘潭市境一直处于为前线服务的要冲地位。
一地两侯国 屏障长沙城
汉光武帝刘秀镇压绿林、赤眉起义后，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进入长安。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统一了北方，建武九年（公元33年）平定陇西，次年十月，始定。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平定蜀。于是刘秀又成为大一统的皇帝。史称后汉或东汉；与之相应的刘邦建立的“汉”，史称西汉或前汉。
湘潭市所在地域，在东汉仍属长沙郡管辖。长沙郡辖区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为临湘、攸、茶陵、安城（今江西莲花以东）、酃（今衡阳市江东）、湘南侯国（衡山在东南）、涟道（今湘乡之西，约为娄底西部新化、安化地）、昭陵（今邵阳市）、益阳、下隽（今湖北通城境）、罗、醴陵、容陵（今攸县南境）。而湘乡则属零陵郡。
南部的南越威胁既已于西汉武帝时经过征伐解除，南有桂阳、零陵两郡相间隔，经过居民迁徙、民族融合，蛮夷也逐渐互相融合，和睦相安。但境内出现了“连道”，十分引人注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序言中称：“有蛮夷曰道。”既设“连道”，则今湘潭市境域之西部有蛮夷存在，其蛮夷的类别当为三苗后裔或与濮、百越诸蛮杂居而成，应为后世所称“长沙蛮”，或再稍后一点的“梅山蛮”的前身。 关于湖南境内的“蛮族”，不论称其为“荆蛮”或“三苗”余裔，都是今瑶、侗诸族的先民。在东汉常称其为“武陵蛮”和“长沙蛮”的是最逼近今湘潭市境域的一支。 《后汉书·南蛮传》说：“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威。”并说汉光武帝的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蛮相单程大寇郡县，光武帝派武威将军刘尚率南郡、长沙郡、武陵郡三郡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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