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集王圣教序碑
《怀仁集王羲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咸丰三年十二月（672年）由怀仁和尚集王羲之书，诸葛神力勒石完成。碑石内容包括五个部分：1、唐太宗亲自撰序；2、唐太宗答敕；3、李治作记；4、李治
怀仁和尚在唐太宗时居住长安弘福寺，他并不以书法著称。可是，他做了一件使他的名字在书法是史上流传下来。
初唐时，玄奘法师从印度取经回来，于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把佛经翻译成汉文，太宗曾为他做了一篇三藏圣教序想得到王羲之的字刻在碑上，以垂永久，命弘福寺怀仁用王羲之的字集成，怀仁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逐字集成，完成了这幅林中之作，我们说集字虽不是创作，但要做到原字相似，却也不容易，而且在集字过程中，有部分字甚是难寻，怀仁则用重金去买，如不成，就将个字拆散再组合，故人们也称其为“千金碑”。又因为这座碑石荟萃了历史上三位最为辉煌的历史人物太宗李世民、佛学家玄奘法师、书圣王羲之，所以也称“三绝碑”。
碑石书法，清秀自然，流畅舒缓，成为学习王羲之行书的最好典范。
【位置：第三展室东侧】
【对象：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曹全碑、唐公房碑、孔子庙堂碑、颜
勤礼碑】
1．宋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
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方篆书碑。这座碑石叫做《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它刻立于北宋咸平二年，即公元999年，是由北宋和尚梦英书并自序。碑文的内容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偏旁部首共540个字，梦英将其全部用小篆书写，又在每一个小篆下加上一个或两个楷书注音。篆字下对应一个楷书的，下边一字就为上边篆字的读音；如果对应两个楷书，则要用前一字的声母和后一字的韵母相拼，这是我们古代的一种注音方法，叫“反切法”。比如“秃”字，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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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答词；5、心经。由于碑首上刻有七佛像，亦称《七佛圣教序》。
用“土”和“禄”两字来注音的。
小篆这种字体主要流行于秦朝。秦始皇统一文字后，李斯等人就把中国的文字规范为了小篆。篆书虽然字形优美，但因为笔划繁杂并不便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因此，当汉字历经了汉、隋、唐，到北宋时期，已经演化出了隶、楷、行、草等不同的书体，小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越来越少，而梦英所书的这方碑石就像一部字典一样，可以方便大家学习及识别小篆。在字体上梦英也按照小篆规范，一扫几百年相沿的讹谬，使篆法归于正确规范，成为宋代书坛一绝。
梦英篆书的这方《偏旁字源碑》同时也为后世研究汉字形体结构及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模本。篆书较形象地表现出了中国古代的造字六法（又称六书），即象形、形声、会意、假借、转注和指示。如“男”字，就是一个会意字。篆书的“男”字，左边一个“田”字，右边为一个“力”字，又像是农具铁铲的形状。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为男耕女织的社会，男子是田间劳作的主要劳动力，而“男”字的结构便体现出了“男耕”的含意。
就其书法来看，梦英为北宋时期一位非常著名的篆书名家。此碑的书法用笔劲健，圆笔藏峰，体势婉转千柔而又韵味悠长。难怪乎在《梦英诗碑》中曾有32位名士为其作诗称颂。这些名士多为朝廷命官，也有文人雅士，梦英以一名和尚倾动朝野，可见他书法影响之大，为世人所仰慕。
2．曹全碑
我们知道，小篆是我国文字第一次统一的产物，它是在秦始皇时由李斯等人进行规范完善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实际的需要，文字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在秦朝末年时，有一位隶御叫程邈，他把小篆变圆为方，化繁成简创造了隶书。隶书因为笔划简洁，字形优美，在两汉时期得到推广和发展。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碑林就收藏了一方保存完好的东汉名碑，接下来我们就来领略一番汉隶的特色。
我们眼前这方《曹全碑》刻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它是我国现存汉碑中极负盛誉的一方精品，同时也是碑林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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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全碑》是为汉灵帝时期郃阳县的县令曹全所刻。曹全曾经征战疏勒，立下了赫赫战功；在为官期间，政绩清廉，吏民称颂，因此他死后，当地的老百姓及官吏出资为他刻立了这座碑石。碑文主要记录的是曹全的生平和功德事迹，但其中也涉及到一些东汉时期的历史事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甚至有些内容还弥补了史书的空白。比如碑文对汉末“黄巾起义”的描述，说起义曾经波及到陕西郃阳县，郃阳县的农民郭家等带领众人积极响应，震动很大。在碑阴还刻有当时出资人的姓名。
虽然这座碑石的书者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其书法却历来被书家们所推崇，被奉为汉隶成熟时期飘逸秀丽风格的典型。东汉时流行隶书，而隶书讲求波磔之美，即“蚕头雁尾，一波三折”。此碑的书法将隶书的特征及美感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结字匀整，秀润典丽；用笔方圆兼备，刚以柔出，它在书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再加上《曹全碑》不但书法优美，而且石质坚润，刻工精良，所以历千余年而字口清晰，棱角分明，成为汉碑中的精品。
3.唐公房碑
下面，我们欣赏到的这方碑石也是一方汉碑，叫做《唐公房碑》。它刻立于东汉，碑文记述了东汉王莽时期，陕西城固人唐公房学道成仙，携妻子、六畜、房屋飞升上天的故事。后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成语就是由这里而来。此碑的碑文用隶书写成，书法奇特，但因为刊刻时间较早，到唐宋时已经漫漶，今天就更为严重了。
《唐公房碑》与我们之前看到的唐碑相比，形状较特别。它是一座圆首碑，在碑首之上还刻有三道弧形的凹槽，称为“碑晕”，碑身有一圆孔贯通，称为“碑穿”。其实《唐公房碑》的形态体现出了汉碑形制的典型特征，它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碑刻形态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的“碑”字出现很早，在先秦的史籍中就有了记载。早期的碑主要分为三种，其质地和形状都不完全相同。一种是形状较规整的竖石，立于宫殿门前，用来测日影，确定时辰。二是不规整的石柱，置于宗庙院内，以栓系家畜牲口。这两种碑统称为“庙碑”，后来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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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为用以歌功颂德的纪功碑。第三种是立于墓穴的四个角上，用来安装辘轳、引绳下棺的厚木板，称为丰碑。最初丰碑在葬仪完毕后就被埋入墓穴或废弃于墓地，后来人们利用它刻录死者姓名、生卒年月等内容，逐渐演变为了后期的墓碑。而汉代，尤其是东汉便是碑刻发展和演变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碑刻的质地、形式、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原来那些立于宗庙之中的竖石失去了测日影、拴牲畜的功用，而被刻写上了纪功颂德的文字；立于墓穴的木板也演变成记录死者姓氏、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的石质墓碑。也就是说，从汉代起，碑才成为了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树碑立传”的碑。
汉碑因为正处于碑石的发展时期，它们的形状还未形成定制，一般可分为三种形式，即方首碑、圭首碑和圆首碑。方首碑实际上是一块长方形的竖石，造形简单，如《曹全碑》；圭首碑是上锐下方的尖头碑， 如《苍颉庙碑》，因整体形似古代一种上尖下方的礼器“玉圭”而得名；圆首碑，碑头呈圆形，如《唐公房碑》。奇妙的是，在汉代的碑石上，我们仍能看到很多前朝“碑”的遗迹。比如《唐公房碑》上的几道装饰用的碑晕，它的雏形就是古代下棺时，刻于木板上用来羁勒绳索的凹槽。当墓穴旁的木板、竖石不再作为下棺的支架所用，其上的凹槽也失去了它们原本的功用，于是被人们演化为一种纯装饰性的纹样。再往后发展，人们在晕纹的两端又雕出了垂下的龙首和四个爪子，于是弧形的晕纹不再只是简单的线条，而变成了造型简洁的龙身。再后来，龙身上出现了片片鳞甲，雕工也愈加精湛细腻，到了隋唐，定型为碑首上一种固定的装饰——无角的黄色小龙，“蟠螭”。
4.孔子庙堂碑
中国书法最鼎盛的时期是在唐代，其中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被合称为“初唐四大家”，他们融合了南北书风，创立了新的楷书典范，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上一个展室，我们已经欣赏到了欧阳询、褚遂良的作品，接下将要看到另一位初唐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
《孔子庙堂碑》初刻于唐武德九年，即公元626，由虞世南撰并正书，碑文记述了高祖立孔德伦为褒圣侯并新修孔庙之事。此碑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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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碑刻中杰出之作，也是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据说碑石刻成以后“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所以不久之后，原碑就毁掉了。后来武则天又下令重刻了一方，也毁掉了。我们面前这座是宋代建隆、乾德年间由王彦超重刻于陕西西安，故俗称“陕本”或“西庙堂”；另还有一方较著名的翻刻本为元代时重刻于山东城武的“城武本”，或称“东庙堂”。
虞世南初仕陈、隋，入唐后，官至秘书监，封为永兴县子，故世称虞永兴或虞秘监。他曾为弘文馆学士，经常与太宗谈古论今，商讨国事，很受太宗的崇敬。太宗称他有五绝，即德行、忠实、博学、文辞、书翰，其中“书翰”最得太宗赏识。虞世南的书法师承隋代的智永禅师，又继承了二王的遗风，而太宗酷爱二王书法，所以经常在政务之暇与虞世南共论经史、书法，最后还下诏要虞世南亲自教授自己书法。
虞世南的书法，法度严谨、方圆互用、刚柔并济，堪称唐楷风范。他尤其擅长写“戈”字一笔，充分伸展，匀圆精美，很富有特色。据《书断》记载，有一次，唐太宗习字，空“戬”字的戈笔，请虞世南填上。唐太宗满意之余，拿给魏征欣赏。魏征看后，说道：“仰观圣作，惟戬字戈法颇逼真。”意识是说，整幅作品，只有“戈”这一笔写得最惟妙惟肖，太宗听后，对虞世南更加钦佩不已。后来虞世南去世，太宗更感叹从此无人可与论书矣。如果大家感兴趣，不妨也在碑文中找出一个戈字，欣赏一下虞书最富特色的一笔。
5.颜勤礼碑
在这个展厅中，我们还能看到颜真卿晚年的另一件代表作——《颜勤礼碑》。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为了纪念他的曾祖父颜勤礼而立，由颜真卿亲自撰文并书写。因为没有刻写年月，对于这方碑石的书写时间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刻立于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为颜真卿71岁时所书，；一说是刻立于唐大历三年（公元768年），颜真卿60岁时书写。由于这座碑石长期掩埋于地下，直到1922年才在西安出土，历史上未经椎拓，因此碑文保存完好，也是现在留存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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