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眸了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探索形成阶段和创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渊源、主要特点和丰硕成果，展望其学科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重要途径和发展趋势，以推动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不断走上新台阶。
关键词：回眸与展望；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创新与发展；
作者简介：欧阳雄飞，男，深圳市委政法委员会一级警督；深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汕头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首届理事，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正如是非场上“旁观者清”一样，理论建设也应当补充一个新概念，叫做“反思者清”。我国行政管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学科体系的发展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目标提出和理论探索阶段(1982年—1985年)、产生和形成阶段(1985年—1987年)、创新与发展阶段(1987年—至今)”。回眸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自主创新的历史过程、研究现状，并展望其光辉灿烂的未来前景，集中反映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建设的历史轨迹、学术脉络和科研水平，对于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关于“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①的战略部署，澄清学界有些人关于“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②的说法，繁荣发展中国行政哲学和行政管理学，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我国行政管理学的恢复与重建，与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与探索，是同时起步和同步发展的。提出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就为行政管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指明方向和目标；而行政管理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成果，又为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提供理论资源、人才基础和学科支撑。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行政实践的强烈需求、理论界人士的积极努力，则是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目标提出和理论探索阶段的重要特征。
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是：恢复和重建行政管理学，一方面需要开展比较研究，引进、吸收国外行政管理研究的积极成果和先进理念；另一方面需要开展应用研究，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中国行政管理问题、经验、特点、规律，特别是总结1982年行政机构改革的新鲜经验，并升华到理论高度。只有提出探索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基础研究任务，才能避免在开展比较研究时，照抄照搬国外行政管理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在开展应用研究时，避免忽视基础研究、迷失方向和目标的形而上学倾向。因此，行政管理学恢复和重建时期，党和国家要求学术上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把学科体系建设的任务，定位为“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同时步入改革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强烈需要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和其它学科理论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因此，关于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已经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1979年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③
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1980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1982年夏书章教授提出“把行政学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响亮口号；1984年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在吉林召开的行政学研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1983年在昆明召开了全国政治学会年会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由中国政治学会陈为典秘书长主持，组织专家学者议定，编辑出版全国首部《行政管理学》专著，并聘请积极呼吁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的夏书章教授出任主编。
1982年、1983年、1984年中国政治学会等单位，分别在北京、上海、天津举办了《行政学讲习班》和召开了“我国第一次行政科学学术研讨会”，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建立行政管理学科学体系的设想。”1985年5月5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下发的《关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筹备工作的通知》)(中行筹字85第1号)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章程(草案)》，确定了“研究行政管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建立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的科学体系”的战略任务。
薄一波同志于1984年为《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创刊题词，提出了“研究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构想；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1986年10月写给田禾同志的一封信，旗帜鲜明地提出关于行政学“我国应考虑学科体系的问题”④，并引发了关于行政学学科体系的大讨论。
我国行政管理学探索阶段的三种提法，即从“建设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体系或科学体系”，到“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提法”或“概念”的调整和更新，而是我国行政管理学初创时期理论上自主创新的集中反映，即集中反映了在服务于行政实践基础上，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丰富多彩。一句话，反映了我国行政学理论由不成熟尽快进入了成熟和正常发展的理论状态。
二、在党和国家的倡导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引导和指导下，全国行政学界群策群力，开拓创新，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体系，开创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局面。
1984年以来，中央和省、市地方行政管理学会的筹备和成立，为探索建立我国行政学学科体系提供了组织保证。行政学恢复和重建时期，全国大多数省成立了学会或学会筹备组；天津、广西、上海、福建、辽宁、四川、山西、河北、河南、浙江、江苏、安徽、陕西、黑龙江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正式成立了行政管理学会，各地大都由政府领导人主管学会工作，纷纷把“探索中国行政管理学体系”作为学会研究的重点课题；并且先后采取举办行政管理学讲习班、研讨会和开办行政管理院校和专业，以及创办多种报刊杂志，培养人才，出版专著，大量翻译国外行政管理著作，为研究和探讨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提供信息沟通和学术交流的平台。据统计：我国行政学学科体系探索阶段，编辑出版的行政管理学以及有关分支学科的专著、译著、辞书、手册等，估计约有近百本，仅行政管理学专著就有30多本，发行数量也较大，有的成为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