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慎行论·求人》有禹“南至交趾??裸民之处”，“衡山之上”“以求贤人”的记载。证明禹南达衡山，直至交趾，以求贤人。这是后话。
百越杂处 生息繁衍
长江以南、乌江以东大片地域，古称百越之地。越者，远也，西汉扬雄所作《方言》称“楚谓之越，或者谓之远也”。所以百越是禹贡九州以外南部的一个称呼，越部族分支众多，大而言之，如骆越、扬越、瓯越、南越等，分布于湘、漓之间的人们称之西越。湘潭地处湘中，居湘水两岸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地方，自然是西越（有时也称扬越，越也作粤）的核心居住区之一。
百越自然包含湖南土著之一的三苗。《尚书·禹贡》九州中说：“荆及衡阳惟荆州。”衡阳，汉代孔安国说：“荆州为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是以今衡山以北，均为荆州之地。早在舜在位时，禹即征讨过三苗，《夏本纪》述及禹治水行踪时提到“至衡山”。司马贞引《括地志》：“衡山在湘潭县西四十一里。”这就说明禹曾到还处于衡山之阴的湘潭。《尚书·大禹谟》载：“帝曰（这里的帝为舜）‘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后，指诸侯，即部族首领）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蠢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败道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三旬，苗民遵命，矧益有苗。”禹既到衡山一带，是治水还是征伐，从这段文字看，征伐的可能性大一些。此后，《史记·夏本纪》称：“三苗大序。”所谓大序，就是不再为乱。当然这种征伐是极残暴的。依《国语·周语·太子晋谏壅谷水》中太子晋的说法，禹攻三苗，夷平了三苗供奉先人的宗庙，销毁了祭祀用的用具，将其老百姓罚为奴隶，不服统治的则予以杀戮。经过禹这一番征伐，湘中一带，衡山以北的三苗也就所存无几了，以致相当长时期在古文献中不见苗蛮记载，大概是人烟稀少，生存环境又为“卑湿之地”，中原部族不再南下所致。
到商代，有关湘中的材料又多了起来，可能是经过几百年的生息繁衍，这里人口又增多了，加之周围部族迁入，又形成了被称为“荆蛮”的部族。《诗经·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发楚荆”，“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毛苌所作《诗经·正义》也说：“高宗（指武丁）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孔颖达作《疏》说：殷王武丁“往伐荆楚之国，深入其险阻之内”。商军又俘虏了众多的荆楚百姓作为俘虏，免不了又杀死了不少荆楚百姓，可见其残忍。战争的结果，被征伐的地区又呈现人烟稀少的局面。经历夏、商之季，商部族也有部分进入了湘中地区。湘潭境内出土过众多的商代青铜器，其中有铙、爵、尊等物，尤以湘潭市区十八总于清代出土的大铙，湘潭县于1981年在九华乡桂花村出土的豕尊，湘乡县洪塘乡出土的三牛头尊最著名。可以证明商民已进入湘潭地区。 周代，《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这一征伐至周穆王时期仍在进行。昭王征伐卒于江上，昭王所卒的所在，《吕氏春秋》说“陨于汉中”。据《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记载，湘潭湘江边昭山即周昭王征伐所至而得名。光绪刊《湖南通志》载：“昭山在（湘潭）县东四十里，以昭王南征至此，故名。”然则周民亦已达于今湘潭境内。 周伐南方部族不止一次、两次。《诗经·小雅·采芑》记述了方叔征伐的场面：“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古人天子六军千乘，车三千则为十八军，真是兴师动众。并指责荆人“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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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蛮，大邦为仇”，对这段话，孔颖达作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注解说明，他说：“言我所伐者，乃蠢蠢尔不逊之蛮荆，不逊王命，侵伐邻国，动为寇害，与大邦为仇怨，列国之大，尚且仇怨，其傍小国，侵害多矣！执其可言问所获敌人之众，以还归也。”经过方叔一仗，荆蛮元气大伤，荆蛮是屈服了，但荆蛮之地（包括湘中地区）又一次面临战后荒凉。
又一次荒凉，又一次人口迁徙，周民从中原地区来到湘潭地区。湘潭县青山桥出土的西周铜器上赫然出现了中原地区部族的族徽“ ”（读举），出现了中原地区部族“旅父甲”的铭文，以及带有“戈”字的族名的铜器，这些证明中原地区部族曾以征服者的面貌出现在湘潭地区。
到西周，经过千余年的战争，千余年的融合，湘中地区中原移民逐渐增多。苗也好，荆蛮也好，都进入了这个大融合之中。谁要在这里生息繁衍，就得参与这个融合。
长江以南，土生土长的居民，广而言之，称之为南蛮。对于荆州南部、衡山之北的居民，又称作荆蛮，而湘潭正处衡山之北。《国语·晋语·叔向论德》就说“楚为荆蛮”，可理解为楚就是荆蛮，也可以理解为楚人是荆蛮的一部分。《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时，封熊绎于楚蛮”，又说周夷王时，“熊渠曰‘我蛮夷也’”，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楚曰‘我蛮夷也’”，可见楚人也自认为不与中原同部族。依后者，荆蛮的范围大于楚人，大概连三苗的后裔都算进去了。那么湘潭一带又居住着楚人了。他们越长江，渡洞庭，溯湘江而上，觅地而居。屈原在《九辩》中说到楚人的一个特点：“修饰而窥镜”，可见铜镜为楚人所好。湘潭境内出土东周土铜镜不少。其实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的大幅兽面纹也可以看到楚文化，或者说本土文化的特点。
越人也是本土居民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长江以南分布着越人。古楚地位于今河南、湖北、安徽一带，称其南部为越。《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在《史记·李斯传》所载的致秦二世的信中，最先提出了“南定百越”。百越，言越部族之多，“百”是说支系多。长江中游为扬越。《史记·楚世家》称周夷王时熊渠生子三人，“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于是立三子于春地称句亶王、鄂王、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是杨粤（或写成扬越、扬粤）。而湘、漓之间又称西越，可见湘潭一带又曾称为西越，西越当为扬越之一支。春秋战国之际出土的湘潭文物多越族风格，特别是2002年发现的湘潭县云湖桥的大规模春秋战国时期的越人墓葬区夹杂有楚人墓，更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如湘乡出土的越式鼎、越式矛，湘潭县出土的越式提梁卣，湘潭古塘桥、湘乡大茅坪出土的越式墓葬，证明越人是自东向西而迁徙的，其随葬物中出现了具有中原特色的鬲。翦伯赞在其《秦汉史》中说：“百越者，言其诸越，言其族属之多也。”“此等诸族，皆椎髻徙跣，断发文身。”“他们或随畜转徙，或耕田有邑聚，或无君长，或有君长”，在中国南部，别为一世界。
自东向西迁入湘中地区的还有一支以虎为图腾的部族，甲骨文中称之为“虎方”或“虎夷”，并有多处征虎方、伐虎方的记录。一般资料认为虎方在淮南、合肥一带。《左传·文公十八年》中称尧舜时天下“八元”中就有伯“虎”，八元中的虎应为部族图腾。鲁哀公时（前491年），《左传》记：“夏，楚有既克夷虎，乃谋北方。”“虎方”处于楚之南，上世纪九十年代，江西鄱阳湖赣江流域的新干出土一商代大墓，铸有一巨形青铜虎，其余青铜器亦多以虎为纹饰，饰之以虎形图案或兽面纹，这些应视为虎方在鄱阳湖南面的物证。1975年，醴陵在狮形山出土一象尊，全身布满虎纹13处。湘中地区出土的商青铜器饰以虎纹、虎形、兽面的不罕见。说明处于正东部近邻的“虎方”有部分部族已西迁进入境内。 从西部东迁的应该还有“濮人”，《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于牧野誓师时，参与伐纣的有“濮人”。孔安国作注时说：“濮在江汉之南。”《括地志》说：“濮在楚西南。”《史记·楚世家》武王熊通三十五年（前706年）“始开濮地而有之”。依此，则濮在鄂西、川东、湘西一带。从战国时期湘乡西部屡遭袭击，楚不得不驻兵湘乡以拒来看，其进袭的蛮族，不排除为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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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陵、辰溪一带的濮人。濮人居此已久，与当地苗蛮融合，形成新的不同于土著苗民的部族，直至千余年后，其后裔梅山蛮仍踞今新化、安化一带，直接影响了湘乡土著居民。 由是，湘潭先民百越杂处，康熙刊《湘乡县志·风俗》说：“湘（乡）之为邑也，居长沙、衡、宝三郡之间，其地犬牙相入，其民迁徙相互，其婚姻相联，其党塾游从相偕。是故，长之俗文，其失也轻；衡之俗静，其失也薄；宝之俗朴，其失也固。湘居三郡之中，失与之均；然合三郡之得，相为节宣，则文而不浮，静而不媮，朴而不陋，以成乎上湘（指湘乡）之风。”“恂恂而悫，德之实也，而文不逮，自湘而南，则有然者。辨而雅乐，文而不吝，道之华也，而质有伤，自湘而北，则有然者。而湘介乎其中，出可以交于上国，而退不失其居。”“近水之民，润其利也逸，近山之民，槁其生也劳。三湘以泽国民，而上湘远泽，即于山，无泛舟取赢于商贾之利。四时之勤，一尽于穑事，故椎钝勤质倍于他邑。”民风民俗融合数千年始成，上湘一地古风犹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蓄”。湘方言区即是。
楚对域内的管辖
自商、周以来，历经多次征伐，商、周统治者的势力已进入湘潭地区。清末湘潭市区十八总福建会馆曾出土铜铙一件，通高57.5厘米，饰兽面纹；湘乡城关出土铜铙，通高44厘米，重18千克，也饰兽面纹；湘乡县出土铜爵，通高32.8厘米，重19.8千克，同样饰兽面纹；湘潭县出土铜豕尊，通高40厘米，长72厘米，头部还是饰兽面纹。商代铜器频频出土，商时期的遗址，湘潭县有二十多个，其中锦石乡唐家湖村遗址，范围有一万平方米以上；花石镇极星村杨家岭遗址有1.5万平方米；古塘桥乡古塘村石子垴遗址则有2.5万平方米，最有特色。湘乡市也有铜钿湾、石竹、云田湾等遗址。都是商代湘潭已进入有中原氏族，以及本土文化发达的标志。
西周器物也不断发现。湘潭县洪家峭出土铜钟2件，大钟高48厘米，重21.5千克，饰云纹和云雷纹。湘潭县高屯村出土铜尊一件，高28厘米，主体饰纹为裂口巨眉饕餮纹，内底铭文为“旅父甲”。同时还出土铜觯2件，一件高20.17厘米，圈足内壁有铭文“戈”；另一件高19.9厘米，圈足内壁有铭文“ ”（读举）。湘乡市金石乡也出土铜铙一件，通高39厘米，重14.65千克，饰三角形云雷纹。随后又在此地发现铜甬钟一件，通高45.3厘米，重14.9千克。在太平乡也曾发现铜甬钟，通高46.3厘米，重17.8公斤，饰云雷纹。
到春秋时期，楚国在江汉一带兴起，楚据荆州一带，又称荆楚，楚先祖非周王姬姓苗裔，所以《史记·楚世家》称其“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周初，楚先祖鬻熊事文王为文王师，鬻熊芈（读咩，miē）姓，鬻熊曾孙熊绎被封于楚蛮，居丹阳（今湖北枝江）。熊绎在丹阳艰苦奋斗，辛勤开发荆蛮之地。唐司马贞在《史记·楚世家》的赞语中称其“僻在荆蛮，筚路蓝缕”，故称荆楚。到周夷王时（约前九世纪），王室衰微，诸侯或不朝天子、或相伐。《国语·郑语》云“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此时熊渠得到江汉间民众支持，于是北伐庸，东征扬粤而至武昌，熊渠宣布“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并立其中子红为鄂王。前799年熊鄂正式继位，这就奠定了楚人越洞庭而下，溯湘江而上的基础，今湘潭周边区域入楚统治之下。然楚人畏周厉王伐楚，遂去掉王号。直至周室东迁，周平王三十一年（前740年），熊通立，中原各诸侯国纷争，出现混乱局面，熊通北伐随（在今湖北随县），随与之争辩。《史记·楚世家》记录了这段话：“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为之请周王尊楚为“王”，周王未允许，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也。”公元前706年即熊通即位的三十五年，遂自称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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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南进入濮人居住地。从此，东周时期各诸侯国中最早称王的国君是楚国（随后有吴、越、魏、齐等）。随后楚势力增强，不断向北、向南征伐，其中罗、糜诸国，在楚逼迫下不断迁徙。到楚成王元年（前671年），楚结好诸侯，并献于天子周惠王，周惠王命其“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向南扩充，达到“楚地千里”。周定王元年（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返回，在今河南巩县路过，这是周天子领地。楚在周天子领地内举行阅兵，周定王也无可奈何，只好派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竟然向其问周王室九鼎之大小轻重，有逼周取代天下之意，王孙满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穆王八年（前618年），楚伐郑，郑降。郑同意“其俘诸江南、以实滨海”。这是楚国将俘虏南迁到楚的江南一带（包括洞庭以南）的记录。到楚悼王时期（前401—381年），吴起相楚，《史记·吴起列传》称：“楚平百越。”到楚威王时期（前339—329年），越王无疆在位，齐派说客赴越，劝越伐楚，说客说“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依唐人张守节对《史记》这段话的解释，雠、庞、长沙三地都应在湖南湘江中下游地区，则湘潭在此范围之内。又说“竟泽陵出材木之地，此邑近长沙、潭、衡之境”。他又说：“战国时永、郴、衡、潭、岳??属楚也。”可见到楚威王时期，包括湘潭在内的地区所出产的粮食、木材，在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楚经过几百年的经营，春秋时期在湘江下游地迁来了两个战败国罗和糜，罗子国在今汨罗境。即《汉书·地理志》所记长沙国下有罗，汉应劭作注：“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则罗子国迁入湖南系公元前689年—676年间事。糜子国在岳阳市郊梅溪，即顾徂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岳州府一条中所指：“府东三十里，相传古糜子国，有东西二城。”糜、罗两子国居楚、越要冲，春秋时期楚文王既置罗子国于湘江下游，而衡山以北无它国，衡山以南有庞邑（即今衡阳市区地），则湘潭地为罗子国所管辖是极有可能的了。《汉书·地理志》描述楚国是“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媮生，而亡（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则楚地民众生活是稳定的，也是贫困的。楚威王时期，苏秦入楚，对楚威王有一段议论，见之于《史记·苏秦传》，也见之于《战国策·楚策》，苏秦说：“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依此，则洞庭至苍梧间，整个湘江流域，尽入楚版图，在这里已有行政官吏是无疑的，至少有不少邑存在。苏秦在此处把洞庭、苍梧与黔中、巫郡并列，后者为郡名，则洞庭也应为郡名。公元2002年出土的湖南龙山里耶秦简中就有洞庭郡的记载。可见楚也实行过郡县制，此处无长沙郡，或者长沙郡前已有洞庭郡，洞庭郡为长沙郡前身，或二者并存。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出兵攻楚，曾攻入郢，拔巫、黔中等郡；到二十三年（前276年），顷襄王以兵力反击秦，“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这大概是楚势力衰微的时期。但秦楚之拉锯主要在今湘西一带，当时称为黔中郡的地方。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前238年），楚终于从郢（今荆州）迁都今寿春，也称其为郢（史称东郢）。则此时湘潭境域处于楚之西陲，已成楚鞭长莫及之地。过十五年，秦国大将王翦、蒙武攻入郢都灭楚，湘潭一带才正式归入秦所设的湘县管辖。
湘潭所处的湘江中下游一带，是湖南东部楚人集中居住的区域，当然也涉及资水地区。楚怀王时，上官大夫靳尚的封地，就在今天宁乡县的麻山乡，其地与今湘潭、湘乡紧邻。此地有水发源于今湘乡市金石乡罗仙寨，由于流过靳尚封地，故名靳江。靳江于烧汤河流入湘潭县境，过龟头市入望城县汇入湘江。靳尚可算是楚国在最贴近湘潭地方的一个封君，其封地可能包括湘潭一部分。
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被楚怀王（前328—299年）放逐于汉北，到楚顷襄王时（前298—263年）又被放逐到湖南。他先溯沅水而行，后又溯湘江而上，经长沙、湘潭直上南岳，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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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疑山，最后顺流而下，听到楚都郢已为秦将白起所破，认为国已亡，遂作《哀郢》一诗，而后自沉于汨罗。屈原自己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他对湘江恋恋不舍。至今湘潭城乡河流都在端午节以赛龙舟来纪念他。
楚人来到湘中地区，既与土著居民相处，又与东来的越人杂处，还有些中原移民交错其间，在湘潭这块地区互相融合着。从境内发现的遗址和楚墓看，分布范围相当广泛。湘潭市岳塘区霞城乡的遗址，除生活用具外，还采集到绳纹沟瓦、板瓦。境内属于战国时期墓葬遗址甚多，遗址范围大的如易俗河的黄茅坑墓群遗址，达两平方公里；列家桥的尹家山墓群也达一平方公里；湘乡市牛形山墓群也达一平方公里，部分封土残高6米，底径19米。如果以古墓大小衡量，湘乡市东郊乡的古雷峰墓可称最大，封土残高14米，底径在40米左右，是境内唯一的战国大墓。湘乡境内封土残存底径在10米以上的不少，分布于牛形山、金鸡山、葛毛塘、周家大山、橘园山、石头山、正坟山、狮子山、花泥塘、枫树塘、周家坟山、可心亭等地，集中于湘乡县城东部。湘潭县云湖桥云峰庵墓区也达24万平方米，最大封土堆高2米，底径13米，是湘潭县集中分布区。此外几千平方米至数万平方米的墓葬区，在境内甚多。从发掘情况看，早期墓葬区偏小，随葬器物也不多，一般一两件陶器而已。后期的楚墓不但墓葬区大，墓葬多，而且随葬品丰富多样，多为楚国基层官吏墓葬。从湘乡已发掘的楚墓看，为长方形土坑竖穴，以湘乡市牛形山已发掘200余座战国墓为例，出土铜器有矛、镞、铲、斧、削、缶、鼎等，陶器有鬲、鼎、敦、豆、盒、壶，漆器有几、案、奁。而湘乡五里桥的出土随葬品中铜器有鼎、壶、盆、戈、匕首、刮刀、削、斧，以及玉佩、砺石，其中部分为越式器物。1975年至1976年在牛形山发掘的一、二号墓，规格最高，为卿大夫级墓葬。其中一号墓，坑深15米，有5级台阶，墓口长13.75米、宽11.78米。棺内髹以朱漆，外施黑漆，以朱红和黄色绘出夔龙和凤纹，云雷纹。二号墓，坑深19米，有9级台阶，墓口长20.6米，宽18.3米，大于一号墓，为一斗形墓室。内外椁之间有厢，陈放随葬物，棺饰以龙纹图案，龙回首奔驰，形象十分生动。一号墓出土222件随葬品，其中有几、案、豆、杯、奁、盒、枕等漆器，鼎、敦、壶、鬲、罐等陶器，虎座凤架鼓、歌舞俑、镇墓兽、梳、蓖、水车模型等木制品，还有铜镜、玉环、料管、矿石、六方珠等。二号墓地也有大量漆器、木器、铜器、兵器、丝织品。两墓为夫妻墓，早期被盗，为湘乡已发掘的最大的战国中期墓。综观这一切可以看出湘潭境域的西部地区，是楚人的一个重要据点，其表现为湘乡市东部至湘潭县一带，现存墓葬丛集，且为春秋至东汉时期墓葬。可见此一时期，此地居民较密集，只有居民密集，墓葬才会集中。其次境内是楚国防止西部蛮族东来的一个军事据点，又是与东来的越人冲突的焦点。几乎所有墓葬都有武器出土，可见为带甲之士。若从较大的封土堆多处存在这一现象来看，则楚国在境内应有基层管理机构。境域南部较少发现楚墓，特别是楚人大墓，说明湘潭境域内的军事人员是对付西部濮、苗诸蛮的，同时也是为保护楚人南下的湘江通道的畅通而设立的聚居点或屯兵点。湘乡境内的铜钿湾，或即为古代的屯田湾。墓葬中多处出土越式器物，既有生活用具，也有礼器，还有兵器，则说明战国时期，境域内是楚、越杂处。
今湘潭全境从战国时期起已纳入楚国统治范围，并有基层管理机构，驻有军事人员，又是楚粮食、林木的供应基地，这一事实已是不容争辩的了。随着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入郢，逼楚顷襄王迁都于陈，秦以郢为南郡，则洞庭南北已入秦控制之中，所以屈原不愿作亡国之民而沉于汨罗江。由此看来，今湘潭一带已为楚西部边沿，或秦东南部边沿，或已为秦域内。关于这一点，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的《后记》中说：“顷襄王二十年（前278年）的国难，情形是很严重的，不仅郢都破灭了，还失去了洞庭、玉渚（《战国策·燕二》作五渚）、江南。”“故在当年，楚国几乎灭亡了。”“朝南方逃的屈原接连受着压迫，一定是看到国家的破碎已无可挽救，故才终于自杀了。”王先谦《湖南全省掌故备要》称：湖南全省“春秋时谓之江南”。因此，按照郭沫若这个说法，公元前278年，屈原所在地——湘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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