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
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
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
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向朝贡国颁发明朝的官方历书《大通历》，则是宗主权的一种标志，完全如同接受中国历书就是一种承认明王朝及其伟大的标志一样。朝鲜曾由于某种事故而长期拖延采纳明代新历书，以至于激怒了洪武。历史上有时也会出现中国为朝贡国祭祀山河的例证。如在郑和远航期间，曾于满刺加和柯枝(Cochin，科钦)所作过的那样。朝贡制度表现为文化传播的一种颇有意义的媒体。除了皇历之外，皇帝和朝廷还授命郑和船队向西洋各国赠送儒家伦理经典、医学和针灸、六经、智慧之书与诗词、传记等着作。钱币与兵器，本来是明政府严加控制的，但郑和船队也在西洋广加赠赏，以交换贡品。郑和船队带去的还有度量衡器具及官服、乐器、绘画以及书法用品。所以，在郑和出使中，文化与文明方面的目的，超越了经济与贸易方面的考虑。这也是大明王朝“怀柔远人”
的传统。
在郑和远航中，根据传统的互相承诺，既不是条约，也不是常见的协议。西洋所献贡品的价值，可以任人自由评说，也完全如同中国皇帝所赏赐的礼物一样。它们更多的是具有象征性意义。中国官吏们所宣扬的是上天的仁慈，朝廷注重的是皇帝的权威不受损害，而不是利润得失。
虽然永乐帝在开展外交关系的同时，又重开三个司舶司：宁波与日本，泉州与菲律宾和广州与南洋群岛通商互市。明王朝除了与日本之间从事的堪合贸易之外，南亚、东南亚诸国纷纷来朝。但是，郑和的海上远航，从来就不是和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真正的贸易行为。中国与葡萄牙完全不同，它既不寻求占地，也不追求黄金和奴隶，更不会贪婪地掠夺香料。郑和船队中最多也是只会有几个太监从事海岸小买卖，于某一港口抛售于前一站采购的商品，如在非洲推销他们在古里市场上采购到的珍异物。中国的这种与朝贡制度密切相联系的外贸，深受两大弊端之苦。首先是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由国家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