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而是较随意地使用色彩，以便有力地表现我自己。”这一观念发展到美国的杰克逊〃波洛克的“行动绘画”和“滴色法”已是本能激情的无限发泄。这种本能的发泄中，会有一些灵性的东西，但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种画家本性的表露自然需要激情的助推，并很容易使观众激动。中国的真情偏重于内向的温和之理性，这种理性是经过修心后的本性，含蓄内敛，讲究品味，追求一种静的美。修心与修身是不同的。修身偏于道德，重在达观，中国画家往往本身就是一个大文人，并非常注重读书以“养气”。这个“气”是画家的“气质”，是要养出来的。其中书卷之气又不可少，绘画光一味任性不行，要有文气。进而形成了“逸、神、妙、能”的品评标准，形象的真实，只算能品，所以在中国画家眼里，郎士宁的画不过如此。至于较发泄本性的青藤、白洋也只在神、妙之间，而最高标准的“逸品”则非清心静气、学养较高者所不能为，并在此标准下评价中国画，光一味地激动和热情是不行的，还要经得起品味，所品味的除笔墨之妙外，更注重在有形的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无形气质、学养及情操。而品味的过程，又是一个静心清神的过程。
绘画的审美标准除受到外部文化影响以外，还受到绘画自身表现手法及运用工具的影响。在造形语言上，西方以块面塑造形体，中国以线条描绘对象，从而西方绘画与建筑雕塑密不可分，中国绘画与书法篆刻密不可分也是很自然的了。西方绘画里的块面本身并不能表达画作的思想和意识，必须由若干个块面结合成形体才有其意义，才能体现美。达
芬奇虽画过鸡蛋，也只是基础练习，不算作品。中国绘画的线条却带有自身的美，只有型而线不美，是画工行为，难登大雅之堂。我们说一个中国画家功力高低，无须看作品有多大，只要勾一根线就一目了然了，有点玄！但精华却在这里，这是中西绘画一很大区别。另外，西方绘画注重色彩的丰富，中国绘画却更注重墨色的黑白。色彩之丰富有助于感情表达，墨色之黑白助于意味之流露，并容易有超俗之气息。另外中国绘画也有以色彩见长者，但中国之色彩与西方之色彩又大不相同，西方色彩追求对色彩的一种带有感情的客观反映，如莫奈画的《干草堆》为例，就是在短时间激情作用下对自然景物的认真研究，而中国绘画的色彩要主观自由得多，象青绿山水的设色，虽与现实色彩去之甚远，却有富丽堂皇的效果，又比如陈洪授笔下的水仙，叶子只有一个绿色，却很沉着、凝厚，这个绿本身所表达的美，已经足够让我们欣赏的了。
中西绘画从审美标准的角度看，所存在之差别，概括起来说，西方绘画是以形体、色彩为表现手段，以画家的本性出发，激情张扬、性格外露，追求动态美的外向形艺术，而中国绘画，则是以线条、黑白为主要表现手段，从修心养性出发，自然含蓄，清雅平和，追求静态美的内向形艺术。
「四」
文化思想的不同，造就不同的艺术家，而不同的艺术家又是不同文化的创造者之一。因中西方绘画在哲学思想、行为目的、审美标准等方面存在的本质差别，中西方的画家们在人生观、价值观、研究内容等方面自然也大不相同。
人生观，笼统的讲，是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与世界观相一致。它
包含人们对人生的意义、目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指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决定着我们的人生追求。人生观自有多种，宗白华先生有一个概括分类，可作为我们谈论的标准，他将人生观分为三类九种，见下表：
乐观 乐生派 激进入世派 快乐派 超然派 旷达无为派 超然入世派 消闲派 悲观 遁世派 悲观自残派
消极纵乐派
西方画家在唯物主义的思想下，本着入世的态度追求动感的美，自然不会是超然派的人生观，而是以乐观为主悲观为辅，又集中体现在乐观的激进入世派与悲观的悲愤自残派。
从希腊雕塑人性化表现至宗教画盛行，世俗生活内容绘画的涌现，
及后来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产生，画家们无不感人生之忧、唱美好之词，面对社会，以激进入世的人生观，抱一腔激情慷慨入世的。西方绘画大师笔下的著名杰作，很少是在隐逸山林，自娱自乐的情况下画出来的，大都产生于闹市，服务于社会。乐与悲是相对的，又是相互转化的。在西方绘画乐观的激进入世中，我们常常会感到一点悲愤，而“愤”的成分又多一些。象德拉克罗瓦的历史题材绘画《土耳其与希腊目前战争的场面》、《塔朗斯诺南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等。这种悲愤的情绪进一步发展成悲愤自残的悲观人生观，如行为艺术今日之风行。西方画家们人生观的这种乐观与悲观的双重性，因时代不同，所占分量也不同，大体说来，可以以外在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巴洛克艺术为分界，在此之前以乐观为主，在此之后悲观渐重。中国画家们在唯心主义思想下，本着出世的态度，追求静态的美，其人生观也大都是超然派，超然是对乐观与悲观的一种超脱。绘画在他们眼中是一种“闲情雅志”，从而大都以超然消闲的人生观看待人生，以近庙堂为耻，稳山林
为志，远繁华喧闹，近寒泉古寺，静观八荒之茫茫，长吟大河之滔滔，放荡形骸，悠哉悠哉。
中西方画家们因人生观之不同，价值观也不一样，集中体现在对绘画本身的价值。主要有两方面，即绘画的社会价值及经济价值。西方画家对于社会的价值有着直接的追求，他们频繁地向社会展示着自己的作品，以扩大社会影响毕加索曾一个星期就搞一展览，多种“沙龙展览”、“艺术博览会”也很多。对于各种比赛性质的活动，画家们大都非常重视。而在中国，展览这种行为只是近代的事，对于社会的承认与否，画家们大都非常重视。而在中国，展览这种行为只是近代的事，对于社会的承认与否，画家们也很少耿耿于怀，这种态度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对自我极强的自信，龚贤曾说自己绘画的价值五百年后自会被人们认识。徐渭于《墨葡萄图轴》题诗中自题：“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虽然无处卖，却还是明珠啊。
在绘画的经济价值方面，西方画家常以自己的作品能产生理想的经济效益为荣，因为西方画家大多以绘画为生活手段，自然要注重商业性。安格尔曾感慨地说：“艺术家之所以去参加展览会是为了利，为了画些奇怪的题材去碰运气，这种题材能够产生效果，并导致一笔好买卖。这样，沙龙等一个画店，一个充斥着货物的商品陈列室，在那儿，商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