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肉”，谁都想来瓜分，滋生腐败。有的还“放水养鱼”,“漫天要价”，把它看成摇钱树。针对这些问题，目前国家正在逐步加大对计划生育事业费的投入力度；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社会抚养费“收支两条线”。农村税费改革和社会抚养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体制后，原来用于计划生育的乡统筹费和计划外生育费将全部上缴国家财政，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必须要纳入政府公共支出预算体系。社会抚养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征缴分离，票款分开”。今后计划生育部门不再自己征收社会抚养费，将从源头上解决征收、管理、使用中的腐败现象。此项工作要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指出：“要把计划生育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证。逐步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计划生育事业费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到2005年末，各级财政投入计划生育事业费年人均超过10元。”“社会抚养费、乡统筹费纳入财政预算后，财政相应增加计划生育经费的投入。”
二、关于政府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扶持
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生育率较高，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的矛盾十分尖锐。由于近亲结婚和早婚早育以及各种慢性传染病、地方病发病率高，造成人口素质偏低。如果计划生育工作跟不上，使人口发展不能有效的控制，必然影响其迅速改变面貌。 为改变这种情况，就要把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国家扶贫整体的计划中，建立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工作责任制度，同步改变计划生育工作的后进状态，把帮助群众致富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使计划生育同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指出：将人口问题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坚持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两手抓，做到经济要上去，人口数量要下来，人的素质要提高。针对西部地区生育率较高、贫困人口比例较大、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状况，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强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国家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实施扶贫攻坚战略，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实施东部支持西部，城市支援农村，先进帮助后进的对口援助措施。加强干部培训，注重工作指导，改善服务设施，提高服务水平，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各级政府及涉农等部门要采取小额贷款、项目优先、科技扶持、政策优惠等措施，帮助计划生育农户增加经济收入，解决实际困难，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各级政府及扶贫开发部门应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户予以优先扶持，提高他们的生产自救和发展能力。农村继续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 三、关于捐赠
捐赠是计划生育工作经费的辅助来源。捐赠使社会闲散资金得以重新分配，有助于形成全社会支持计划生育事业的良好氛围。国家建立多渠道的筹资体制，鼓励民间捐资、社会募捐和国际捐赠。国家支持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公益基金。捐赠法对捐赠的主体、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优惠政策等作出了规定。
第十六条国家鼓励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对外交流与合作。 【释义】本条是关于国家对人口与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的鼓励的规定。 一、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科学研究
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科学研究包括：1.人口与计划生育理论研究，如人口论、新人口论、适度人口论、人口经济学等；2.计划生育技术研究，如对避孕、节育药具、技术的研究等。
根据计划生育领域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1995年颁布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办法
（试行）》、《计划生育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办法（试行）》、《计划生育新技术推广应用管理办法（试行）》等四部规章。 计划生育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科研拨款、科技贷款和科技开发项目的赢利部分，国家鼓励地方和企事业单位的科研投入，鼓励依法开辟各种性质的资金来源增加科研投入。科研经费的投入按照科研项目的实际需要，保证重点，并逐步实行匹配投资、共担风险的原则。科研经费按照合同约定及项目进展情况分年度以国家拨款、部分资助、贷款或者混合方式投入。国家对计划生育科研组织或研究工作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 二、对外交流与合作
广泛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国际形势变化的要求，也是促进国内发展的需要，对于促进国内工作并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有着不可缺少的根本性作用。我国要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拓宽合作领域，积极参与国际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多边及双边活动，学习和借鉴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和科学方法，加强对外宣传，树立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良好形象，争取国际社会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发达国家人口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增长缓慢，接近于零增长，个别国家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人口寿命长，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生活水平高；人口城市化水平高；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较高。发展中国家人口的主要特征是：人口数量大，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人口数量增长快；贫困人口比重大；人口城市化水平低；人口素质差、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口生活提高缓慢，劳动力就业压力大，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大。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就是要加强同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流，从而取长补短，实现低生育水平，减轻人口压力。 主要的国际交流活动包括：
（一）参加重要国际人口会议。主要包括：1.世界人口会议。由联合国组织召开的、世界各国代表参加的全球性人口问题学术会议。从1954年初始会议至今，共召开过5次会议。1994年在埃及的开罗召开的第五次世界人口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的主题为：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会议着重讨论人口增长及结构变化，人口政策与方案，人口、环境、资源和发展的关系，人口再分布，计划生育等问题。2.亚洲人口会议。亚洲人口会议是由联合国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召开的亚洲人口方面的区域性国际人口会议。
（二）接受国际人口援助。国际人口援助是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方面的经济援助。1989年，有129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接受国际人口援助，20世纪90年代初，有100多个国家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援助。援助内容包括资金、避孕节育药具、技术设备、人员培训、有关调查与科研项目等。目前，向中国提供人口援助的机构主要有联合国人口基金、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世界卫生组织、日本家族计划国际协力财团、洛克菲勒基金会、伏特基金会等。其中国际人口援助的机构是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该基金自1980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至今已有四期，援助金额总共1.77亿。
（三）与国际组织的合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人口、计划生育领域中，中国政府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联合国组织有：联合国人口委员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经济社会委员会人口委员会。中国政府或民间组织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国际人口方案管理委员会，人口理事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等。其中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是以各国民间性质的家庭生育计划组织为会员的国际联合组织。1952年，联合会由美国的玛格丽特?桑格夫人发起，到1990年，共有1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庭生育计划协会参加，是仅次于国际红十字会的最大的民间国际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计划生育组织。中国于1983年成为正式会员。
（四）双边国际交往与合作。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或民间组织与亚洲、非洲、欧洲、
美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科研单位和企业，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日本家族计划国际协力财团的合作项目；国家计生委同东西方中心的合作项目；国家计生委和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人口福利局的合作项目。
（五）参加国际人口学会的活动。国际人口学会是研究人口科学的民间国际机构，成立于1921年，每两年召开一次，每年举行各种人口学专题讨论会。1997年的国际人口学会在北京举行。 （六）国际组织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奖励。其中以联合国人口奖最为著名。联合国人口奖是联合国每年向世界各国和地区在人口控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颁发的奖励。联合国人口奖于1983年开始评奖，首次获奖的是中国国家计生委主任钱信忠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
第十七条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
【释义】本条是关于公民有生育权利与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的规定。 一、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如何正确看待和理解生育权，是我们进行计划生育立法不容回避的问题。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其他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因此，多年来，有一种观点主张，生育是完全自由的，生不生、生多少、跟谁生，都是当事人自己的事，不需要法律的规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社会对生育权问题提出的新的观点，就是自由且负责任的行使生育权，强调夫妻和个人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强调夫妻在行使生育权时，要考虑到将来子女的需要和对社会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但同时应当承担对家庭、子女和社会的责任。
法律规定的生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生育子女及获得与此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的权利。应当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第一，自由而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时间、数量和间隔的权利。这一理论最早见于1968年国际人权会议，声明“每对夫妻都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间隔的基本人权以及在这方面获得教育和信息的权利”。1974年联合国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第14段（F）所述，“所有夫妻和个人都有自由而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获得做出这种决定所需要的新信息、教育和方法的基本权利；夫妻和个人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应考虑到他们本人及他们未来的孩子的生活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所负有的责任。”首次明确提出夫妇在行使生育权利的同时，应当承担起对子女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1979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规定了“男女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并有机会获得使他们能够行使这种权利的知识、教育和方法”。《墨西哥建议》提出，各国政府可以做出较多努力去帮助其人民以负责的态度做出有关生育的决定。任何权利的行使也意味着责任。这里就是说，夫妇和个人应当行使这一权利，但应认真考虑他们自己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决定对其子女和他们所生活的社区的平衡发展有何影响。1994年联合国开罗“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也强调夫妻和个人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也就是说夫妻在行使生育权时，要考虑到将来子女的需要和对社会的责任。
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对权利的限制需要法律、法规的明示，如果没有明示，公民的权利是不应受到限制的。而在我国，由于人口压力大，根据国情的需要国家要求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倡公民晚婚晚育，实行计划生育，国家在规定公民享有生育权的同时，规定夫妻有实
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因此，在我国公民生育权的行使要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生育子女时间、数量和间隔时，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去做。而我国法律、法规制定的生育政策是从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充分照顾群众实际困难做出的规定。从表面上看，我国公民的生育意愿是受到了一定限制，但从国家和公民的长远利益考虑，我们对社会是负责任的。
第二，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公民有权利选择生育与不生育，不生育也不应当受到歧视。本法第22条规定，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和不育的妇女；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第三，在生育权问题上夫妻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从理论上说，生育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行为，不可能依靠单方实现，因此，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实现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应当是以双方协商为基础的，两个人共同的意愿才能实现。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都更强调妇女的生育权，如：联合国国际公约和文件中提出，“确认和重申妇女的生育自由权是赋予她们权利的根本”,“各国政府应当促进和鼓励妇女和男子平等参与家庭责任的所有方面，包括计划生育、育儿和家务”。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对保护妇女的生育权做出了专门规定，之所以这样规定并不是排斥男性的生育权，而是由于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及习惯势力的影响，使妇女的生育权得不到保障，常常被忽视、被剥夺，因而国内法和国际法都进一步强调保障妇女的生育权利。
第四，生殖健康权。1994年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了“生殖健康”的概念，生殖健康是指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过程的一切事宜上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者不虚弱。因此，生殖健康表示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活，有生育能力，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和何时生育及生育多少。公民有权获得科学知识和信息、有避孕措施的知情权和安全保障权利以及患不孕症公民有获得咨询和治疗的权利。本法明确规定，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防止非意愿妊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应当指导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措施。《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育龄夫妻双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划生育，有关部门应当提供安全、有效的避孕药具和技术，保障实施节育手术的妇女的健康和安全。这些规定都是从生殖健康的角度为保障公民生育权做出的规定。
我国政府在计划生育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帮助不孕症患者，国际上也认为“消除病理性的不孕症和生育力低弱症”是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生育权的重要方面。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草案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程中，曾规定：“育龄夫妻患有不孕症，确有需要的，可以申请辅助生育。”但考虑到人工辅助生育涉及复杂的道德、伦理和法律问题，许多问题仍有待于认识，并且不孕症的诊断与治疗属于公民的自主行为，不存在申请问题，因此，本法删去了这一规定。但从实践情况看，在我国为不育症患者提供服务是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重要内容。中央2000年8号文件提出，计划生育和卫生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密切配合，围绕生育、节育、不育共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为更好地帮助不育者实现生儿育女的愿望，许多卫生医疗机构运用了辅助生育技术，为不育者解决了困难。2001年卫生部出台了“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管理办法”，为保证这项工作的规范进行，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应当说，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不单单是为了控制人口，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提高人口素质，保护公民的生育权、生殖健康权，促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与社会进步。
二、公民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我国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由于我国人口多，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要求，从国家和人民长远根本利益出发，必须实行较为严格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是宏观人口发展与微观家庭生育计划的结合，既反映了国家的总体利益，也充分考虑到公民的实际困难。计划生育工作强调国家指导、群众自愿，这就要求国家制定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转变生育观念，规范生育行为，履行法定义务，使公民依法负责任地行使生育权。我国公民应当履行的计划生育义务包括： 第一，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时间。本法第18条对国家的生育政策作出了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根据国家的生育政策规定，公民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就是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理安排生育。公民达到法定婚龄始得结婚，结婚后可以自主安排生育第一个子女，如果要求再生育子女，就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本法将再生育子女的条件授权给地方规定，是为了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稳定。实践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已经就这一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体现着对某些特殊情况和实际困难的照顾。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比较一致的规定包括有：19个省规定，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女孩可以再安排生育一个子女；27个省规定，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可以安排生育两个子女；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规定，独生子女因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等等。一些省、区、市还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规定了其他一些可以再生育子女的情形。因此，在我国育龄夫妻决定生育子女，不但要符合本法的规定，还要符合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性法规的具体规定。
第二，依照法律规定，自觉落实避孕节育措施。根据本法规定，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防止非意愿妊娠，育龄夫妻要自觉落实避孕节育措施，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提倡已生育子女的夫妻选择长效避孕措施。这些都是公民履行的计划生育义务。同时本法还规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宣传教育，对已婚妇女开展孕情检查、随访服务工作，承担计划生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应当指导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措施。作为公民有义务配合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做好避孕节育工作。育龄夫妻不采取避孕措施或者避孕措施失败，造成了计划外怀孕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第三，对于违反国家生育政策，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公民，要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针对不同对象分别给以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本法第41条规定：“不符合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应当缴纳的社会抚养费的，自欠缴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收滞纳金；仍不缴纳的，由作出征收决定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因为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公民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给社会增加了负担，采取征收抚养费的办法，适当补偿所增加的社会公共投入是必要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具有强制性和补偿性，是要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的人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本法法律责任中还规定：“按照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他人员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对超计划生育的公民给以的行政和纪律制裁手段。
第四，公民在工作、生活中，要遵守计划生育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拒绝和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更不得采用违法手段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有违法行为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夫妻双方在计划生育工作中负有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