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力由沅水入武溪（今武水），在刘尚的指挥下，大军轻敌冒进，粮尽而返，撤军途中，遭蛮军追击。《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说：双方“战于沅水，尚军败殁”。直至第二年秋（《南蛮传》作春）七月伏波将军马援率四万兵征伐，马援进军至今沅陵境内壶头山，被困数月，以患疾疫，马援死。在汉军攻击下，诸蛮在临沅（今沅陵）被击败。这一仗逼近连道西境，为防众蛮东进，连道参与戒备，湘乡也加强戒备。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长沙蛮发动叛乱，占益阳。到延熹三年（160年）兵力达万余人，抄掠郡界。所谓“长沙蛮”该是长沙郡西部蛮夷，包括益阳、连道诸地，同时“零陵蛮”也进入长沙郡。而零陵郡的北界与长沙郡接界处又是今湘潭市境域。当时的湘乡（零陵郡属）为零陵郡楔入长沙郡地。《后汉书·冯绲传》载：“时长沙蛮寇益阳，屯积聚久，至延熹五年（162年）众转盛，而零陵蛮贼复返应之，合二万余人，攻烧城郭，杀伤长吏。”朝廷为之震动。加之武陵蛮又反，荆南尽入蛮夷手中。可见当时湖南少数民族起义的规模已十分巨大，其势力逼近长沙郡的核心临湘、湘南两县和湘乡县。
当长沙郡烽火遍地时，汉桓帝刘志遂命廷尉、太常冯绲以车骑将军名义率十万大军入长沙。在令冯绲出战时，汉桓帝曾诏策予他，诏策载于《后汉书·冯绲传》，它说：“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击众；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卫、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迹？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此次出兵规模之大、兵力之多，在东汉实属少见。天子援权之重，也实少有。《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六》称：“十一月，绲军至长沙，贼闻之，悉诣营乞降。进击武陵蛮，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 东汉为对付湘乡西部的蛮族，特设连道进行治理，“道”是设于蛮族地区的县级机构，连道的主体在今新化、安化境及涟源西部。
为了加强长沙的屏障，西汉末年将湘南县地划为两县。西汉哀帝刘欣于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封长沙缪王刘鲁人幼子刘昌为湘乡侯。据《后汉书·百官志》：“列侯??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所食吏民。”刘昌以王子封侯，不是有功，而仅以父为王庇荫封侯为乡侯。湘乡侯国成为长沙王国的屏障，以加强对连道地区的控制。依《汉书·主父偃传》：“今诸侯子弟或十数，或嫡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汉书·武帝本纪》载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下诏：“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于是各藩国分国内辖地予子弟，而子弟均可获得侯位和食邑。刘昌就是依据这个“推恩令”而封侯，侯地在湘南县境，但仅一乡侯。“湘”指其地在湘南地，“乡侯”即其级别，即食邑仅一乡。汉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为县以下的单位。湘乡侯国存在11年，于居摄三年（公元8年），免国结束，这是湘南县内的第一个侯国。进入东汉，于其地建湘乡县，并划归零陵郡。 东汉顺帝永建元年（126年），中黄门黄龙被封为湘南侯，湘南侯属县侯，食邑5000户。《后汉书·宦者列传》载：汉安帝刘祜时年仅32岁死了，太后临朝，立章帝孙、济北王子北乡侯刘懿为帝。原皇太子刘保废为济阴王。不久，北乡侯刘懿死了，中黄门孙程、黄龙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迎回刘保为帝。刘保论功行赏，19人均封侯。并于永建元年（126年）悉遣就国，黄龙于是到达湘南，建湘南侯国。永建三年，黄龙返回京城，黄龙回京后“更相贿赂，求高官增邑”。事发，于永和二年（137年），再返湘南，减去食邑四分之一。黄龙死后葬湘南境内，今湘潭县有黄龙山，为其墓地所在；县筑庙以祀，称黄龙庙；后县城区又有黄龙巷，即黄龙庙所在地，今市区解放南路就是。
西汉末至东汉时期，湘潭境域竟先后建两侯国，可见地位重要，其一湘乡侯国是为防止连道蛮夷东向的要隘。今湘乡城关附近多东汉墓，而沿涟水两岸，汉墓群比比皆是。汉墓湘潭县多集中于易俗河、云湖桥一带，市区则集中于下摄司、岳塘霞城乡。东汉墓多为砖室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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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土文物多铁刀、铁剑等武器，也出土多件钅焦斗（钅焦斗即刁斗）。石潭有汉湘南古城，一次在同一地点就曾出土七件刁斗。《史记·李将军列传》说：“行伍营阵，击刁斗。”孟康作注：刁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可见，墓中多军器，则驻军甚多。何以湘南及其西侧的湘乡如此作军事要地看待，大概是近蛮夷所致。长沙蛮、武陵蛮、零陵蛮，自南或西危及长沙郡治——临湘，最后一道防线该是湘乡、湘南两县，所以为州、郡所重视，以为屏障长沙的要地。这样一来，境域内出土文物多兵器就不足为怪了。
吴、蜀对峙与境域隶属关系的变迁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败返北方，形成了曹、孙、刘三足鼎立，为魏、吴、蜀三国打下了基础。 早在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屯兵新野，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给刘备出过一个主意，历史上称为《隆中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在当时曾说，“荆州北据汉、沔（汉水上游今陕西境段），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在诸葛亮看来取荆州是刘备成霸业的关键之一。
赤壁战后，刘备以刘琦为荆州太守，驻南郡。随后，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师南征，“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在征伐荆州南四郡中，刘备在长沙收老将黄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补注《江表传》：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三国志·鲁肃传》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郡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曹操畏孙、刘联手之故，一听说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确信孙、刘已经联手，所以为之一惊而落笔。借荆州遂种下了孙、刘争夺荆州之后患，长沙郡又成为争夺焦点。
长沙郡北依洞庭，隔湖接南郡，而南郡太守为周瑜，荆州所辖地方包括下隽（今湖北通城）、汉昌（即吴昌，在今平江南）、刘阳、州陵（今湖北嘉鱼北），驻江陵；东与豫章郡接，孙吴争夺，故常从荆州始。
刘备据荆州，以诸葛亮驻临蒸。临蒸位于今湘江支流，蒸水两岸，治所在今衡阳市区湘江西岸，隔江相望为吴所置酃县。诸葛亮在此“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还广罗人才。湘乡人蒋琬就是此时以州书佐（主办文书的吏）随刘备入蜀的，与其同行的还有其表弟刘敏。刘敏，泉陵（今零陵）人。二人入蜀后，均有所作为。蒋琬先后曾为什邡县令、尚书郎、参军、长史，加抚军将军。诸葛亮称赞他：“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诸葛亮死后，琬为尚书令，加行都护，领益州刺史，任大将军，封安阳亭侯，直至大司马。其表弟刘敏亦为左护军、扬威将军，后封云亭侯。湘乡县城北正街有蒋琬故居，故居前有伏虎井，为蒋琬家遗物；湘乡有蒋氏街，后为蒋市街，近年以湘乡土音讹为井字街（今属双峰县）。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吴欲讨还荆州，命兵西进。《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载：孙权“遣孙瑜率水军往夏口”，刘备“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往孱陵，权不得已召瑜还”。刘备入蜀后，孙权又派诸葛亮兄诸葛瑾见刘备，讨还荆州。《三国志·诸葛瑾传》载：“建安二十年，权遣瑾使蜀通好刘备。与其弟亮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刘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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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还荆州。孙权“遂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看来和平谈判已无望。《三国志·吴主传》说：“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率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今岳阳）以御关羽，权在陆口（今湖北蒲圻陆溪口）为诸军节度。”孙权“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此时，曹操进击汉中，刘备求和，“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三国志·鲁肃传》载：刘备遣羽争三郡，鲁肃往见关羽，“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经过鲁肃的力争，关羽无言以对，“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长沙自此落入孙权手中。据《三国志·吕蒙传》：“刘备请盟??割湘水，以零陵还之”。此时双方以湘水为界，分割了长沙郡，则位于今湘潭境域内的湘南县大部、湘乡县仍在刘备手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吕蒙袭公安，入南郡，据江陵；关羽走麦城，为孙权将潘璋捕获，“遂定荆州”。孙权遂拥有长沙郡湘江以西地，并在此设置衡阳郡。《晋书》载衡阳郡辖九县，即湘乡、重安（今衡阳县）、湘南、湘西、蒸阳、衡山、连道、新康（今沩水上游）、益阳。
《三国志·三嗣主传》载：太平二年（257年），吴主孙亮以“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湘南县的湘江西部，湘乡、连道悉属孙权的衡阳郡，在湘南县境沿湘江西部又设湘西县。清光绪刊《湘潭县志》称：“吴割湘水以西为湘西（县），湘西由湘南析置，夹涟为境，然自石潭以上隶湘南。又割湘南以东（指湘江以东湘南旧地）及攸、醴陵（部分域地）为建宁县，治株洲，后徙淦田。”衡阳郡既立，设其治所于湘南县治所在地（今湘潭县石潭镇古城村）。则此时，湘南首次出现郡、县同城。此为湘潭历史上在境内设置的第一个郡级行政机构。
衡阳郡治设在湘南县，而境内并不安定，《三国志》对此多有记载，如吴为此而设立“长沙”东部都尉和长沙西部都尉。《三国志·妃嫔传》载谢承“迁长沙东部都尉”。《三国志·张昭传》载其子张承曾“为骠骑将军，辟西曹掾，出为长沙西部都尉，讨平山寇，得精兵万五千人”。《三国志·黄盖传》：“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长沙、益阳为山贼所攻，盖又讨平。”则黄盖也进入衡阳郡、长沙郡攻击武陵蛮。《三国志·吕岱传》载：“建安二十年??三郡克定，权留（吕）岱镇长沙。黄龙三年（231年），以南土清定，召岱为番禺侯，还屯长沙沤口（今茶陵欧江），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浚共讨定之。”《三国志·步骘传》载：“临湘侯步骘于延康元年（220年），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三国志·潘浚传》又称蒋琬姨表兄潘浚“为湘乡令，治甚有名”。“五溪蛮夷叛乱盘结，权假浚节督诸军讨之。信赏心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随同潘浚征武陵蛮的还有吕据。《三国志·吕据传》载：吕据“迁安军中郎将，数讨山贼，??所击皆破，随太常潘浚讨五溪，复有功”。这些大将云集长沙、衡阳郡，可见当时衡阳郡内战事（不包括孙刘之战）仍然不少。衡阳郡曾以陆胤为衡阳督军都尉。
孙氏政权统治江东，仍是一个大地主政权，豪门世族占统治地位。葛洪《抱朴子·吴失篇》曾说：“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出饰翟黄之卫从，入游玉根之藻栖，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厚湿，田池布千里。”“腐谷万庾，园囿拟上林，馆第潜太极，粱肉余于犬马，积珍陷于帑藏。”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上所示的行政管辖已载有州、郡、县、乡、里；官吏中郡属诸曹均已配备，如功曹、户曹、船曹、仓吏、库吏；乡以下有劝农掾、司马、关丞、仓田曹之类。可见吴国对长沙乃至衡阳诸郡的管理机构已相当健全。
第三章
六朝烟雨 战火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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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六朝烟雨 战火纷飞
湘州初创 杜弢起兵
晋太康二年（281年），司马炎下诏，命杜预率军“镇静、零、桂，怀辑衡阳”。《晋书·杜预传》载：“于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还印绶。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凡所斩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荆土肃然”。王濬挥师东下，直捣建业，吴末帝孙皓出降。唐人刘禹锡所作，“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就是指此。 西晋统一中国，又依制分封子弟为王。晋武帝封子司马乂为长沙王，即长沙厉王。据《晋书·地理志》载：“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所封诸王均在京师任职并不驻在封国中。长沙郡其时三万三千户，衡阳郡二万三千户。《资治通鉴·晋纪八》说：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八月，“分荆州、江州八县为湘州”。 《晋书·地理志》载湘州辖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桂阳及原属广州的始安、始兴、临贺九郡，是为湘州境域调整后的状况。《晋书·地理志》载：义熙十三年（417年），“裁湘州，长沙、衡阳、湘东、零陵、邵陵、营阳还入荆州”。湘州以临湘为治所，则临湘成为州、郡、县三级治所所在地。
湘州地跨五岭，沿湘、资二水而立，它北倚洞庭，与荆州相望，共扼江、汉要冲；南跨五岭，沟通交、广，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晋元帝也说：“湘州南楚险固，在上流之要，控三江之会，是用武之国也。”
西晋初年，朝廷比较注意经济恢复。泰始二年（公元266）“罢农官为郡县”，取消民众屯田，颁布了一系列的占田、课田和户调的法令。唐代人徐坚等辑《初学记》说：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其余租及旧调绢、绢户三匹、绵三斤，输为公赋”。占田、课田制度下的农民，获得了一些人身自由，但法律也不允许他们逃离土地。《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晋书·束皙传》载其奏议称：“今天下千城，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之九州，数以万计，可申严此防，令监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但佃客仍是土地的附属物，官吏依官阶品级庇荫亲属、占有佃客、封山占水，土地矛盾并未解决，导致百姓不堪其苦。《晋书·刘颂传》就提到：“四海勤瘁，丁难极矣。”“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他还指出：“大纲不振，由豪强横肆。”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 到了晋惠帝，矛盾更突出。《晋书·食货志》载：“及惠帝之后，政教陵夷，以至永嘉，丧乱日盛。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徙，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而惠帝就是一个十分荒唐的皇帝，当他听到百姓饥馑，路仆于道时，竟问臣子，他们“何不食肉糜”，以致“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流民出现。
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动乱中，流民集中地之一为巴蜀。而巴蜀流民又多进入荆湘。《晋书·刘元海传》指出：“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即明确指出流民的出现系惠帝失控所致。《晋书·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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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传》叙述了张昌率流民起义的经过，“张昌，本义阳蛮也（义阳今豫南、鄂北山区）”。当张昌聚兵数千时，“屯聚而为劫掠，是岁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数千”，“遣其将攻长沙、湘东、零陵诸郡”，“但以劫掠为务”。《晋书·王澄传》说：“惠帝末年，王澄为荆州刺史时，巴蜀流人散在荆州者，与土人忿争，遂杀县令，屯聚乐乡（松滋口附近）。”“贼请降，澄伪许之，既而袭之于宠洲”，“沉八千余人于江中，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 晋惠帝年间，巴蜀流民进入湘州。《晋书·杜弢传》载：“巴蜀流人汝班、蹇硕军数万家，布在荆湘间而为旧百姓之所侵害，并怀怨恨。”“蜀人杜畴、蹇抚等复扰湘州。”参军冯素对湘州刺史荀眺说：“流人有反意。”荀眺听信冯素的意见，准备大肆屠杀流民。巴蜀“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遂共推杜弢为盟主。
杜弢，本蜀郡成都人，以才学著称，曾举为秀才。太安二年（303年），当湘州刺史荀眺欲屠杀流民之时，巴蜀流人汝班聚众响应杜畴起义。此时杜弢正以醴陵县令的身份应南平郡（时郡治公安）太守应詹的邀请在洞庭湖北与流民作战，并打败了流民首领李骧。弢在返回途中经湘州。永嘉五年（公元311）五月，巴蜀流民遂推同乡人杜弢为领袖。弢遂自称“梁、益二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攻郡破县。在流民的强大攻击下荀眺弃城出逃，往广州，被杜弢军擒获。
荀眺出走，湘州诸吏遂推安成（今江西安福地）太守郭察代理太守。在作战中，郭察被杜弢兵击毙。《资治通鉴·晋纪》载：“ 弢遂南破零、桂，东掠武昌，杀二千石长吏甚众。”起义军杀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邵陵太守郑陵、衡阳内史滕高等，声势十分浩大。 杜弢据湘州，其中心统治区域为长沙、衡阳两郡，皆涉及湘潭境域，是西晋境内一次涉及面广的流民起义。
陶侃击杜弢 屯兵石嘴垴
西晋末年，镇将兵变，流民起义，国内大乱。张昌、陈敏频频作乱于荆北，巴蜀流民据蜀称王，流民又流入荆湘南部地区，荆湘地区有杜弢起义，此时陶侃多次征讨，荆湘方平。 陶侃生于吴太平二年（257年），本鄱阳（今波阳）人，晋灭吴后，徙寻阳（今九江），家境贫寒，父早去世，由范逵推荐，在庐江（今安徽舒城）太守手下任督邮，领枞阳（今安庆附近）县令，后又任郡主簿。恰长沙太守万嗣来庐江办事，遇上了陶侃，万嗣十分欣赏他，称他“后必当有大名”，并命其子与他结为朋友。
庐江太守又荐陶侃为孝廉，侃得以往洛阳。刘弘任荆州刺史时，任命他为南蛮长史，往襄阳讨张昌。《晋书·张昌传》载：“侃与昌激战累日，大破之，纳降万计。”
陈敏之乱时，荆州刺史以陶侃为江夏（驻今湖北云梦）太守，加鹰扬将军。陈敏遣其弟陈恢袭击武昌，刘弘以陶侃为督护，协调各军。侃改运船为战舰，击陈恢，所向必破。《晋书·陶侃传》说他此战“凡有虏获，皆分土卒，身无私焉”。不久，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侃又击退山夷。于是境内“水陆肃清”，流亡的人纷纷返乡，侃给以赈济，又开夷市让少数民族与汉族恢复商贸，发展生产。 永嘉五年（311年），杜弢起义，有众四五万家，其众以家计，则人数当在十万以上，自领湘州刺史。而晋任命的湘州刺史荀眺于杜弢逼城时，弃城南逃，准备奔往广州，途中为杜弢部将擒获。湘州郡吏推安成太守郭察主持湘州州事，而郭察也为杜弢义军杀死，广州刺史郭讷派始兴太守严佐阻止杜弢南下，又打了败仗。荆州刺史王澄派成都内史王机由北向南攻杜弢，王机又兵败巴陵。《晋书·王澄传》还说：“初，澄命武陵诸郡同讨杜弢，天门（驻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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