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关系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姚华、耿敬：《政策执行与行动者的策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⑩] 刘世定、孙立平“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
[11] 陈振明：《政策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12] 庄垂生：《政策变通的理论：概念、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探讨》，2000年第6期。
[13] 刘世定、孙立平“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
[14] 刘世定、孙立平“制度与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冬季卷（总21期）。
[15] 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谢炜：《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关系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16] “条条”是指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上下贯通的职能部门或机构，也包括部门、机构与其直属的事业单位。“块块”是指各级地方政府内部按照管理内容划分的不同部门或机构。
[17] 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政策制定》（第五版），谢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2页。
[18] 迈克尔?希尔：《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赵成根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9] 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政策解读：林权制度改革如何让农民受益》，《人民日报》2008年7月17日第2版。
[20] 贺东航 朱冬亮：《林地改革的演变轨迹与制度绩效——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三十年》，《中国农村研究·2008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2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08】10号，2008年6月8日
[22] 社会学家吉尔兹将区域化特点显著的政府政策、经济、地理、人文等背景等特殊信息环境称为“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是区域决策分析的首要因素。
[23] 张敏新、肖平、张红霄：《“均山”：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林业科学》，第44卷第8期。
[24] 黄建兴：“福建林改及有关工作汇报—在贾治邦局长来闽调研时的汇报”，载自《黄建兴厅长讲话材料（2002-2008）》，第95页，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林业改革发展研究基地内部资料，2011年编。
[25] 青木昌彦、吴敬琏：《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26] 张敏新、肖平、张红霄：《“均山”：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林业科学》，第44卷第8期。
[27] 李倩：《公共政策执行理论模式评析》，《党政干部学刊》，2006年第12期。
[28] 张爱阳：《公共政策执行缘何失真》，《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2期。
[29] 张爱阳：《公共政策执行缘何失真》，《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2期。
[30] 指示型政策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下达的指示或通知，如《关于严格控制公车私用的通知》等。指示型政策具有指导性、时效性和强制性特点。其指导性主要表现在指示或指示性通知，一般都是紧密结合工作实际，针对工作如何开展和开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而制定的，对下级机关开展工作、处理问题起着指导作用；其时效性主要表现在指示或指示性通知的执行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31] [美] B?盖依?彼得斯：《美国的公共政策——承诺与执行（第六版）》， 顾丽梅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32] [美] B·盖依·彼得斯：《美国的公共政策——承诺与执行（第六版）》， 顾丽梅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46页。
[33] 洪田村隶属福建省永安市洪田镇，全村总面积23218亩，其中耕地面积1001亩，林业用地面积18908亩，是一个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强的山村。1998年，洪田村把土地承包责任制引向山林，成功推行了村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村12812亩商品林采取按人口均分到户，联户
经营的管理模式进行大胆偿试，实现了“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目标，被称为中国林改“第一村”和“小岗村”。
[34] 朱光磊、张志红：《“职责同构’批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5] 马伊里：《合作困境的组织社会学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36] B?盖依?彼得斯：《美国的公共政策——承诺与执行（第六版）》， 顾丽梅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37] B?盖依?彼得斯：《美国的公共政策——承诺与执行（第六版）》， 顾丽梅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38] [美]哈罗德.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39]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重要文件和政策法规汇编》，国家林业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编，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40] 政策碎片化的概念源自于Lieberthal的“碎片化权威”一词。碎片化理论强调政府各部门的官僚会根据其所在部门的利益进行政策制定或是影响制定过程，一般由政府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制定，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在项目谈判中的争论、妥协、讨价还价，最后出现政策方案的分散现象。见任敏：《我国流域公共治理的碎片化现象及成因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41] “五级书记抓林改”是指“省、市（地）、县、乡、村”五个层级的党委书记和村书记亲自担任林改领导小组负责人。2010年10月，回良玉副总理在出席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百县经验交流会上，将“高位推动”作为“林改”取得显著成效的首条经验。详见《回良玉在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百县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0年10月10日。
[42] 如福建、江西、浙江、云南等省的经验。以福建省为例，该省在推进林改过程中，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工作责任制，把深化改革和生态建设的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乡，并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省政府对市、县（区）政府绩效管理内容。详见《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深化林改建设海西现代林业的意见》，闽委【2009】44号，2009年12月9日。
[4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08】10号，2008年6月
[44] 回良玉副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关于林改工作的讲话，2007年9月29 日。
[45] [美]盖伊.彼得斯：《美国的公共政策》，上海：复旦出版社，2008年。
[46] 荣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47] “钝化效应”原指应用化学或电化学方法，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薄的氧化物层，使金属腐蚀速率大大降低的过程。这里是指在政策在各层级执行落实的过程中，下级对来自上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