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收入房价比这个角度来看，收入房价比是居民年收入和在当地购买一套住宅所需支出的费用比，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普遍认为收入房价比在1：6至1：8较为合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1：10，而有数据表明我国目前大多数城市收入房价比已经超过了这个警戒线。但是由于从总体上讲，我国目前对住房有三种需求：居民改善住房的需求、拆迁房屋形成的需求和城市化加速农民进城的需求，这些都使我国目前的住房需求缺乏弹性。这三种需求的力度都不会减弱，而居民收入则在不断增长，只要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大于房价的上升速度，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关键是要调整房地产市场的供给结构，增加经济实用房的供给量，并启动二手房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以平抑房价。另外政府也要发挥“有形的手”的优势，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广东地区外资企业黑幕种种
本人是一个来自内地的民工，长期在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打工。看到许多的技术含量低, 有毒有害，劳动力成本高的外资产业正大肆转移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威胁着打工仔的身体健康，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我也不得不说。
陶氏化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当然因为我自己的民工身份。我不知道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 Corporation）和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的具体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应该有股权的联系。1984年12月3日，联碳在印度博帕尔市的农药厂甲基异氰酸酯气体泄漏，那些在睡梦中的印度人就被稀里糊涂夺取了生命，知道今天某些没有幸存者还在遭受那场灾难的折磨。印度的最高法院前段时间才发放了赔偿金给那些受害者。
今天这家公司又在中国开了一家工厂。就在广东中山的小榄。Union Carbide (Guangdong Zhongshan) Co., Ltd. 57 Xiaolan Highway, Xiaolan, Zhongshan Guangdong 52841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el. 86 760 210 1288 Fax 86 760 210 0823
他们的主要产品是那些环氧数脂和硬化剂（epoxy resin & epoxy hardener）以及那些中间产品。环氧数脂和硬化剂主要用于电子零件的浇铸上。还有一些电路板装配也用上他了。他们到底有没有毒害我不清楚。我以前在一家生产SMT电感和变压器的工厂做过（他用的产品就是美国陶氏公司生产的），我讲一下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这种产品的工艺是这样的：先将一个线圈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把环氧数脂和硬化剂用一定比列混合。用注射器将化学品浇铸在盒子里面。最后放在高温据焗炉里面固化。有一次有个员工在混合搅拌时不小心将化学品溅入眼睛里面，他马上痛苦的哀叫起来。经理马上跑来用清水冲了一遍，然后送到了医院。眼睛是保住了，不过视力是大大下降了。还有一次，按照规定取这种东西时，必须戴手套。有个员工为了图省事，就没有戴，手上沾了一些化学品也没有及时清洗。结果第二天早上，他的全身就浮肿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的毒害我是见识了。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要核对这种产品的说明书。我不得不佩服美国环境保护法令和化学品控制的完善。他详细介绍了产品的处理预防措施，甚至要求他们的产品容器在用完以后，要返回给他们的公司，不得随意丢弃（防止污染水体环境）。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这样的法规。更令人恐惧的是：在他的外包装上有这样的英文： warning:long period contact without protect will cause cancer. 我实在忍不住了，找到我们的厂长，跟他说，这样子不行的。要买点安全防护装置，否则以后有什么事情工人会找我们打官司的，我们会很被动的，尽管厂方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很好。终于他们购买了防护眼镜，还有洗手液。我告诉员工，每天下班和吃饭时，一定要洗手。
然而我还是听说在那个工序的女员工有部分出现了生理周期不调的现象。心寒哪。后来那些外包装上的英文被香港采购部的人用纸条覆盖了。
那些黑心的资本家是不管工人的死活的。稍微花一点钱，就可以购买一些防护设施。还有应该给员工告诉实情的，
我有一位朋友和他的老婆都在一家电子厂打工，也是做电子元件的。他老婆怀孕了，然而几个月以后，
医生告诉他，最好是把孩子打掉,因为他老婆经常接触有毒的化学品。朋友和他老婆痛苦，随后黯然回到家，发誓再也不出来打工了。
广东东莞新科电子厂附近有一家厂，他里面有清洗工序。要用化学药品，几个生龙活虎的小火子在那里干里两年后，就变成目光呆滞，脸色菜黄，全身带病，投诉到劳动监察部门，派人来检测，化学物质超标了，厂里面赔了几万元让他们回家了。
美国哈奇逊公司（Hutchinson Technology）生产电脑硬盘里的元件，那是一种很精密的金属元件。对产品的外观品质要求很高。在SMT生产用的是AOI（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检查焊接的质量等。大概就是光学扫描。哈奇逊公司在美国的工厂也用的是类似于AOI的装置检查产品的外观品质。然而他在中国的工厂却偏偏的用的10倍放大镜外加员工的眼睛检查。他要求每小时要检查那么多产品，同时又规定如果漏看一件坏品，就会被罚款。厂里的工程师员工怨声载道，要求购置美国厂的光学检查设备。不过厂方的答复是:因为大陆的员工工资相对于那些光学检查设备很低。所以购买检查设施从经济上讲不花算。而美国人的工资相对于那些设备较高.还跟那些员工说,想做就做，不想做就走人。反正外面有很多人没有工作，厂里不愁找不到人，员工气的说不出话来。
更有一些厂家把那些要落后的生产工序迁移到大陆来，其他工序还留在美国。当然那些工序一般是不稳定的，(报废品是一半)员工每做一件都要检查质量，给那些工序工程师施加很大的压力。他不想花钱开发改善新的工序,也不添置设备。因为在大陆人工成本比购置设备的成本低，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只会从经济的角度考虑。
广东地区的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大部分都是外籍的，有欧美人，台湾人，香港人等。有部分人的素质还是很高的，然而有部分人却很差劲。他们对工人残酷剥削,对他们的外国老板谄媚赔笑。经常在酒店里面找小姐。他们瞧不起大陆人。把大陆人作为低等级的劳动力。他们当中有很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他们祖国是下岗失业人员，或者是破产失败的小商人。到中国来自谋职业，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是穷人，不过在中国他们的工资还算是富人了。他们颐指气使,趾高气扬。
我曾经认识一位黑人兄弟，他是一个工厂里的技术员。操着一口难听的明尼苏达口音的英语，他在美国失业了。然后他跑到中国来了，然后在中国一家美资工厂当了工程部经理。有一位美籍华人，他在美国是加油工，然后到中国来，混了一个生产部经理。还有一些台湾的同胞，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会回去领取综援救济金。有个印度阿三，到了一家电子厂当管理人员，就把以前的工程师全部赶走，换上他们自己的老乡/顿时厂里面飘荡着一股印度口味的英语。正是因为转移到大陆的产业如此低级，所以才让这些人有滥竽充数的空间。
这里厂里面的工人处境也很可怜，大部分都是来自内地的农村女孩子，为了生计所迫，他们远离家乡。他们的年龄大约二十多岁左右。他们要承受高强度的生产线上的劳动，同时也要面对各种心理问题。她们不好找对象，因为男少女多。她们经常受骗，因为她们很幼稚，同时她们的生活也很枯燥乏味，而某些居心不良的男人就利用这些去欺骗她们，实际上，她们也是心甘情愿受骗，因为她们也需要生活的一点刺激。如果我以后有孩子，我决不会让他去打工。当然后果就是有些人受骗上当，有人为情自杀，还有人干脆破罐破摔，到发廊做小姐去了。
同时我也不是想贬低那些厂里面的同事，东莞工厂里除了一小部分是工程师外，其他人大部分都是民工。他们带有农民的缺点：狡猾，自私，吃硬不吃软。你如果跟他们将道理的话，他们会觉的你软弱。所以在工厂的管理一般就是沿用在农村地区乡村干部收提留款，或搞计划生育的粗暴工作作风，蛮横，绝对的服从。所以在东莞当地，那些治安联防队员也是用那些粗暴的手段对付那些不办暂住证的外来人员的。虽然不人道，不人权，但却有效。因为他们已适应了那种管理方式，不能适应民主人权的方式。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中国为什么要采用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了，他们不能消化西方的民主制度。
那些厂里面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大都是大陆人。也就是老板的耳目和打手。他们欺上瞒下，胡作非为。有些道德素质低的人还借机调戏玩弄那些厂里面的拉妹。至于当地政府，他们才不管打工妹打工仔的死活的。他们的目光追随着哪些老板外商。他们的目标就是招商引资，让更多的老板来投资建厂。然后他们收取土地租金，然后他们会收取各种税费，只要当地政府的腰包鼓起来了，他们看不见工人的血汗与泪
水。当然他们会赚到钱的，那些本地人也会赚到钱，那些本地农民就靠收房租就可以过日子了，不用上班，每天打麻将，找小姐。
如果有工人向当劳动管理部门投诉的话，他们是爱理不理的，当然如果有工人要罢工的话，或者示威游行。他们反映是很快的。记得有一次，东莞厚街一家家具厂拖欠工人了几个月工资，那些工人就去把107国道堵了，当地政府这次急忙派出警察和保安，还有劳动部门的人员，软硬兼施，把他们赶回厂里去了。新科厂职员要罢工，当地的巡警把厂门口都堵了。劳资矛盾已激化到如此程度了，还是没有任何团体或机制来调和这些矛盾。
如此种种，广东的外资厂还是有很多阴暗的东西。然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还得在那里上班啊，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回家去种田吧，那些微薄的农业收入不可能养活他们，他们也不能适应那种日出而做，日暮而归的生活。他们有一种无间的痛苦和迷茫。希望的路在何方？ 何新对决弗里德曼?
问：海外曾经有评论说您是李鹏的总理“幕僚”。您认为是否属实？
何：和李鹏总理，的确，有过一些直接联系。总理约见过我。但是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只是曾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向总理反映过一些个人意见而已。
我认为李鹏总理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他的任内，尽最大可能地顶住了“休克疗法”。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浪潮，势头很大，可以说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流声音。由于李鹏总理一直坚持渐进改革的方针，因此被指责为“保守派。”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支持李鹏总理的。 问：您主要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李鹏总理提过建议？
何：比如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
你查阅一下，从1988年到199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科尔奈，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著有《短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天然存在投资饥渴症，症状表现为供给瓶颈，排队抢购和商品短缺。这种理论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流行。）
但是在1989—1990年间我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李鹏总理在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曾派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
问：“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否只是一个提法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的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何：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1988—1990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1988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见附件）。
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 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少出口。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问：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您当时认为不应该同意吗？
何：是的！在1989—1990年间，我正在重新研究《资本论》。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资金就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讲的金融信用危机。
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则是由于企业生产出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常讲的“生产过剩”。
因此我认为，1988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
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成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
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通过1990年11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S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和怒骂之声，说何新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问：那么在当时，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3）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4）控制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总理为此派秘书和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作了笔录。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参看何新1991年7月致李鹏总理的信，《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白皮书）第368页。）
尽管经济学家们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领导听进去了。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双休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
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1993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
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问：但是，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更乐于提倡“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
何：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
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汇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靠“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
必须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
事实上，中国90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
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而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见附录）试问，如果当年中国真的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吗？
问：很多人仍然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何：我之所以要回顾90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历史提供镜鉴。各位可以比照1988年弗里德曼给赵的市场改革建议，认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当时给中国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实弗里德曼的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的一个大纲。
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李鹏总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90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1988—1991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
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500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国企崩溃、失业严重、社会对立尖锐的危机和困难，恰恰也正是由于后来（主要是在1998年以后）仍然采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
［附录］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几点意见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给赵总书记的信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在向您提出几点我相信是中国经济改革现阶段所需的关键几步的建议之际，我应该强调指出：我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也不熟悉。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在近几十年中，又作为一个观察者，我曾经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个国家都相信自己的的环境是特殊的。但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