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最先写出的《雷雨》的部分是第三幕四凤对母亲发誓的部分，在第三幕中，四凤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紧紧抓住四凤不放，周冲把四凤当作自己的“引路人”，鲁妈怀抱最后一线希望，女儿不要走自己的老路，以摆脱从前的噩梦；周萍，则把四凤视作自己“心内的太阳”，渴望她能“把他从冲突的苦海中救出来”。但四凤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多少有些虚荣心的女孩，又没有文化，是不可能实现这些人各自的“想象”的。所有人的借助四凤的挣扎，在四凤那里都成了一种威逼，这也是残忍的。戏的最后，最不应该死，最年轻的四凤和周冲死了，最不愿意活着的繁漪与侍萍却偏偏活下来。这就是残酷，如曹禺自己所言：“这堆在下面蠕动着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跌在沼泽里的嬴马，愈挣扎，愈深深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
但挣扎与残酷，并不是作者提供给读者和观众的惟一的戏剧感受，曹禺还特意设置了序幕与尾声，使观众能从剧情的紧张冲突中超拔出来，冷静地，以悲悯的，上帝式的眼光来看剧中的人物。序幕发生在十年后的周公馆，此时已成为教会医院，楼上楼下分别住着两位发疯的老妇人——繁漪和侍萍。一位老人——周朴园来看她们，而正好有一对姐弟偶然闯进来，听了十年前这一段故事。《雷雨》的尾声，完成了周朴园的形象，周朴园已经衰落，眼睛深沉而忧郁，在低唤着侍萍。而一名修女拿着一本《圣经》在读着。这就暗示出了周朴园的忏悔。 74、《北京人》当中的曾文清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北京人》写的是北京没落的封建家庭祖孙三代的性格和命运。曹禺的笔触已经从早期对于人的生命意识和命运的刻划，转向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审视，这和整个抗战期间为了复兴中华民族而向历史探索的知识界总体精神氛围是一致的。他把审视的重心不再放在已经衰朽的曾家老一代曾皓的身上，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在他此前的剧作中已经体现；曹禺写的是壮年的一代，北京的没落的贵族文化，是如何把人消磨成生命的空壳的。曾家长子曾文清，作者是这样写他的生长背景的：“他生长在北平的书香门第，下棋，赋诗，作画，很自然的在他的生活里占了很多的时间。北平的岁月是悠闲的，春天放风筝，夏夜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在霁雪时的窗下作画。寂寞时徘徊赋诗，心境恬静时，独坐品茗，半生都在空洞的悠忽中度过的”。这种生活确实有它悠闲、高雅的一面，但对于一个正当年的人，生命只能消耗而不能创造，最终就会将生命的意志和热力都侵蚀殆尽。曾文清的妹夫也谈到了曾文清沉浸其中的文化的寄食性，他用“讲究”二字来概括：“他喝起茶来要洗手，漱口，焚香，静坐。他的舌头不但尝得出这茶叶的性情，年龄，出身，做法，他还分得出这杯茶用的是山水，江水，井水，雪水还是自来水，烧的是炭火，煤火，或者柴火，……然而这有什么用？他不会种菜，他不会开茶叶公司，不会做生意，就会一样，?喝茶?！”“做生意”是现代的成功方式的代表，“有用”的代表，作者未必是肯定这种生活方式，他主要地是要揭示曾文清的生活方式使他成了“生命的空壳”，他对生活已经完全厌倦和失望，沉入怠惰之中：“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
75、请从性别的角度谈谈小说《酒后》与独幕剧《酒后》的不同。
《酒后》的小说原作是凌淑华所作。凌淑华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女作家，多写“高门巨族”为一般人所看不见的悲哀。小说《酒后》发表于1925年，随后丁西林将它改编成独幕剧《酒后》。但由于两位作家的性别角色不同，在小说和剧本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意识也就并不一致。在小说中，女性——妻子，始终占据着主动权，她提出要求，而后又放弃要求，都出于她内心的自由意志；而在剧作中，则男性——丈夫，经常处于谈话的主导位置，他知道妻子内心的所思，也知道妻子的最终的不能行动的限度。 小说中人物一出场，就是妻子在指挥丈夫，要他照顾好酒醉的客人子仪，并且表现出对子仪的“真没味儿”的家庭的同情。男子用五四时期惯有的非生活化的语言来赞美自己的妻子：“如此人儿，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让我享到！……”妻子是“带些酒意”的提出了一吻的要求，而且作者着意写了醉酒的客人的容颜在妻子眼中的诱人之处“两颊红得象浸了胭脂一般”，妻子平日即被客人的诙谐和才华所吸引，此时还被客人外表的美所吸引，出于“钦佩”、“倾心”（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功利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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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想要吻一下客人，这是她主观意志的强烈的要求，并且要用行动来表达出来，丈夫不理解。但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还是顺从了妻子的要求。但是当丈夫答应了妻子的要求之后，她却突然胆怯了，心跳加剧，脸上发热，最后放弃了行动。妻子看似出于个人意志的自由不想再行一吻，但心跳的加速和骤停，正写出了她的激动和清醒（酒醒）过程。这就是“酒后”的真正含义，女性只有在酒后才把自己内心对一个有才华而个人身世不幸的男子的倾心和怜惜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而且想用行动来表达，这是酒给她的力量，一旦清醒（激动而醒），她就会失去行动的勇气，重新回到包裹她的文明的茧中。从始至终，都是女性一己的意志自由在起作用，丈夫在此过程中只有附和的作用，但正因为这种不来自外在，而来自内在的，女性自身的阻力，更显出解放了的女性的悲哀，这是作为女性作家的凌淑华的高明之处，这也是她的清醒的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的一种体现。
而在独幕剧《酒后》中，丈夫并不是一种附和的角色，相反，他经常能够控制谈话的局面，而且他深刻地洞察到了妻子张扬背后的怯懦。剧作家在写作中，写了夫妻两人思想的不完全合拍，这似乎是为妻子的一吻之念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而不象小说中出于一种单纯的倾心。妻子最后的不敢行动，虽然和小说的结局一样，但妻子却是慌乱的，而不象小说中是沉默的，镇定的。剧作体现的是妻子对丈夫的依赖，而小说表现的是妻子的独立意志。剧作还是体现了男性作家的性别意识，在家庭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男性，女性的向往和有限度的挣脱都是在男性能够控制的范围内。
76、简述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主要经历。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身上有苗族和土家族两个少数民族的血液。14岁高小毕业后，沈从文进入地方行伍，跟随军队走过湖南许多地方，既见识了湘军的勇武，也见多了地方上的黑暗与愚昧。五四运动后，沈从文阅读到许多新刊物，接触了新思想，渴望到外面的世界。于是，北上想进大学学习。未果，就以休芸芸为笔名写作，郁达夫、徐志摩都很欣赏沈从文的才华，是最初在文坛提携他的人。后来，胡适介绍沈从文去上海公学教书。1930年代，沈从文写出他的以湘西为主题的代表作品，主编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北方作家群中的核心人物。1937年抗战爆发后，沈从文来到昆明，执教于西南联大，成为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仍在北京大学教书。1949年之后，沈从文停笔，转而从事文物研究工作。1988年去世。
沈从文1930年代初期曾经回到家乡凤凰。为当地变化深感忧虑：“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沈从文试图通过小说《边城》来描写“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以及“目前堕落处”。1942年沈从文在他的重要长篇《长河》的题记里，把自《边城》以来的创作都说成是为了给这个民族寻找出路，探讨“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建，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可以说是沈从文1930年代至1949年之间创作的最重要的动力，他的所有创作都可以归结为为民族寻找出路。
沈从文是现代小说史上难得的文体家。他的作品在思想内涵上开创了既有别于“国民性批判”又不同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独特的对于乡村生活的观照点。
77、请谈谈老舍的短篇小说《断魂枪》的意义，要求结合具体作品的内容来谈。
《断魂枪》一开篇，就交代了沙子龙以及他所处身的时代背景：“沙子龙的镳局已改成客栈。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江湖上的智慧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老舍用非常具体的事物来描绘一个时代的变化。沙子龙是这个时代的落伍者，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在无可奈何中，沙子龙把自己的镳局改成了客栈。他要退出江湖。但他的所谓徒弟们还在凭着身上的一点功夫通过卖艺走会捧场而在各处露露脸，不过他们更希望自己的沙老师有朝一日能再显显身手，为自己撑撑腰，同时也能学个一招半式的。沙子龙的大伙计王三胜在外卖艺，被一个干巴孙老头打得落花流水，王三胜想让师傅出手教训孙老头，为自己找回面子。孙老头倒是真心想跟沙子龙学艺，但沙子龙还是不肯亮出自己当年声震西北的这一套“五虎断魂枪”的绝技，而是要带着一身本事进棺材。自此以后，王三胜们再也不认沙子龙这个师傅，还到处传言沙子龙如何窝囊，于是，神枪沙子龙渐渐被人遗忘，小说结尾写道：“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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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
《断魂枪》的难解首先是在于小说故事的内容就不是完全解得通的，其中的一个关节点是，沙子龙为什么不肯传自己的武艺呢？不传给王三胜等混混还可理解，但真心学艺的孙老者也不传，却令人费解。这就要从沙子龙对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的理解谈起。沙子龙意识到自己那个大漠长河野店荒林的世界已经被狂风吹走，他所身处的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他没有用武之地，他的断魂枪和他这个人一样，与时代格格不入。明智而无奈的选择是，放弃自己从前所从事的，于是沙子龙放了镳，但谋生方式的改变是容易的，内心信条的改变是艰难的。沙子龙内心并没有与时俱进，他仍然珍爱他的那一套武艺，因为珍爱，所以不愿意传授。即使是真心想学艺的孙老者，他也不是沙子龙的知音，因为他，并不象沙子龙，已经看清了国术的末路，孙老者还沉迷于以武术打天下的幻梦中。
《断魂枪》写的可说是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一个有过昔日辉煌的人，面对当下的落魄，而落魄的原因不是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而是与时代的脱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沙子龙也是一个末路英雄，因为他的倔强和持守。老舍曾经说过由于沙子龙这一类的“不传”，“我们祖国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遗产被埋葬掉”。这似乎是在批评沙子龙的“不传”，但从整篇小说的总体氛围来看，还是写尽了沙子龙这类末路英雄的悲凉的。
78、请谈谈卞之琳1930年代诗歌创作的基本特点。
卞之琳1930年代的诗歌创作是有不同的特点的，在1930年代早期，以写小人物为主；1935年之后，转向对智性的追求。写于1932年9月的《西长安街》，作者的写作追求可以从他后来在《雕虫纪历》的序言中见出：“（诗歌）较多表现当时社会现实的皮毛，较多寄情于同归没落的社会下层平凡人、小人物”，“我主要用口语，用格律体，来体现我深入感触到的北平街头郊外、室内院角，完全是北国风光的荒凉境界”。卞之琳的诗歌受艾略特的影响，艾略特著名长诗《荒原》写的是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之后，人类精神上的“荒凉”，而卞之琳的“北京城”，除了城市本身的“荒凉”以外，也包含着人与人精神关系之间的“荒漠”。
《西长安街》使用口语，不分段，全诗共58行，但可以从其意义上分为三节。第一节，写冬日黄昏，夕阳，老人，手杖，青年与老人各自“跟着各人的影子”走，写出了古城荒凉中人与人的不能沟通，沉默的国民。第二节，大门前的“黄衣兵”，“象墓碑直立在那里”，虽然他们看起来是令人心痛的麻木，但他们也在思念着遥远的被日军蹂躏的家乡东北，于是诗歌情绪一变，拉向了东北，诗人的愤懑也呼之欲出。第三节，诗人以自己的惯用的手法，假托一个友人，远在长安，把诗歌的触角伸向比北平更为古老的长安。
写于1935年1月9日的《距离的组织》，和《圆宝盒》、《尺八》等诗，是卞之琳诗歌当中最具有“智性”特征的几首，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距离的组织》，来看他的诗歌的思维特点，是如何将“距离”“组织”起来的。起首两句，从读史，进到罗马灭亡时期陨落的星此时才到达地球，顿时将时空的距离拉远了，从人在地球上的位置，拉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是诗歌给我们拉开的最广大的“距离”。括号中的句子，象小说中的“插入语”，说明“我”进入了梦境。在梦中看见“灰色”的天、海、路，还听见了“一千重门外”的声音。“灰色”是诗歌中出现的唯一具有感情色彩的文字。“我的盆舟”是使用印度一个典故。
79、结合周作人的具体作品来谈一下他散文“浮躁凌厉”的一面。
周作人散文总体风格是“冲淡平和”，但他出身于绍兴，绍兴师爷犀利尖刻的笔触，并非对他毫无影响。他自己就说五四时期的文章有“浮躁凌厉之气”。周作人推崇英国散文家斯威夫德的文风，认为那种“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的文章效果，是批评时政的杂文所需要的，能够“抓住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的掐进肉里去”。《碰伤》的风格就是“浮躁凌厉”的。
《碰伤》是“腐心”、“切齿”（钱玄同《和岂明五十秩自寿诗原韵》曾云：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的文章，周作人仍写得从从容容，并不直奔主题。文章从自己幻想长一身钢甲谈起；又谈到“佛经里说蛇有几种毒，最厉害的是见毒”；再谈到小时看杂书，害怕剑仙、剑侠，因为他们的剑“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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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止”。前面三段似乎与文章主旨无关，第四段才进入要谈的问题，报上登载“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而“我”并不以为奇，而是想起上述三件过去的事情，同时又联想到两三年前的两件事，渡轮碰在军舰上，都与此次的报导如出一辙。
周作人在这些新闻报导中抓到的“事件的核心”，与一般人对暴政的愤怒不同，他是看到了反动政府宣布教职员“碰伤”的语意逻辑的颠倒黑白，这更能显示出反动本性。这使他就将文章前面提到的三个“穿钢甲的我”、“见毒的蛇”、“剑仙的剑”以连续比喻的形式出现，以这种更为显见的荒谬性，来证明了反动政府逻辑的荒唐无耻。
周作人的犀利不仅表现在对反动统治者反动逻辑的揭露，还表现在对作为受害者的教职员的批评，认为“这办法是错的”。他们对反动政府心存幻想，想通过请愿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过于天真了。在一篇新闻稿中看出这两面的问题，并且都给予了深刻不留情面的批判，的确显示出五四时期周作人浮躁凌厉的文风，尤其是其背后思想的深刻。
80、请简单谈谈话剧《雷雨》的结构。
《雷雨》是一部很象戏的戏，也就是说，它的戏剧冲突很丰富，很激烈。全剧发生的时间集中在一天内——从上午到午夜两点，场景只有两个——周公馆客厅和鲁家住处，但其间展开的却是周鲁两家前后三十年的矛盾纠葛，三十年前侍萍被周朴园始乱终弃，三十年后她无意中又撞进了周家，周家的各种矛盾就在这一天集中爆发：繁漪与周朴园的多年不和，繁漪、周萍、四凤、周冲之间多角的感情纠缠，侍萍与周朴园的意外重逢，鲁大海与周朴园的斗争，鲁大海与周萍的冲突等等。
曹禺还特意设置了序幕与尾声，使观众能从剧情的紧张冲突中超拔出来，冷静地，以悲悯的，上帝式的眼光来看剧中的人物。序幕发生在十年后的周公馆，此时已成为教会医院，楼上楼下分别住着两位发疯的老妇人——繁漪和侍萍。一位老人——周朴园来看她们，而正好有一对姐弟偶然闯进来，听了十年前这一段故事。《雷雨》的尾声，完成了周朴园的形象，周朴园已经衰落，眼睛深沉而忧郁，在低唤着侍萍。而一名修女拿着一本《圣经》在读着。这就暗示出了周朴园的忏悔。 81、请具体谈谈丁西林的独幕剧《酒后》是否忠实于凌淑华的小说原作《酒后》。 我认为丁西林的独幕剧《酒后》并不忠实于凌淑华的小说原作《酒后》。
这只要考察作品当中女性所处的位置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在小说中，女性——妻子，始终占据着主动权，她提出要求，而后又放弃要求，都出于她内心的自由意志；而在剧作中，则男性——丈夫，经常处于谈话的主导位置，他知道妻子内心的所思，也知道妻子的最终的不能行动的限度。
小说中人物一出场，就是妻子在指挥丈夫，要他照顾好酒醉的客人子仪，并且表现出对子仪的“真没味儿”的家庭的同情。男子用五四时期惯有的非生活化的语言来赞美自己的妻子：“如此人儿，如此良宵，如此幽美的屋子，都让我享到！……”妻子是“带些酒意”的提出了一吻的要求，而且作者着意写了醉酒的客人的容颜在妻子眼中的诱人之处“两颊红得象浸了胭脂一般”，妻子平日即被客人的诙谐和才华所吸引，此时还被客人外表的美所吸引，出于“钦佩”、“倾心”（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功利的爱），妻子想要吻一下客人，这是她主观意志的强烈的要求，并且要用行动来表达出来，丈夫不理解。但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还是顺从了妻子的要求。但是当丈夫答应了妻子的要求之后，她却突然胆怯了，心跳加剧，脸上发热，最后放弃了行动。妻子看似出于个人意志的自由不想再行一吻，但心跳的加速和骤停，正写出了她的激动和清醒（酒醒）过程。这就是“酒后”的真正含义，女性只有在酒后才把自己内心对一个有才华而个人身世不幸的男子的倾心和怜惜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而且想用行动来表达，这是酒给她的力量，一旦清醒（激动而醒），她就会失去行动的勇气，重新回到包裹她的文明的茧中。从始至终，都是女性一己的意志自由在起作用，丈夫在此过程中只有附和的作用，但正因为这种不来自外在，而来自内在的，女性自身的阻力，更显出解放了的女性的悲哀，这是作为女性作家的凌淑华的高明之处，这也是她的清醒的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的一种体现。
而在独幕剧《酒后》中，丈夫并不是一种附和的角色，相反，他经常能够控制谈话的局面，而且他深刻地洞察到了妻子张扬被后的怯懦。剧作家在写作中，写了夫妻两人思想的不完全合拍，这似乎是为妻子的一吻之念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而不象小说中出于一种单纯的倾心。妻子最后的不敢行动，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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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说的结局一样，但妻子却是慌乱的，而不象小说中是沉默的，镇定的。剧作体现的是妻子对丈夫的依赖，而小说表现的是妻子的独立意志。剧作还是体现了男性作家的性别意识，在家庭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男性，女性的向往和有限度的挣脱都是在男性能够控制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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