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智慧之母。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产生，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据理论创新和行政实践的需要，综合相关学科的思想资料，整合行政学探索阶段的理论资源，专心致志地探索对象的客观规律，捕捉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把那些零星而富含思想闪光的学术观点、独特而富有发展潜力的理论见解、局部而富有全局意义的研究成果，遵循以国家行政组织为逻辑起点的逻辑思路，使之规范化、系统化，从而构成行政管理学的研究触角纵贯古今、横达中外的学科体系。正如董京泉同志指出的：“就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对前人科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和重新梳理，使其系统化”。“你的任务就是把前人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思想片段加以综合分析，按照其内在联系和逻辑使它构成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15)
现将全国有关“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产生的一些见解、观点、资料选辑如下，以集中地、有代表性地反映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形成的历史轨迹和理论脉络。
《中国行政管理》1985年第1期和《光明日报》1985年5月20日分别对成立于1985年4月26日的“湖南教育学院行政管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作了专题报导。“欧阳雄飞会长在开幕词中提出：‘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创建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学的科学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潜科学、其它学科》1985年第2期，全文复印转载了《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发表的欧阳雄飞“试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一文，较早地勾画了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正如行政管理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一样，行政原理学、人事行政学、财务行政学、机关管理学、行政法学、公共行政学等具体行政研究领域，则是行政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广义行政管理学与狭义行政管理学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辩证关系、整体和局部的从属关系。只有对行政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揭示每类行政管理及其包含的特殊规律，才能为广义行政管理学的整体研究提供素材和基础，才能科学地揭示我国建国以来行政管理发生、发展和变革的一般规律；同样地，一旦我们建立了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学的科学体系，又能为研究各别行政领域及其规律提供指导，使各别行政管理及其特殊规律得到更深刻的揭示和科学的表述。”
“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定稿于1985年8月5日(即其学科体系的产生时间)，交稿于1985年9月出席《全国行政管理学专题讨论会》庐山会议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郭丙于副秘书长，在《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6期发表前夕，即1986年3月13日，全力支持“十”字型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研究事业的郭丙于同志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欧阳雄飞同志：‘体系’一文，我与刘怡昌同志商议过，一致意见：很有启发，可以发。”
李清元同志在“简评行政管理学‘十字网络型’学科体系”一文中指出：“欧阳雄飞同志发表了《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以下简称《论体系》)一文，并运用《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网络图》和《中国行政管理学系统工程图》(以下简称“两图”)，来表达学科体系的丰富内容，令人耳目一新”。“《论体系》和‘两图’的形成，标志着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在公共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然而，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天才的猜测，但一直处于不成熟状态。而《论体系》一文的作者，在广泛吸取了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预测学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相关学科精华的基础上，综合反映了国家行政管理的共同规律的理论成果，注意摄取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新思想和新经验，从而形成了多要素、多层次、多序列、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16)
值得提出的是：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的建立，学科源的形成，为行政管理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然而，多年来有些同志对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及其学科源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也是行政学研究不应当忽视的问题。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创造的近80门分支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表明其学科体系创始人拥有其学科发明权、学科命名权。因此，专家引用其学科体系中的新观点、新见解和新学科而不注明出处，从法律角度讲，这就是违规、违法的事情，可以诉诸法律予以追究。这也是我国行政管理研究走向规范化、范式化的重要途径。
三
《中国行政管理》1987年第6期发表的《试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标志着中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的探索阶段已经结束，行政管理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创新和发展的阶段已经到来，也标志着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以自主创新的科学理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风貌，一劳永逸的宣布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独立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园地。
一、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参与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大会的理论准备，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地方行政管理学会制定和组织实施历届、历年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近期计划和远景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李清元同志在“简评行政管理学‘十字网络型’学科体系”一文中指出：“《论体系》和《两图》为我们加强中国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一条总的指导线索”。“既指明了专业行政或部门行政理论研究的具体方向，又指明了我国行政管理学理论建设的总方向；既提出了我国行政管理学理论建设的具体任务，又提出了我国行政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总体任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有利于学术界从实际出发，规划中国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的当前计划和远景规划。”(17)
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大会制定的科研规划而言，从张文寿同志于198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工作计划要点(1988年10月——1990年》)的科研部分来看，追本溯源，基本上源于中国行政管理学“十”字型学科体系确定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内容。其中包括：(一)研究行政改革的现实问题。(二)学科建设基础理论研究。1、一般行政理论研究；2、专业行政研究；3、层级行政研究；4、区域行政研究；5、行政案例研究；6、政策分析研究；7、行政管理学方法论研究；8、各国行政管理比较研究；9、行政管理史研究；10、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纪念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10周年资料汇编》第99、100页)。