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出神的意识状态”的作用下，作为诗人的北岛，“他听到我们寻常人听不到的声音。他看到我们寻常所看不见的活动和境界”他创作出了我们寻常人创作不出的这些颠倒客观真实的优美诗句和动人篇章。
(作者：河南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责任编辑：彭文博)
王蒙小说的反讽艺术
刘成勇
王蒙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色是反讽。所谓的反讽，原本是一种修辞格，指的是所言和所指相反或矛盾的具有嘲讽意味的修辞手法。到了以瑞恰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那里，反讽上升为文学的最为基本的创作原则和结构原则，反讽叙事也成为现代小说创作的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反讽叙事主体看待生活和人物的眼光是超然的，他可能对生活持有一种看法，但这种看法是在生活与语境的悖论中自动显现出来而不是靠主体的评判或议论传达出来。作者以一种“余裕”的心态进行写作，是对生活的“破执”而不是“执着”。因此反讽叙事既能“入生活之内”又能“出生活之外”，从而能更好地表现生活的悖谬甚至是荒诞之处。
反讽就其意义形态而言，可分为言语反讽、情境反讽和总体反讽三种，这是一个由表层到深层的序列过程，分别在语言形式、叙述方式和哲学思想等方面体现了不同的的反讽形态。
一
言语反讽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反讽形式。它主要靠文字自身的扭曲和变形以在语言外壳和真实意指之间制造断裂，让二者形成一种矛盾或反向关系，增强语言自身的张力，涨破有限的语言空间，实现意义增值。应该说王蒙的小说语言丰富多变，富有实验性。
词语在字典里的含义基本上是固定的，人们一般也在这个固定的意义上交流信息。但一旦将词语放置在一个与自身不兼容的语境中，使语义内涵夸大或缩小，则会产生反讽效果。如小说《海鸥》中的一段话：“你的恶毒的笑容使我后背冒着凉气。人人犯错误，不是说，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吗?大家轮流，机会均等，自由，平等，博爱!“自
由、平等、博爱”本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庄严肃穆的词语，当它们被用来修饰“犯错误”这一事件时，就缩小或者说抽空了这些词语的语义。在《杂色》中，“这第二碗奶茶已经不是为
了充饥，而是为了享乐了，这也可以叫做为喝奶茶而喝奶茶，为吃馕而吃馕，为艺术而艺术以及什么为活着而活着吧?”其中的“为活着而活着”则是语义的扩大，将一世俗行为提升到与“为艺术而艺术”相等的精神地位。无论是语义的扩大或缩小，都会产生一种滑稽感。但这种滑稽并非是仅仅带来感性的愉悦，不是漫无边际的追求喜剧效果。它总是处于文本理性价值的统摄之下，立在语词背后的仍然是其惯有的文化含义。即使是在不利的语境中，“自由、平等、博爱”、“活着”等词语并没有丧失自身文化品格，仍然显示出其沉甸甸的生命重量。
戏仿是文本语言对某种话语体系的模仿，结果是模仿的话语因和语境的不协调而造成一种戏谑的效果。一般而言，戏仿总是模仿威权话语，是“故作正经”。而作者的目的是要拆解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象，所以“故作正经”就以“其人之道”消解了“一本正经”身上的神秘面纱，暴露了神圣话语体系的虚伪和虚无。“??一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们要整顿治安，维护秩序，于是流氓与小偷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要禁毒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这是《蝴蝶》中张思远的话语，充满了自信和乐观。《圣经》中有这样的句子：“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张思远的话是对上帝的语言的戏仿。上帝拥有创造世界的绝对权力，他创造世界依靠的是语言的力量。张思远不是上帝，那么其宏大话语因为缺少了这么一个前提条件而变得软弱无力。从语义置换和戏仿可以看出，言语反讽就是语义对符码的反叛，所指对能指的挣脱，在近乎游戏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作者对历史、现实的讽刺和批判。
二
情境反讽是将反讽从语言层次扩大至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情节或场景，反讽效果来自于情节发展与主体意识、情节表层意义与作者真实意图、情境透露的价值判断与社会观念和行为准则之间的对立与悖逆。“南辕北辙”也许是对情境反讽的较为形象的概况。长篇小说《青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青狐与她崇拜的、简直可以与毛主席相比的人生偶像杨巨舰观看一部难得一见的内部电影。(就凭这一点，青狐也应该崇拜杨巨舰。)青狐渐渐的就将杨巨舰与电影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杨巨舰每天都沉浸在对中国的与世界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机制、官员作风与士农学商的命运的研究当中，不就与天才的沙俄海军军官李姆斯基·柯萨柯夫的沉浸于音乐一样吗?”正当她陶醉于对杨巨舰的遐想之时，“她听到杨巨舰的愈来愈大的呻吟声”，原来是杨巨舰的疝气此时发作了。阳春白雪的高雅氛围立即就被冲淡消解，杨巨舰的伟大化为委琐。粗鄙丑陋显示了颠覆性的反讽力量，否定了不可冒犯的神圣崇高。杨巨舰也是一凡夫俗子，是青狐自己在心中构建了杨巨舰的高大形象。如果不是全知叙述者适时地让杨巨舰暴露出自身的凡俗，青狐将会永远地膜拜于男权神话之下。在“疝气发作”的具有讽刺性的场景中，杨巨舰高大形象的虚妄和青狐内心的失望同时呈现出来，文本叙事也由此发生逆转。
从反讽的角度看王蒙的小说，大致可分为客观表现的讽喻性小说和主观解剖的自传性小说。前者的反讽力量在于“叙事中讲述声音与事件声音的错离”，也就是在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事件的客观防述之间存在着对立和反差，突出表现了情理的悖谬性和情境的不合逻辑性。例如《说客盈门》中的一段文字：
他矜持地、无力地和丁一握了一下手，然后踱着步子，并不正眼看丁一一下，开始作指示。??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他认为这种书面批语式的指示已经够丁一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了。他悠悠地踱着步子，撮着牙花子，慢吞吞地吐着每一个字，好像是在掂量每一个字的份量，又像是在砸摸每一个字的滋味。是的，他的话语犹如五香牛肉干，浓缩，醇厚。 叙述者似乎是以欣赏的语调描写“他”的领导水平，而“他”的“矜持”、“无力”、“不正眼”、“撮着牙花子”却与实际意义上的“领导水平”不符，显得矫揉造作、虚张声势。事
件声音表面上看是与叙述声音相对抗，事实上它以否定叙述者声音的方式应和了作者的真实意图，在不动声色中传达出反讽意味。 主观解剖的小说较为复杂一些，因为作者与作为反讽对象的人物距离过近，无法绕过情感上对反讽对象的同情和怜悯，但反讽对象身上又确实存在着文化人格的欠缺或者说文化人格与社会的格格不入。所以这类小说中的反讽不再是冷峻犀利的“冷嘲”，而是温和善意的“热讽”。人物叙述者进入到人物内心世界，在人物的自我否定、自我反思中达到反讽效果。《失态的季节》中，钱文因吃了顿西餐被划为右派。在对其行为的愤怒声讨中，钱文进行了虔诚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他越虔诚，越能让人体会到知识分子生存的悲哀和艰难。他越是严肃、庄重地对待自己的改造，人们越是能体会出其中的滑稽可笑。这样的反讽具有双重指向：既指向知识分子人格的孱弱，又指向造成人性异化的意识形态，同时又不失含蓄幽默的美学风格。
三
如果情境反讽扩大至整个文本，上升至主题思想层面，与现实生活世界形成对立，就出现了总体反讽。总体反讽是以文本为参照显示出来的现实世界价疽体系的根本性缺陷和裂隙，是对世界本源的悖谬性质的深刻体悟和忧郁观照。总体反讽的运用，是因为“认识到一个事实：世界在本质上是诡论式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体性。”因此总体反讽的力量来自于对世界和人生的荒诞性存在的深邃认识和自信把握，体现出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悲悯式思考和关怀。
革命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人性远离异化之途的自我回归。但“季节系列”似乎提供了一个反题：人性在革命的激荡中更加萎靡不振、扭曲变形，革命与人性背道而驰。钱文们在革命的名义下为了生存而释放着人性的丑陋，互相揭发、排挤、打击。经过革命洗礼的钱文们得到的竟是人性的荒芜，越真诚地追求革命，越看不清在人性追求上的迷失，这就是历史的荒诞之处，就好像《悠悠寸草心》中人物的想法那样：“八年自己人的监狱也并没有白坐。是个总结的好机会，比住几年党校还强。在监狱里，我回忆我参加革命以来，特别是当地委书记以来的所作所为、所得所失，一天一天，一件一件的，我受了委屈，可我委屈过别人没有?”面对苦难，自我解嘲一番仿佛就卸去了历史对我和我对历史的责任。如果可以将“季节系列”中的荒诞成因归结于灾难从而为人性异化找到了根由的话，《青狐》中的荒诞却在平静俗常中显现出来，就像小说中的王楷模说的：“历史有时候虎头蛇尾，有时候昙花一现，突然变脸，冷锅里冒热气。历史常常患流行感冒、疟疾、便秘，蛮不讲理却又怎么说怎么有理。”看来生活中的荒诞仿佛是从历史深处生发出来的，无处不在而又根深蒂固。面对荒诞，作者又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叙事智慧应对这种人类终极困境呢? 总体反讽并不是以文本世界否定掉现实世界，而是以一种超越的目光、宽容的心态对待笔下的芸芸众生和他们生活的世界。所以倪吾诚、钱文们、青狐、杨巨舰等人都在作者的同情和怜悯之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尖酸刻薄的后面有温情，冷嘲热讽的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王蒙的智慧就在于他不是孤立地看待人性的缺陷，而是将其置于历史和世界的整体语境中为这种缺陷寻找宽宥的理由。面对被理性和权力编织的宏大历史和现实世界，个体除了应和与适应，除了谨小慎微地满足那点可怜的人生欲望，几乎无所作为。这一发现带有一丝悲观主义的色调，但对于被历史潮流裹挟着踉跄前行的个体来说，也许是自我安慰、自我解脱的最好借口。面对存在的根本性的荒诞状态，既然无力反抗，无力改变，并且又不愿沉沦，不愿苟且，那就以超然的心态去看待它，让荒诞在反讽中失去悲剧性色彩；既然无法改变世界，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态，毕竟“活下去”就昭示着存在的意义所在。
反讽无论是作为修辞手法、叙事方式还是哲学思想，都使王蒙能够更为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智慧和思想。从语言层面来看，王蒙任意地驱遣、粘连现代汉语的组合，让词语的含
义在长句式和短句子铺天盖地的结合中、在大词小用、小词大用、庄词谐用、正词反用的戏仿和错置中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从叙述层面来看，王蒙善于将人生中具有悖谬性质的事件或细节夸张、变形、放大，在与一个不容纳自身的语境中含蓄冷静地体现出反讽的力量。从哲学思想层面来看，王蒙看到了世界和人生的缺陷，他没有对之进行启蒙式的批判和责难，而是以大慈悲的胸怀宽容了一切，体现了人道主义式的理性辨证精神。三种反讽形态既各有其功能特色，又交融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王蒙式”的反讽写作。 参考文献：
[1]余向军：《论小说反讽叙事的美学功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l2期。 [2]赵毅衡：《新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6年版，第l83页。
[3]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l983年7月版，第26页。 作者：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责任编辑：彭文博)
文学的承诺
王飞
文学宛如永不褪色的旗帜在人类精神殿堂的上空迎风招展，文学仿佛异彩纷呈的画卷在人类追逐幸福的旅途伸缩翻转。面对生活中的诸多痛苦和不幸，文学必须做出承诺并对痛苦与不幸的生活进行创造性地修补或重组，文学家只能以坚韧不拔的态度来校正世俗的偏见和陋习。所以，南唐后主李煜之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对于罪犯的同情是无止境的”，冰心之散文“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曹禺的戏剧“只是让人感到腐朽的恶势力必然死去”。文学的承诺的根本实质是为了更好地回应精神生活的期许，坚守文学的承诺会使文学创作不断编织人类的梦想与愿望。
文学的承诺之一：为生活寻找到诗意 文学之所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因为文学为单调琐碎的生活寻找到诸多诗意。鲁迅的小说《故乡》用“回乡之旅”的沉重感受去激发重建诗意生活的信念，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用“纷乱之情”的心路历程去引发诗意生活的憧憬，余光中的诗歌《乡愁》用“亲情离散”去展望诗意生活的遐想，曹禺的戏剧《雷雨》用“家庭罪恶”去唱响诗意生活的颂歌。文学之所以贵为文学，就是因为它为生活增添了无限诗意。 文学高高扬起的艺术律令的鞭子，催促文学家兑现为生活寻找到诗意的承诺。文学家调动艺术智慧和运用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之笔，去建构人世间不曾拥有的精神世界，去寻找人类心仪已久的诗意栖居方式。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客观复原，也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肆意遐想，也无论是现代主义的夸张变形，也无论是后现代主义的杂然拼凑，这些都是为了兑现为生活寻找到诗意的承诺。
这种诗意的承诺就是为了回应人类心灵深处渴盼已久的精神幸福彼岸的召唤之声。为了更好地回应如此召唤之声，文学家总是在文学的想象世界中不断克制自己的心灵冲突并不断校正自己的心灵，列夫．托尔斯泰不得不修正对家庭叛逆者安娜的描述和评价，巴尔扎克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情感来凸显贵族阶层的堕落和残忍，曹雪芹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怀旧情怀来披露封建家族的危机和崩溃，巴金不得不按捺亲情眷念来批判大家庭的冷酷和阴暗。文学家的根本意图是为了营造诗意生活所具有的真正的美丽，尽管展示在读者眼前的是悲剧命运的种种不幸，但仍然是为了警示提醒读者重新探索超凡脱谷的生活和卓然不群的情趣。诚如钱谷融所言：“世界是我们的，我们要善于经营它，加意修饰它；而最要紧的是要用艺术来美化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世界格外的灿烂，格外的神奇壮观!”简言之，读者之所以如痴如醉般热爱着文学，是因为文学使读者发现生活的确值得拥有和人的确值得活着。
坚守为生活寻找到诗意的承诺，意味着文学家绝不能沉迷于描述阴暗、琐碎的生活，也
意味着文学家绝不能陶醉于勾勒卑劣、残忍的人性。文学家无论描述怎样的生活，文学家无论勾勒怎样的人性，都切莫忘却为生活寻找到诗意的承诺。所以，文学家总是能从阴暗、琐碎的生活表象中发现生活本质的至纯与至真，总是能从卑劣的人性表象中窥见崇高人性的身影。文学家之所以如此对待生活，其根本理由是为了寻觅更加惬意温馨的生活。 坚守为生活寻找到诗意的文学承诺，意味着文学家树立起高尚纯正的生活观、价格观和艺术观。就生活观而言，文学家更应当看重迥异于世俗生活的精神的幸福、愉悦和满足；就价值观而言，文学家更应当看重精神追求的超拔、脱俗和神圣；就艺术观而言，文学家更应注重艺术创造的尊严、价值和使命。夏志清曾说过：“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6]由此观之，“人的文学”必然应当是相信人、尊重人、提高人的文学，文学家笔下的人的生活无论怎样千姿百态、变幻无穷都应当蕴含着遐想不尽的诗意人生，文学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就是为芸芸众生尽力寻找生活蕴含的遐想不尽的诗意人生。为生活寻找到诗意，这就是文学必须做出又必须兑现的承诺。
文学的承诺之二：让灵魂焕发生机
无论是对作品人物，也无论是对读者自身，文学必须坚守和兑现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就作品人物而言，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必然要求文学家把作品人物的灵魂打上人类共通普适的思想感情的印迹，也必须要求文学家用作品人物的灵魂开辟出人类精神家园的新领地。所以，文学家笔下的人物灵魂是那样独具特征、鲜活灵动，无论高尚或卑鄙，一切既陌生而又熟悉。就读者而言，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必然促使读者从作品人物的灵魂观照中反省自己的内在灵魂，作品人物灵魂就是读者自我灵魂的鞭策、激励和校正，读者自我灵魂渐升渐高摆脱了世俗利害纷争的缠绕。
坚守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必然要求文学家在发掘人物灵魂上应独具慧眼，发别人所未曾发，见别人所未曾见，感人所未曾感，作品人物灵魂的往来去归折射出文学家心灵世界的匠心独运。卡夫卡可以用寓言的方式昭示心灵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倾情于现实在个人心理上投下的阴影的分析，加缪有意把人物心灵的荒诞和悖谬放大，鲁迅对人物心灵世界的解剖是一种社会现实的拆解和重建。文学世界里人物灵魂活跃奔腾、栩栩如生，既立足于现在又隐约指向未来，这充分显现出文学家对现世人生的悲悯情怀和对理想生活的赤诚热爱。 文学家把上述的悲悯情怀和赤诚热爱投射到对人物灵魂堕落沉沦的顽强救赎上。鲁迅曾坦言：“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人物灵魂的麻木、残忍、愚腐、沉沦扑面而来是那样触目惊心，是那样暗淡凄凉和莫名感伤。文学家的真正本意不是告诫读者这个世界已经不可救药，而是提示读者这个世界必须尽快改变。文学家笔下的心灵世界仿佛《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镜，读者观照“风月宝鉴”镜反面的丑陋和可怕反而会有助于读者自我灵魂的警醒和提升。所以，文学家越是描述人物灵魂的不可救药，就越是督促读者反省自我灵魂。不是文学家笔下的人物灵魂缺乏生机，而是文学家用貌似缺乏生机的人物灵魂召引着读者自我的灵魂焕发生机。 让灵魂焕发生机这个承诺不回避作品人物灵魂的种种卑劣性，这种种卑劣性有助于读者自我灵魂闪烁出耀眼的光芒。让灵魂焕发生机这个承诺也不回避作品人物灵魂的伟岸和正直，这种伟岸和正直有助于读者自我灵魂融入理想的精神王国。文学家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落实到塑造圆形人物形象上来，其笔下人物灵魂或正或反或雅或俗或高尚或卑劣都在情理之中而又在读者意料之外。人物灵魂伴随着读者的智慧灵光闪亮登场，一切是那么魅力四射，一切又显得是那样飘逸洒脱，读者情动于中、欲罢不能，痛定思痛萌生出改变自我灵魂的设想与憧憬。所以，让灵魂焕发生机的承诺具有两重的任务，既要求文学家创造出生机勃勃的人物灵魂，也要求文学家隐约启发读者努力营造生机盎然的灵魂。 文学的承诺之三：使信仰扎根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