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
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
(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
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着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着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
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